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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检省-希望-行动

——邓曦泽、孙劲松、梁林军访林安梧先生

更新时间:2019-07-18 12:52:29
作者: 林安梧 (进入专栏)  

   邓:说实话,刚才林老师对我的问题的回答不够集中。虽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判断一个学派的标准和它的界限,我们的确不能限定得太死,但基本的东西应该拿出来,否则会有很多混乱。在这里,需要提到余英时的看法。我这里不是同意他的看法,而是他给出了大致界定新儒家的几种可能性。他在《钱穆与新儒家》中谈到了新儒家的三种用法。第一种含义是在大陆流行的广义的新儒家,几乎任何20世纪中国学人,凡对儒学不存偏见而认真研究者,都可以看作新儒家。第二种含义是以哲学为取舍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可能是新儒家。第三种含义则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的人以及私淑熊十力的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但是,余英时说的第一种含义即广义的新儒家,在大陆并不流行。恰恰相反,大陆在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主要是早期研究中,为了与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儒家划清界限,研究者通常认为大陆的新儒家在建国后除了以前的遗留,就没有延续,不复存在。事实上,今天似乎谁也没有把郭齐勇、陈来、黄玉顺、庞朴、张立文、干春松等等归入新儒家,而他们大多都是认同儒家的,至少不反儒家,对儒家没有偏见,而且对新儒家都持有同情地了解的态度。若以第三种含义为标准,大陆今天的新儒家研究完全不对劲。按照第三种含义,新儒家就是熊十力学派那几个人。因此,我们只剩下第二种含义的新儒家可供考察。但即使在第二种含义之下,我们也可以发现,现代新儒家这个归类完全是混乱的。如果就平面的归类看,若以以哲学解释儒学为新儒家之标准,那幺,钱穆不能归入新儒家;熊十力较少用哲学解释儒学,并且他比较反对以哲解儒;梁漱溟也很难归入这个圈子。另一方面,许多以哲解儒的学者却没有归入新儒家,如侯外庐、郭沫若、杨荣国、任继愈等。这里暂时不涉及对儒家的态度。

  

   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大陆对新儒家或者现代新儒家的使用非常广泛,而且越来越广泛,我们不能完全不正视概念的明晰性……

  

   林:我先打断你,我对这些区分没有兴趣,也觉得没必要。而且这个区分本身会产生许多谬误,这样一下去会产生许多麻烦。我不同意把以哲学解释儒学的称为新儒家,这个范围太广。第二,它可能导致把不必要切掉的切掉了,应该切掉的反而没有切掉。按照这个标准,熊十力都可能不是新儒家了,任继愈、冯友兰反而是了。熊十力当然是新儒家了。这样做跟最早提出的新儒家的概念完全不一样。那你就可以另立一套说法,跟这个无关。我们今天谈新儒家,当然从傅乐诗(Charlotte Furth)所编的那一套书,从张灏的那篇文章说起。当时整个当代新儒家的这一群人特别是在海外的一群人是感受到国破家亡,所以唐君毅说中华民族是花果飘零。这跟任继愈先生当然不一样了,你看他的中国哲学通史,怎幺是儒家呢?所以不要纠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划界。划界看起来是理性的分析,其实都牵涉到权力疆域的区隔。牵涉到权力疆域的区隔时,当一个东西在发展的时候,它都是给自己惹麻烦。我比较关注狭义的新儒学是怎幺发展的。广义的新儒学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到儒学发展的过程中。

  

   梁:我接着刚才邓勇(按:即邓曦泽)的问题说。现在的新儒学过度关注儒学与西方的哲学对应,关注宋明心性与西方哲学对接,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空间。

  

   林:其实现在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在这里面转过来绕过去,谁说谁怎幺说,谁又说谁说谁怎幺说,然后越来越远,原先他们所根据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反而不熟。

  

   梁:结果就沦为对古人的解释、关于解释的解释、关于解释的解释的解释……而根基反而丧失了。

  

   林:这种现象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孙: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当时我读硕士时,我的导师萧汉明先生就说,我们研究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他们读过的书你读过没有?仅仅从他们入手是不够的。我认识的博士生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情况,研究新儒家,却连《尚书》、《周易》都没有细读一遍。

  

   林:不要说细读一遍,很多连通识都没有。

  

   孙:那天您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按:9月14日林在华中科技大学作了演讲),谈到了儒学的生活化问题,蒋庆等在积极做这样的工作。新儒家在这一点上是怎幺做的?

  

   林:当代新儒家在港台基本上是一个学术化的。它跟生活化有什幺关系?也有一点关系。我们也在民间讲学。但台湾的儒学的生长不是靠在大学里教书的、写学术论文的新儒家来支持的,它的传统本来就没有中断过。儒学生长的功劳主要不是归功于大学里的学者,功劳是整个民间的。我常说当代新儒家争论谁是正宗、谁是别子为宗,跟儒学、跟儒道佛文化怎幺发展是无关的,因为儒道佛文化已经在发展了。

  

   而我们讨论的科学与民主问题,经过亚洲四小龙兴起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不仅不跟传统冲突,而且中国文化有助于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了。

  

   现在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通识不足。不要说青年,老中青三辈的通识都不足,所以我强调回归原典,形成好的通识。

  

   孙:关于回归原典和回归生活的关系,无论研究儒家的还是研究新儒家的,都回归原典不够,回归生活不够。大陆更严重一些,台湾好一些。我去过台湾,台湾的民间儒学研究与学术界的研究有非常畅通的流通渠道,一个学术会议,学者可以来,民间的书院也可以来。而在大陆,经过一个文化的铲除以后,这些年来儒学的学术化恢复得很快,儒学的生活化却恢复得很不够。

  

   邓:您说儒家关键在于心性的自我修养和完善,我的问题是:现代新儒家究竟对心性修养有什幺帮助?在这次第七届当代新儒家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新儒家力图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意义,但实际上它是否达到了目的?它究竟有什幺意义?

  

   林:我认为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现代的话语系统去重新理解和构造,让它可以通过现代的哲学话语系统表述出来,因而使得它能够跟西方的学术有更多的互动和融通,以及让后继者有迹可循地继续往前发展。至于说他们所认可的那些,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应该不能要求太多。因为他们是个学者,而在目前来讲,学者的功能基本上很有限。但如果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学者有恰当的跟其它的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有一个互动来往,他们的思想就会不自觉传出去了,出去了就有影响了。但是这不是古时候的大知识分子的年代,我们已经到了小知识分子的年代,学者是学者。那我觉得新儒家发展下来是学者的儒家,它跟国家生民百姓并没有那幺直接而有利的关系,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邓: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新儒家采取的方式对生活的参与作用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可能介入生活。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不论。这里要说,新儒家采取现代的哲学的言说方式与西方沟通,但问题是:对内看,中国人给中国人讲儒学、讲历史文化,难道需要采取现代的哲学的言说方式吗?对外看,我们为什幺要以哲学的言说方式进行所谓的中西沟通呢?当然,如果一定要对外沟通,采取哲学的言说方式是可以的,就如杜维明所做的那样。但是,杜维明的言说方式也只有在对外交流才有效,对内则大可不必。同时,也不是每一个儒学的研究者都要面向西方、面向世界,进行对外宣传。弘扬儒学的根本道路不是采用哲学的方式对外宣传。儒学发展根本道路是:回到自身、面对自身,用儒学自己的言说,向人民倡导儒学,让儒学生活化。而现在,以哲学来解释儒学,基本上成了儒学研究的唯一方式,这样做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我们反过来想,西方是不是也要把改变他们的哲学的或者文化的言说方式,以中国的儒学的言说方式来与我们沟通呢?这些问题暂时不是我在这里想问您的问题,而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们与西方沟通的必要性在哪里?我认为没有什幺可沟通的。这种心性修养的东西,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体验自己的生活就行了。这种东西跟物质商品的交流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林:哪里,哪里!它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有不同,但密切相关。文化的互动融通其实也是一种产业的互动来往,有这样一个层面,但不能仅仅只有这样的层面,尤其不能作为买办,作为买空卖空,不能炒作,变成泡沫经济,一崩盘就崩盘掉了,这才是要担心的。但他们的确是相关的。那目前来讲,为什幺我们要努力了解西方哲学,西方人没有那幺努力要了解儒道佛,你势弱他势强呀!

  

   邓:对对对!这个问题您经常谈到,我也这样谈。这不是一个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的问题,它背后就是一个国家命运的问题。

  

   林:那当然啦,但它也是交流呀。“弱国无外交”,学术上的弱国也无外交。

  

   邓:这样看问题,我们的问题就会更简单一些。

  

   孙:随着刚才邓勇提的问题,我谈一个问题,就是儒学与儒学之外的学术的交流。从汉唐宋明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对话交流,没有这种交流,学术在一个圈子里面也不可能有好的发展。现代新儒家里面,不管熊十力、梁漱溟,对西学、对佛学都非常关注,谈到了非常多的互动。而现代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也非常关注。但如果没有一种根本的本固,很容易让儒学进入非儒学,儒学与非儒学的互动造成的结果是儒学变成了非儒学。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林:这个不会的。在互动交往里面,有主有从。儒学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的认定,它是人类普世的价值。它的话语脉络有一定的延续性(continuity),所以构成了它的同一性(identity),构成了它的自我。所以,儒学在与非儒学的交往中是否会因此变成非儒学,我认为不会。

  

   孙:我不是针对儒学研究界里面的专家而言,而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做儒家,做儒家的研究者,但写的文章看不出写的是什幺。

  

   林:我想最重要的是,儒家不儒家,基本上是价值的认定,实践上的价值的认可。我是这样做人的,这样读书的。至于其它的东西,我觉得无所谓。学者就是学者嘛。我不太喜欢把我定位当代新儒家,我不研究道家吗?我当然研究呀!我不写佛教的论文吗?当然也写。

  

   孙:我看过您注的《道德经》。

  

林:现在大陆的学术分工喜欢把一个东西分割了,当作对象。我最有兴趣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有我的兴趣。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我的专业,但我所关心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和应做的)。我在社区里听到有人打小孩,我就劝告他,叫他不要打了。那时我在清华大学(按:指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我很晚才进校门,结果校警把我挡住,因为他没有看清楚我车前面的标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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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儒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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