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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阈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

——几个区域史研究的例子

更新时间:2019-07-20 22:24:19
作者: 赵世瑜  
开垦土地达万顷之多。但后金天聪年间皇太极率军征服漠南蒙古,这些聚落在战火中被大多摧毁⑩。原居汉人或死于战火,或逃回内地,或融入蒙古。清初禁垦,但自康熙时又有内地汉人前来,采取春来秋归的“雁行”方式,其户口仍在原籍,从理论上说亦应在原籍纳税。于是政府也对此采取半放任的态度,规定“种地之民人……俟秋收之后,约令入口,每年种地之时再行出口耕种”。对政府分给蒙古人的份地——户口地,蒙古人也像关内旗人一样,将其租给外来汉民耕种,所谓“蒙利汉租,汉利蒙地,当时虽有私垦之禁,而春种秋归之习依然”[7]。

   乾、嘉以降,内地汉人出口耕种已成为不可禁止之势,此时一味禁止已证明行不通,而完全宣布开放封禁,会违背祖宗“既定国策”,形成进退两难的态势,只好做一点局部调整。比如乾隆十三年(1748)政府就要求“蒙古部内所有民人,民人屯中所有蒙古,各将彼此附近地亩照数换给”,等于承认汉人移垦的合法性。到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民人在土默特地区落籍,这个合法性就从事实上的变成了法律上的。在这一过程中,直至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内地民人移垦引起的蒙汉纠纷大量增加,土默特档案中的大量诉讼案件就说明了这个变化。特别是从嘉庆到光绪这段时间,康乾时期移入土默特地区的内地民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富裕起来,从最初的租种蒙民土地变为将蒙族土地购为己有。这就使得许多失去土地的蒙民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引起当地社会的震荡(11)。于是,旧的游牧社会秩序被已经商业化了的农业移民的进入打破,适应新变化的新秩序急需建立。19世纪便是这个地方新秩序营建的时代。

   在蒙古实行的盟旗制度下,参领、佐领下的基层管理人员为领催,虽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挥制度赋予的作用,但对汉民村落的管理已经力有不逮。于是雍正年间,在所谓汉人“寄民”中实行保甲制度,一村设一甲头,个别村庄会设有蒙、汉两个甲头。光绪时情况变化,甲头成为村众共同推选出来应付官府之职,其性质也从最初的一个管理内地民人的职位变为了内地民人“支应官差”之职。这说明政府已从对临时移民的管理过渡到对永久居民的管理,重点考虑其交税问题,甲头也同时肩负在赋税问题上与政府打交道的责任。

   除此之外,山西移民也把原居地的会社组织形式带到这里,成为民人村落自治组织的一种形式,与甲头制度相表里。这些会社也是围绕寺庙而形成,也通过组织祭祀活动整合乡里,但也同时起到协调关系、调解纠纷、稳定秩序的作用,这显然是把山西原居地解决此类问题的传统有效方式,带到新的环境中(12)。由于这类会、社组织的亲和力,使我们在大量诉讼案件中见到所谓“甲会”并称出现,即甲头与会首共同扮演维持地方秩序的角色。在光绪年间的一起纠纷中,“领催格海呈控甲头张六九、会首赵德明等,声称托府主出谕,由各村捐办义务,令其入社,随同伊等摊办襟差。格海与甲会理较,而甲会以禀明托厅,拘锁到衙门责打管押,那时看你入社不入。说完扬常(原文如此——引者)而去”。汉人甲头、会首对原有盟旗制下的蒙古领催的固有权威地位也提出了挑战,似有在基层实际管理上取而代之的趋势。虽然地方官府还要维护原有制度的权威性,归化城厅长官批示“晓谕该村甲会等,嗣后再不准牵连蒙古摊派民社差使”(13),但这样的组织形式显然也较大地影响到了蒙古社会,而这影响的另一方面体现就是我们同时见到大量关于“蒙社”的记录(14)。

   由此可知,来自长城以南的移民大量涌入,给土默特地区造成巨大冲击,原有的制度——无论是国家的还是民间的——都被迫去适应这个新变化,在适应的过程中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日益调适。经过各种纠纷和不断磨合,到光绪年间,土默特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旗制(参佐领催)、甲头、会、社以及喇嘛等共同构建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远非完善和谐,但却是对因移垦引起的日益剧烈的社会变化的有效反应。要了解这些挑战与响应,我们仅靠西方挑战与中国响应的模式及相关的方法是无法得出答案的,仅靠了解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变化也是无法得出答案的。

  

   四、简短的结语

  

   还可以举出若干例子,这些例子的取得基于我们的区域研究实践,其结果恰好是为了使我们避免单线的、以某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历史母版来概括历史的认识逻辑,而希望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理解政治事件和制度,又反过来通过这些事件和制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操作去把握社会变迁。

   比如,在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诸多学者、国民政府的关注而闻名的定县,当年平民教育试点村的邻村,我们看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庙宇韩祖祠,其中供奉的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飘高老祖,现存多块碑刻说明了当地的信仰系统历经数百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平民教育实验和这个信仰体系共处于同一空间,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张力?定县士绅长期以来不断塑造的韩(琦)苏(轼)形象,与现代平民教育运动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仅从清末改制、新学推广、思想启蒙等因素,能否全面解释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自以为(或者通过文献,包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材料)已经被明清两代统治者镇压下去的、以无生老母信仰为核心的民间宗教,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普遍存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我们所见的田野资料),脱离了这些了解,也许对义和团事件的认识就不会全面;脱离了这些了解,我们对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之类的研究始终被框定在一个现代化话语中,而脱离了具体的时空脉络。

   再如,我曾随研究华南的学者前往曾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广西桂平,虽然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但此地的材料所显示的问题也足以对我产生巨大的冲击。在随后的田野随笔中我曾写道,此行对我以往的相关历史认识至少有两点深化。第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把这里与王阳明平定大藤峡瑶民起事联系起来,并不觉得这两件通史叙事中的大事件发生在同一个县里。恰恰就是在那前后,外来人日益进入此地,在明代有从附近地区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明末清初则有随永历政权避入西南的大批官员、军队和百姓,在清代更有日益增多的经商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此地渐成化内之区。外来人与“土著”之间因资源等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纠纷。太平天国运动发起时的主要成员是外来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土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解决问题。也正因此,明朝瑶乱平定为大量外来移民创造的契机,就与太平天国起事有了联系。第二,我们以往总会把洪秀全及其拜上帝会捣毁偶像的行为与其信仰基督教联系起来,这样,这种行为就与近代西方列强进入中国这个大形势有了直接的关系。但当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就会知道,他们之所以与那些寺庙和神灵过不去,并不是因为他们要以一神的基督教来对付中国本土的神灵崇拜,而是因为当地是以神庙为中心构成不同的社群及其行为空间,这个社群及其行为空间又通过日常的祭祀仪式被不断强固,外来人则被排除于这个社群和空间之外,也就是被排除在地方公共生活之外。没有以“在地”身份参加过游神的人,不会理解自己没“份”的那种困境。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变”是跨越明朝中叶直到19世纪的中叶,而不仅与1840年以后的事件有关。从这里燃起的火焰之所以迅速在南方燎原,也许主要并不在于清廷的压榨加重,也主要不在于西方列强侵略,而是人口流动等原因导致的资源再分配和社会秩序再调整的欲求(15)。

   这样的例子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继续浮现出来。它们显然没有回避政治史,也没有回避变化,甚至“变”与“不变”的问题在这里并不是核心。它们所回避的只是某种特定意义上的变化,即可以说是向两个“半”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甚至可以说它们回避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走向或过程,而是回避这种话语及其语境。我想,之所以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一切现实问题似乎都和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被动挨打的那个19世纪具有直接联系。我们将“近(现)代”的划时代或转折点意义作为“应然”接受下来,但是,为什么近(现)代这个转折或断裂比任何其他转折或断裂意义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因为它创造了超过以往的巨大的生产力?无论如何,因为有了对“现代性”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有了“早期现代”、“前现代”,甚至“后现代”等等,它们都是以“现代”为旨归的。这些对历史时段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近代人群体所发明的,后者并不考虑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那些人“俱往矣”。

   前面两个例子都在讲19世纪的变化,在社会史学者的眼里,社会绝不是静止不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采取的仍然是历时性的眼光,而不是社会学家的共时性角度。只不过两个例子提示我们,时间的标志是人为设定的,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具有很多的层次,宁披、土默特,甚至定县、桂平不仅经历了世界历史的时间,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时间,同时还经历了他们各自区域历史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表达中我们发现了不尽相同的历史面向。显然,如果不循着多元的时间线索、特别是以本地为中心的时间线索去追寻的话,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解释是可以预先想见的。空间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两个例子已经说明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假以时日,当我们试图将这些天各一方的区域发展整合在一起,并试图给予解释的时候,会发现19世纪的中国并不完全是现在我们所知的中国。

   宁波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中国人开始与西洋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本钱。事情的发生本围绕中国人的利益而起,但结局却仿佛是新老殖民者的鹬蚌相争,本地人并没有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渔镖之争”的故事便成一个演出了多年的肥皂剧的新的一集。土默特的例子告诉我们,到18-19世纪欧亚大陆重新连成一个整体——这里主要指陆路——的时候,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的两千年历史被翻转过来,北方汉人的移垦使长城以外的北部和西部地区真正成为帝国疆域的一部分。就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来看,这二者难道就不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吗?

   在区域社会史中,历史的音调是多重的,但它们无疑交织成为一个具有共同主题的混响。

   [收稿日期]2008-03-11

   注释:

   ①参见拙文《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或《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70页。

   ②例如,在2005年北京论坛历史学分论坛的“近代东亚社会的转型与重构”主题说明中,设计者有这样一段阐释:“一些人认为东亚某些国家经过百年政治革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些人则认为历经革命洗礼的社会与革命前的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史学者与社会史学者的看法有明显的差别。……这一组的学者们将围绕着对世界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典型事例,借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数据、特别是档案史料,从政治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关系等等新视角,来看待‘历史中的变迁’,分析其表征与实质,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对话,并向原有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解释提出挑战。”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有意义,即不仅是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政治史与社会史对话的机会,发现各自的局限性。但从这段话中仍然可以发现研究视角间的某些误解。

③杨念群在其《“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一文中(《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在文中表达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也非无的放矢,其实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反躬自问,一些成果是否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理念训练出来的人用新的学术概念表述的新版“地方志”?显然,对于历史的重新诠释仅靠所谓“在地化经验”是不够的,我们也不认同把所谓“在地化”的实践视为学术创新的一种快捷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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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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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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