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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纬光:军队、战争与国家整合:对晚清至民国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9-07-23 21:47:48
作者: 徐纬光  

  

   对比军阀割据状态中难以克服的层级断裂局面,以党治军所锻造的国民革命军似乎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在缺乏国家整合,难以保证军人的制度化上下级服从关系的前提下,政党组织提供了一种替代,用党的纪律约束军人,避免了武人当政造成的层级断裂;政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通过各种政治教导、动员的方式,既改善了官兵之间的关系,也激励着士兵为了政治信念而奋勇作战。所以党军往往被视为是一支更具政治忠诚和战斗能力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能够在短短两年时间迅速击败几支数量远大于它的军阀部队,从而完成武力统一的关键。姜克夫就认为:“北伐军有中共党人做政治工作,有工农群众的拥护,士气极旺,广大官兵又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明确的作战目的,故能以少胜多,势如破竹。而北洋军阀部队,虽有正规军事训练,能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但政治腐败,士兵缺乏战斗意志,特别是得不到工农群众的拥护,故一触即溃。”

  

   从组织结构上说,党对军队的领导表现为全体国民革命军官兵都自动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军事指挥系统之外,叠加一重政党的领导结构。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各级司令部都设有政治部,负责所辖部队的党务;下级单位则派驻党代表,并组织党部。这样一来,相比于普通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确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同等规模的军队中,它的军官人数更多。比照晚清常备军一个镇满员情况下士兵一万零四百三十六人,军官是七百四十八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规模相当于一个师)士兵八千七百四十八人,军官则达到七百六十八人。这就说明,在国民革命军中有着更多的低级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对于提高其战斗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整个北伐战争中,党军发挥的作用可能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如果追溯国民革命军的成军过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严格意义上的党军所占到的比例非常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黄埔军校开学,这是国民党自建军队的开端,第一期学员六百四十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黄埔军校生扩编为两个教导团。一九二五年四月又扩编为一个旅,不久再次扩编为两个师。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决定将党军扩编为一个军,同时决定将广东境内所有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七个军。就此而言,党军所占到的比例只有七分之一。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总共是八个军,除第一军由黄埔军校生扩编形成,其余各军均是对军阀部队的整编而成,包括由湘军改编的第二、八军,滇军改编的第三军,粤军改编的第四、五军,部分赣军和警卫师等改编的第六军,桂军改编的第七军。从北伐战事来看,只是在与孙传芳的战争中,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党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在与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的军队进行战斗的同时,一直在不断收编各地的军阀和地方部队。其中的逻辑是,越是势力强大的军阀越倾向于拒绝收编整合;越是实力相对弱小的军阀则更容易接受政治招安。比如云贵川等地的军阀看到北伐军攻克武汉、南京,也就纷纷表示了归顺。到一九二八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易帜,服从中央政府,这也都是军事征服为辅、政治归顺为主的结果。

  

  

   正如章永乐在书中所述,当我们基于历史发展的结果去总结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经验时,总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党建国家才是中国完成政权转型的现实路径。就此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这既是共同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也不妨看作历史选择的结果。接下来,论者往往着眼于政党的社会基础、政党与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转向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探究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根本原因。

  

   作为对此类论述的补充,本文意在指出,国家建构的前提是靠武装力量维系统一。在这个方面,晚清至民初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是相当典型的武人当政、层级断裂的困局。夹杂其中的种种政体实践的尝试即便在义理上大有辨析的空间,或许终究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它们先后失败的根源和义理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密切,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都无法提供手段克服军队的私属化趋势,无法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击败对手。

  

   事实表明,以党建军、以党治军的党军模式能够克服军事组织层级断裂的困局、有效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但是,通过对北伐期间国民党党军所发挥作用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通过北伐所实现的国家统一,更多地依靠了对地方军阀的收编整合。甚至像冯玉祥、阎锡山对张宗昌、张作霖的战争,尽管在法理上可以归为北伐战争的叙事系列,其实更多地靠近于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这也就为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隐患,成为其最终在战场上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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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9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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