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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

更新时间:2019-07-12 21:58:48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社会形态发展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具有的各具民族特色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又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是社会形态发展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则存在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之中[11](注:参见赵家祥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468页。)。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是绝对规律。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往往会出现“跳跃现象”。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从农村公社经过征服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在此基础上建立封建社会;美国跨越了奴隶、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是历史发展跳跃现象的有力例证。当然,这些跳跃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有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发展的学说,根据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在社会形态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同义语)。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时态地代表着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创造必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前提条件。当然,这是针对整个人类发展和世界范围而言的。在具体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面前,马克思又表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如他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历史创举所持的激情就是证明。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是如此。后来,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晚年的这一设想,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的支持下,闯出了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进行革命,然后再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了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新纪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中国人民在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史性地选择了俄国式的先革命,后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历史性的奇迹。事实上,近代中国一直是在走自己的路,它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封建主义的历史,缩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加快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和进程[12] (注:见拙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第 351-356页,第245-246页。)。必须指出的是,先革命后建设这种俄国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虽然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不仅没有违背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反而是以这个规律作为前提的,但是,它毕竟改变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关系,即把它们之间的历时态的分别代表着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变为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并存的同时代或共时代关系,从而造就出一系列的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本应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来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如现代化)现在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身上,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地”上白手起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无代价地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既定的成果,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在理论上陷入两个悖论[13](注 :参见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版,第104-105页。),在实践上陷入艰难困苦境地。不仅如此,事实上它还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无休止的仇视和敌意。对此,出路何在?出路在于寻找对策,在于处理好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于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另找到一条比较远但仍然能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应当是高标准的够格的社会主义,它的未来目标应当同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区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对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在还在初级阶段,因此,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混为一谈或相提并论。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质的层次、发展阶段及其成熟程度等方面。可以如是说,更高阶段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未来前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主要是从理论上回答了我国的政治发展有别于其他民族、国家(包括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主要是从现实、实践、实际上回答了我国的政治发展现在还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初始阶段。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的那样: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为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证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及其过程的长期性、阶段性阐明得如此透彻,这还是第一次。这段讲话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是:共产主义变得更远了,社会主义变得更长了,但是更加科学了。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强化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的意识。对此,江泽民总书记还指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以上讲话精神,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进行再认识。

  

   作为我国政治发展定向性的社会主义,虽然现阶段也称“社会主义”,(过去人们把它等同于马恩的社会主义,并认为既然我们搞社会主义,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就都是社会主义的),但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不能等同视之。如前所说,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马恩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理论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同义语,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它们在发展阶段、本质和状态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在于,马恩的社会主义是指人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的、高于资本主义的“历时态”的社会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瓜熟蒂落”的产物。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14]的基础上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建立的与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的“共时态”的社会主义。历时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前后传承关系,代替关系,目前,这种关系还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存在;共时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共存、合作、竞争、斗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主义虽然能够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但在总体上当代的主流仍是资本主义,所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样就可以比较客观地确定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从世界范围看,人类至今尚处在并将长期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这个过渡时期是总体上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同总体上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彼此并存、合作、竞争、斗争时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资本主义仍将占据主导面;从我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我国已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正经历着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下一阶段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同必然存在着的非社会主义(尤指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还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将长期共存、合作、竞争和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强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就是对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程度的再认识,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在整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因素应当始终(还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占居主导面。正是社会主义因素占居主导面才决定着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也正是资本主义因素占居主导面才决定着当前世界仍然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由此可见,本文强调的社会主义定向性的对应面表达就是非社会主义定向性或非社会主义性。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同三种过渡相联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坚持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定向性,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防范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与附加。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特殊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下,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坚持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定向性,有利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规律,始终防范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三个层面,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坚持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定向性,有利于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科学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始终防范“左”的和“右”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提法中,介乎其中的是“初级阶段”这个限定词,即不仅社会主义发展是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也是初级阶段的。一方面,它与社会主义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上分析,它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质及发展成熟程度的限定,它同“社会主义定向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是指可视它们为同义语,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即社会主义定向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都还是初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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