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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

更新时间:2019-07-19 06:35:01
作者: 赵世瑜  
卫所军户制度造成了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最为频繁的、成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明初的许多地方,他们成为占有一定优势地位的人群,所以虽然未必人口规模最大,但其来历却成为周围人群附会的对象;第三,无论是否卫所军户,假如祖先移民传说多与明初入籍有关,传说中的原乡必定对这些人入籍有利,否则便很难给出解释。

   祖先移民传说所反映的地域认同与其他文化现象所反映的地域认同有所不同,比如同乡会馆当然表现出某种对原乡的地域认同,但它们大多反映的是一时乔寓异地、或者迁入该地时间尚短的人群心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为实用的功能;而移民传说则可以在数百年之后、移民早已土著化之后依然脍炙人口,在社会生活中多为象征作用。但二者之间也有共性,即如程美宝所指出的,地域性文化标签往往是在异乡得到强化的,(27)移民传说亦是如此。但之所以如此,是移民传说最初往往是移民在异乡的生存策略,后来可能演变为地方为显示其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包容性而打造的标签。无论如何,与其说它反映了对原乡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认同,不如说成为在现居地地域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工具。

  

   三 地域认同与明清国家的形成

  

   从各个地方的区域历史结构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同祖先移民传说的存在与传承,无论其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意义有何变化,都并不意在割裂或阻碍某一地方的地域认同。对于那些本来是土著却附会移民传说的人群来说,就更是如此。在最初阶段,制造或传播这一传说如果是为了便于入籍或者在此地定居,如果这样的传说需要得到原住民或者在籍人群的接受,那更会有助于对本地的地域认同。

   以往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讨论,更注重王朝开创时期的文治武功以及各项国家制度的创设、传承和嬗替,这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国家对版图及其中不同人群的有效管控,或从另一面说,版图内不同人群对新建国家的加入,也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与文治武功、各项制度有直接关系,当然不能只考虑国家的巨大推力,也需要观察地方的能动。

   明代国家的形成之初,并不试图维系元朝的巨大版图,其统治集团也不具备蒙古人那样的能力,对北部草原和西部高原形成直接的支配。但在一个相对内缩的版图内,通过各项国家制度,强化对土地、人口的管控,形成比元朝更强的内在凝聚力,只是在明代中叶以降全球性变化的背景下,由于区域开发、人口流动性加大、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加大等原因,开始逐步向外扩展。而清代国家的形成,正是继承了这二者的双重遗产,是元明国家发展的合理延续。因此,从明到清,正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本文提及的祖先移民传说,考其源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传布的。根据现有的研究,这类传说最早产生于明代中叶,按照徐斌前述研究,鄂东地区的江西饶州瓦屑坝传说在明正德初年即已存在,但至迟到清康乾时期便在当地广为流传。(28)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南雄珠玑巷传说也大体类似,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族谱中,到清代大为普及。华北各地的洪洞大槐树传说在晚明已有蛛丝马迹,真正广泛流传则到了清中叶以后。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此类传说都见诸族谱,而各地族谱的普遍修纂是在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的缘故,因此这些传说的口头流传应该略早。

   边陲地区的移民传说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无论是否土著,这类传说往往以中原某地为原乡,目的在于确立某种正统性的身份。除了珠江三角洲的南雄珠玑巷传说外,西部地区多有祖先来自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比如我所讨论过的云南腾冲董氏,根据其家族流传下来的明代军官的承袭供状,本为当地土军,只是到清代嘉庆时编纂族谱,建造祠堂,才称祖先是南京人,再晚则细化为应天府上元县胡树湾人。(29)在青海某些回族和土族的口述传统中,也有祖先是南京人的说法。而自称来自南雄珠玑巷的粤人,既有较早入籍的民人,以此将自己与瑶、疍、畲人相区分,也有开发沙田的瑶、疍、畲人,以此将自己的族群身份转化为汉。由此,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群(或族群)逐渐共享了同一个祖先移民传说,从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域认同。同样,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具有一个中原身份的前提,以此形成了围绕南岭山区的各个山地开发人群的地域认同。

   如前述,腹心地区的移民传说具有不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塑造中原身份的动力。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由于清初乱后,北方土地占有剧烈变更、卫所制度裁撤,屯田、民地、旗地纠缠不清,故为重申地权而创造出来的身份确认的产物,即强调自己是明代军户。被作为洪洞大槐树移民正史证据的往往是《明太祖实录》的十几条记载,如: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壬申,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同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招募居民。时上以山西地狭民稠,下令许其民分丁于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故从整等来应募也”。

   同年十一月丙寅,“上以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遗地利,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等往谕其民,愿徙者验丁给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谕”。(30)

   引述者大多未注意到,洪武年间迁民的建议本来是户部官员提出来的,朱元璋最初也将批示下于户部,但具体的操作,却很多是由后军都督府来进行的,而后军都督府恰恰是京师内外都司卫所的上司机构,武官选授、军伍清勾,以及屯田事务,正是它们的主管职责。后军都督府除主管在京属卫外,也是北直隶诸卫(初北平都司、行都司)、山西都司、行都司以及大宁、万全都司的上司机构。上述地区,既是明初山西移民传说中的主要迁出地,也是其主要迁入地。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判断这些移民迁徙后是否仍属民户,但从操作来看,是纳入到卫所系统中的。

   在近年对山东聊城地区各市、县(即明清东昌府)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这里是山东传布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最广的地区之一,有些县持此说法的村落甚至高达90%以上。在至今尚存的成化二十二年《重修东昌楼记》和嘉靖十二年《重修光岳楼记》的碑阴题名中,留下本地武官刘氏的姓名,据万历《东昌府志》及乾隆《东郡刘氏族谱》,该人正是后军都督府的职衔。刘氏祖上为南直隶沛县,后落籍平山卫,在“靖难之役”前后立下功劳,五世刘汉任山西行都司平虏卫指挥、大同总兵,六世刘宠任山西都指挥佥事,隶太原前卫,于是家族成员与山西有了联系。这一家族虽然并非自称来自山西洪洞,但其身份却把官私文献中的东昌府、后军都督府、山西等要素勾连了起来。

   事实上,在不少地方以前自有其独特的祖先移民传说,但逐渐被淹没在主流话语的浪潮里。山西晋东南的许多地方,明清之际还多称来自高平赤土坡:如万历时进士卫一凤,“其先自高平赤土坡迁阳城”;万历时举人张廷芝,“其先高平赤土坡人”;顺治年间进士乔映伍的墓志中说其祖先由陕西龙桥关迁山西高平赤土坡,再迁阳城。但到今天的调查中,人们已失去了对“赤土坡”这个名字的历史记忆,大多改称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了。原乡从寂寂无闻的小地名改为脍炙人口的大地名,当然也反映了地域认同。

   无论如何,祖先移民传说与明初的定居与开发史有直接关系,而不同人群从这里那里来到一处定居和开发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地域认同逐渐形成的过程。

   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定居与开发的历史,不仅是明清时期普通人的历史,也是明清国家形成的历史。我们知道,明帝国获得的疆土遗产,一方面是蒙古人空前广大的疆域,另一方面是这一广大疆域内部的非均质化,即存在许多“地理缝隙”。其中既有处于边陲的较大的“缝隙”,也有处于内地的较小的“缝隙”,它们或与中央、或与区域行政中心的关系还是非常疏离的。因此,除以州县系统管理国家的“编户齐民”之外,则以卫所一羁縻卫所(土卫所)一土司系统管理边陲地区(外边),以内地卫所系统管理腹地的“地理缝隙”(内边),即非编户齐民,或将其化为编户齐民。整体而言,土司虽是国家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具有明显的“在地”特征,而卫所则更具帝国“代理人”的特点。于是明朝对边陲的控驭就与元朝有了显著的不同。

   清代延续了这一过程。起初,东北和蒙古地区属于“禁地”,但与中国南方的开发向山区拓展、向云、贵、桂等西南边陲地区拓展一样,北方民众开始向东北、内蒙古地区迁移开发。随着“闯关东”和“走西口”的浪潮,“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在内蒙古、“山东小云南”传说在东北广泛流传开来,这些移民传说便将地域认同从长城以内扩展到长城以外,清代国家的版图就此奠定。

   明清国家的形成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吗?明与清的制度(regime)当然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强调清代之内亚因素的“新清史”这样认为。但就原属明代版图的部分而言,我认为是可以一起讨论的。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16世纪以后的变化?套用过去称呼近代史的说法,明代也是“两个半”:前一半是与元代国家的纠葛,后一半是开启了清代国家的新变化。所谓与元代国家的纠葛,是说明前期延续了元朝的某些国家管控体制,比如在内地实行按役分户、配户当差的制度,在边疆实行土司——卫所双重管理制度等,以不同的统治模式将国家与人民、土地连接起来。但到明代中叶、也即大体上的16世纪以后,这些制度开始松动,甚至瓦解,民户中的里甲制、军户及匠户制度等都发生了变化,边疆地区开始改土归流,卫所开始在地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们所熟知的财政制度改革,在明代中叶后订出原则,入清后基本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宋至明中叶国家对于百姓(包括各类户)相对随意性的榨取,逐渐变为按照比较规范的原则和标准(财产)来获取。上述变化自然强化了人口的流动性,这进一步促动了国家对边陲地区的管理从羁縻性的间接治理逐渐向直接治理过渡,在内地实行的原则和标准开始在边地推行。清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支配方式几乎完全沿自明代,只是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支配的强度加大。所以,自16世纪开始的一个新的“国家”的形成,到18世纪的清代才告一段落。

   本文几乎没有涉及清代国家制度的新变化,或“清的形成”,这需要另文讨论,以回应因“新清史”而引发的相关问题。一个粗略的看法是,无论对“旧疆”还是对“新疆”来说,无论统治者的身份还是国家的制度有怎样的差异,基本的走向是具有连续性的,清与明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断裂。诚然,内亚因素的加入极大地影响了清代国家的形成,但华南和西南的开发也极大地影响了明代、特别是16世纪以后的明代国家。

   16-18世纪,在这个由于上述变化导致人口流动性加大的时期,正是各种祖先移民传说从萌发到广泛流传的时期,也是从更早的口头流传变成文字记录的时期,也即为士大夫传统所接受和利用的时期。这些传说故事不是像其表面上那样反映了某种地方认同,或原乡认同,而是由于不同的人群出于不同的需要共享某一传说,反映的是超越地方的认同,即现居地区的地域认同。这种认同的过程与特征与族群认同有些类似,因为族群认同也可能是超越地方的,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本文前面所提“族群性”讨论的学者将南北方许多不同族群的认同形成也置于16-18世纪的缘由所在。

   如前述,随着清代的移民运动向西部和北部扩展,移民传说也逐渐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它和其他的文化标签一起,扩大了地域认同的空间,成为不断丰富和逐渐定型的国家认同的表征。

   注释:

①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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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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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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