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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像

更新时间:2019-07-25 23:44:56
作者: 刘浦江  
何曾有什么“民族革命”的气氛?从当时的记载来看,明初士人其实很少关注华夷之辨这一类的话题。钱穆特别留意明初开国诸臣的民族主义论调,结果非常失望地发现,其实他们“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诗文中谈及元明革命时,“皆仅言开国,不及攘夷”。[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第131、152页。]这种情形让他颇为愤激,觉得对此难以理解:“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第200页。]但这确实反映了明初士人的真实心态。

  

   明人民族情绪之高涨,大抵是15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这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和民族冲突自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明朝长期面临的“北虏”之患,是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根源,其中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更是明蒙关系恶化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之际,往往就是华夷之辨大行其道的时候。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尘封已久的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得以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光复华夏的民族革命。

  

   历来将元明鼎革视为民族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便是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遣徐达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檄文中有一段文字被后人反复提及: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1367)十月丙寅,《明实录》第1册,第401—402页。]

  

   在后人看来,这篇檄文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征意义,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语,更是被后人赋予了极为鲜明的民族革命寓意。钱穆谓元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第111页。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五《夏明玉珍传》谓徐寿辉至正十三年遣人招徕明玉珍时,有“期逐胡虏,以靖中夏”的说辞(中华书局,1982年,第112页),但此言显然不具有《谕中原檄》那样的象征意义,故不曾为后人注意。]萧公权亦称此檄“明揭攘夷之口号……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56页。]这些认识由来有自,可谓久已深入人心。从明代文献来看,大约自弘治(1488—1505)以后,这篇檄文开始受到士人的强烈推崇,先后被收入程敏政《皇明文衡》、佚名《皇明诏令》、高岱《鸿猷录》、[高岱:《鸿猷录》卷五《北伐中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末有作者史论曰:“我圣祖谕中原一檄,词严而义正,理直而气昌,虽《大诰》《牧誓》何加焉!”]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明嘉靖刻本,1984年,第1册,第9—13页。]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五《诏令杂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4册,第1617—1618页。]以及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王锡爵、沈一贯辑:《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万历十八年周曰校万卷楼刻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92册,第24页。按此书题为《高皇帝谕中原诏》,系一节本。]等书。尤其是《皇明文衡》和《皇明诏令》两书收录此文的情况,细微处颇堪玩味。

  

   这篇檄文最初见于《太祖实录》,首称“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云云,未记作者及篇名。弘治间,程敏政在编辑明人总集《皇明文衡》时收入此文,题为《谕中原檄》,作者署名为宋濂。[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一,《四部丛刊》本,叶1a-2a。按此文作者实非宋濂,说详下文。]取与《实录》对勘,知此本有若干文字脱误,恐系辗转传抄者。目前看来,这大概是该文最早引起明代士人的特别关注,后来诸本大都出自这一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谕中原檄》被冠于《皇明文衡》一书之首,我想这恐怕不会是偶然为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明诏令》。该书编者佚名,所收诏令下限至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是年八月付梓。全书篇目皆依时序先后排列,惟《谕中原檄》一文例外。该书编者将此文置于卷一首篇,虽未标注年月,但据《太祖实录》知其在吴元年十月丙寅;而下一篇《遇变省躬旨》题下标注为“吴王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时间在前,却列于其后,可见编者确是有意要将《谕中原檄》冠于全书之首。[见《皇明诏令》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十八年傅凤翱初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58册,第15—16页。又据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影印嘉靖刻本,卷一前两篇分别是龙凤十二年(1366)十一月《讨张士诚令》和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抚谕浙西吏民令》,第三篇才是《谕中原檄》。此本目录卷三后有“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浙江布政使司校补”的字样,知非初刻本,其卷一前两篇文献乃系后人所补,有违编者之本意。]从以上两书收录此文的情况来看,《谕中原檄》显然已被明朝中后期士人视为元明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象征。

  

   有意思的是,后来《皇明文衡》、《皇明名臣经济录》和《弇山堂别集》在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时,其中所载《谕中原檄》又都被四库馆臣心照不宣地删去了。我在乾隆四十七年编成的《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中,找到了馆臣对《明名臣经济录》一书的审查意见:“查此录系明陈九德删次,……自明初迄正德末而止。中间惟宋濂《谕中原檄》及他文内词意偏谬者应行删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清姚觐元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9页。]此段文字明确透露了四库馆臣忌讳《谕中原檄》的消息,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后人对此文特有的民族主义印记的一种固有印象。

  

   自15世纪中叶以后,明朝士人开始对元明革命进行重新解读。成书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丘濬《世史正纲》,在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皇帝位,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条下有一段十分激昂的议论:

  

   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虽五胡乱华,而晋祚犹存;辽金僭号,而宋系不断。未有中国之统尽绝,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与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语,家其伦类,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丘濬:《世史正纲》卷三二《明世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嘉靖四十二年孙应鳌刻本,史部第6册,第631页。]

  

   在明代士人中,丘濬算得上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其狭隘的华夷观念在《世史正纲》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历代王朝分为华夏纯全之世、华夏割据之世、华夷分裂之世、华夷混乱之世以及夷狄纯全之世,所谓“夷狄纯全之世”者,专指从南宋覆亡到朱明复国之间的93年,“世道至此,坏乱极矣”![《世史正纲》卷三一《元世史》,史部第6册,第600页。]因此在他看来,元明鼎革毫无疑问就是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史无前例的民族革命。

  

   明朝后期,士人的民族情绪愈益亢奋,对于元明革命的意义也有更为极端的阐发。如明末儒者徐奋鹏在讨论历代正闰问题时,至以为三代以下除本朝之外皆无正统可言,“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宋龙门颂其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以此方之,则谓汉、唐、宋皆闰位可也”。[徐奋鹏:《徐笔峒先生文集》卷八《古今正统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叶4a—4b。]这里所称“宋龙门”是指宋濂(宋濂号“龙门子”)。查此说之出处,见于宋濂洪武七年所撰《〈大明日历〉序》,该文在歌颂太祖开国之功时有这样一段话:“然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翰苑续集》卷五,见《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册,第874页。]仔细看看这段文字,哪里有把太祖“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归之于其“攘夷”之功的意思?徐氏曲解宋濂的本意,称太祖“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论其“得国之正”,独得比肩于三代之正统云云,则是将元明之际的民族革命意义推衍到了极致。

  

   不难想像,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之下,明朝中后期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股仇恨蒙古的民族情绪。尤其是嘉靖以后,因明蒙冲突加剧,这种情形愈发明显。据说明世宗“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触忌”,中华书局,1997年,上册,第57页。]陈垣先生将此类因厌憎而生的避忌归入“恶意避讳例”。[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5—27页。]世宗的这种心态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表情。

  

   明人笔记中的某些传说相当真实地流露了这种民族情绪。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有这样一条记载:“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焉。”[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国初讳用元字”,中华书局,1982年,第14页。按“分关”指分家析产的文书,知此系作者亲眼所见。]《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说法:“尝见故老云,国初历日,自洪武以前,俱书本年支干,不用元旧号。又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又民间追恨蒙古,不欲书其国号。如南宋写‘金’字俱作‘今’字,曾见宋列帝御书及妃后翰墨皆然,则又不共戴天仇也。”[《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年号别称”,下册,第799页。]有学者指出,这其实是明人的一个误解。明初确实多有讳“元”字而更名者,实系避朱元璋名讳,如潘元明或作潘原明,李士元更名李善长,秦元之或作秦原之,夏元吉或作夏原吉,侯元善或作侯原善、侯善,李元明或作李原明,王元章或作王原章等等。明代中后期笔记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解,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明朝避讳不严,《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命名禁字”条说:“避讳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轻。如太祖旧名单一字,及后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命名禁字”,下册,第856页。]故李诩、沈德符没有想到这一层是并不奇怪的。第二,《戒庵老人漫笔》和《万历野获编》成书于嘉靖、万历间,由于嘉靖时期俺答汗给明朝带来的严重边患,令明人对鞑靼深恶痛绝,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误以为明初讳改元字是“恶胜国之号而避之”,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张和平:《明初讳元说析辨》,《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第260—268页。]

  

上述误解并非孤例,其实在时代更早的明人笔记中已有类似的情况。陆容《菽园杂记》卷三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国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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