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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冯杰 李芯锐:生态保护与减贫-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机制

——四川关坝模式研究

更新时间:2019-07-11 12:36:22
作者: 王曙光 (进入专栏)   冯杰   李芯锐  
尤其是一些有外部世界生活经验的年轻村民起到引领性的作用。村民的生态环境教育,是一个渐进的学习过程,是村民对新知识的接受过程,这个学习过程对生态保护和减贫都意义重大。(4)恢复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传统生态文化,并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形式和节庆来有效传播生态文化。

  

   具体来说,关坝村的基本经验是:

  

   (1)外生力量。对关坝村的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的外生力量之一,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个中心是2007 年成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创办人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吕植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希望在现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充分和科学地认识自然生态的价值,汲取传统文化精髓,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运用新的经济、技术、市场机制,让当地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人并从中受益,索实现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当地与外界之间的生态公平之道。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相信当地百姓是自然的守护者,尊重当地发展经济的需要,欣赏并学习与美好自然相互依存的乡土文化和价值。这些理念对关坝村的生态保护机制的构建以及整个村庄发展模式的构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十几年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专家和项目官员与关坝村的村民、村委会以及合作社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在生态保护技术的输入、现代生态观念和文化的渗透、村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制度的探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政府引导示范。平武县政府、绵阳市政府以及四川省政府,对于关坝沟自然保护小区的成立给以重要的法律支持和政策支持,并对保护小区的生态保护、保护小区巡护、保护小区内的合作社发展、村庄生态保护基础设设施建设等,进行了有力的具体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这些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实际上就是对村民的产业转型、生计转型和文化转型进行一种有力的引导和示范,让村民看到生态环保的方向,看到产业发展和生计模式的新方向,从而通过互相模仿和学习实现整个村庄生活生产模式的转变。

  

   (3)村民自我教育。村民的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一方面来自于外部的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内生力量的激发。近年来,关坝返乡青年逐渐增多,这些返乡青年有着在外部世界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甚至是失败的经验)都对村庄的发展与生态保护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这些返乡青年有的成为保护小区和巡护小组的带头人,有的成为村庄养蜂合作社的理事长,有的参加了村委会和其他村庄治理工作,他们的生态环保理念、村庄发展和减贫理念都对村民影响很大。这些返乡青年也更容易与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环保理念相契合,从而容易与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形成合作的共同体。近年来,关坝村的自然教育步伐明显加快,自然教育与村庄发展-减贫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关坝建立以中华蜜蜂保护与发展为主题的蜂采馆,建设了“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宣传墙和保护小区展示厅,在村庄内绘制以大熊猫和金丝猴为代表的石头宣传画,重建以流水为动力的石磨,并尝试建设关坝湿地文化广场。自然教育以及生态环保相关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村民的收入来源之一,这对于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减贫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4)生态文化回归。平武县白马、木座、木皮三个藏族乡是氐族后裔—白马藏族的主要聚居区,是平武县白马藏族文化的代表性区域。白马人把大熊猫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他们模仿大熊猫的舞步、动作和神态,创作出“熊猫舞”(登嘎甘)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大熊猫还被白马人刻到面具(曹盖)上、编进歌声中,这些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关坝村又开始慢慢恢复起来。恢复这些古老的舞蹈和祭祀仪式,尤其是在重要的节庆中展示这些带有浓厚民族风情和生态保护意蕴的舞蹈和歌谣,是进行生态环保理念教育的最好形式。将来这些古老的文化形式还要加以进一步完善,以融合进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区域民俗文化与信仰传统的恢复传承与现代更新,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发展-减贫”这双重目标的最重要精神纽带,它既要传承古老的生态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还要有极大的包容性来融合现代生态理念和发展理念,从而实现村庄发展的可持续、减贫的可持续、生态保护的可持续,解决近代以来“天”(自然)和“人”(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紧张。

  

四、结论:在生态保护和减贫中实现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


   如何在生态保护的过程中实现生态与减贫-发展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兼容互促,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关坝村模式为我们解决两者之间的悖论提供了一套值得借鉴和可复制的方案。在关坝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极为宝贵、生态极为脆弱且生态破坏代价极为高昂的地区,要搞好生态保护,重点不是解决大熊猫等受保护动物的问题,而是如何转变当地居民的生计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文化的问题,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需要综合性的措施[4]。生态保护的核心是改变“人”,而不是改变“物”,人改变了,物就保护下来了。关坝村在生计转型、产业选择、合作组织、村庄治理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和推广。该模式的核心,是构建“政府-村庄共同体-公益组织”三位一体格局,其中村庄共同体是关键,这个共同体必须在村庄组织化和完善村庄治理的前提下,提升村庄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提升其达成共识和决策的能力,从而构建强有力的社会网络,这无论对于生态保护还是对于反贫困,都是十分必要的[5];而政府的组织协调与公益组织所开展的生态教育以及其他提升农民组织化的教育培训活动,是极为重要的外部辅助力量。正是通过这个三位一体的格局,关坝村在达成生态保护和减贫双重目标过程中实现了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有机融合,从而保障了这一套减贫机制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中心.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管理计划(2017-2021)[R],内部资料,2017年8月版。

   [2]中共绵阳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改革试点自查自评报告[R], 绵委改办〔2017〕18号.

   [3]刘小云,张建,任翠华,冯杰. 平武县关坝村森林可持续经营助力生态扶贫的实践与启示[J]. 四川林业科技,2017,(02).

   [4]王曙光.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农村经济, 2011,(03).

   [5]王曙光,王琼慧. 论社会网络扶贫: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 农村经济,2018,(01).

  

  

   [作者]  王曙光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冯杰  项目主任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北京  100871

   李芯锐  理事长  四川平武县木皮藏族自治乡关坝村养蜂合作社  622565

  

  

   发表于《中国西部》2019年第3期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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