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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再分配”就是“劫富济贫”?

更新时间:2019-07-05 09:52:59
作者: 葛四友 (进入专栏)  
而不是一种决策程序,其实质在于最大化最多数人的幸福,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很好地为各种权利提供辩护。第一个是后果主义为自我所有权提供的辩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正面看,每个人对属于自己的生理能力与精神能力具有直接的控制权,外部力量很难控制,并且人们的努力倾向更容易为人们自己的利益所驱动。因此,确立自我所有权显然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从反面看,国家要控制人们的生理能力与精神能力则需要极广泛的强制,由此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强制会产生负面的结果,使人们过得不幸福。因此,除非强制有极其明显的好处,否则就不应该这样做。换言之,我们接受自我所有权是极有益处的。第二个是后果主义为财产权提供的辩护。财产权制度的确立有两个积极效用:(1)这种权利让资源各有其主,每个人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料,由此不造成资源的浪费;(2)这种权利有利于保护人们的努力所得,从而可以让人们为自己的幸福努力,具有动机上的激励作用。第三个是后果主义为自由交易权提供的辩护。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1)个人要能自由地使用其财产,包括其自身,包括可以跟他人交换财物或劳动等;(2)个人在一定的约束下能按照自己的心愿过日子。个人要是没有这种自由,那么前两种权利就很难谈得上有意义,故而人们也就很难过得幸福,所以后果主义肯定会赞同这种权利。

  

   从上面非常粗略的思路来说,后果主义肯定是可以为市场经济制度提供辩护的。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市场经济制度要求国家保证没有强迫、欺诈,要求人们进行自愿的交易。相对于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机会发展而言,这种机会平等显然是后果主义所赞同的。但这只是人尽其才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有才能的人是有动机也有保障去发挥才能的,由此能够生产更多的物质。然而,人尽其才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人们得有才能,也就是说,人们的潜能要变成才能。但这就需要人们的生活具有各种保障,还需要有条件得到好的教育。然而,自由放任的市场会有“赢者通吃”的结果,由此产生收入不平等是个必然的过程。如果没有税收调节,那么这必然会使很多人根本得不到任何机会来发展他们的潜能,由此造成智力资源的浪费。我们都知道,智力资源是特别稀缺的,浪费这种资源显然是不利于效用最大化的。因此,从后果主义角度看,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来弥补市场经济制度的这种缺陷就是必要的。

  

   为了让人们的潜能变成现实才能而征税这种再分配,它们与市场的初次分配有着同样的理由。因此,这种税收只是在分配形式上是再分配,但在分配理由上并不属于再分配,它与市场分配一样是初次分配。如果后果主义是对的,并且这里的思路是可行的,那么财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就有着同样的辩护根据,换言之,财产权制度的证成需要税收制度的确立。如果财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的合理性以另一方为前提,那么交税之前的收入就并不能完全算作人们的正当合法财产,交完了合理的税收后剩下来的收入才是人们的正当合法财产。比如,某人的税前工资为一万元,这一万元并不是他的正当合法财产,他交完合理的税后余下的那些钱才是他的正当合法财产。

  

   目前,特别是西方福利国家有两大类再分配税收机制。第一类是收入税,特别是收入累进税;第二类是使用税,比如馈赠税、遗产税、奢侈品税等。如果这些税收都是后果主义所要求的,那么它们就与财产权有着相同的辩护根据。显然,这种思路下的财产权不会是绝对的,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无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正当合法财产。财产的使用是有条件的,而遗产税、奢侈品税等就可能是人们在后果主义思想下合法地使用财产的条件。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获取财产权的条件问题,比如交多少税后获得的财产是合法的或正当的;第二个问题是使用财产的条件问题,比如在中国人们不能拿钱买枪,在西方有馈赠税与遗产税,用以限制人们给别人钱财。显然,第一个问题先于第二个问题。

  

   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最低工资法,看它为什么可以得到后果主义的辩护。从直接的形式上看,最低工资法设立了取代人力资本的最低成本。在生存的压力下,某些环境甚至迫使人们卖身为奴,古代有过许多这样的历史,由此导致人力资本的取代成本非常低。但是,一旦制定最低工资法,规定最低工资,那么取代人力资本就有了底线。当然,最低工资法起作用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当最低工资高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乐于用机器取代人力。除了最低工资法,最低收入保障、基本的医疗保险、免费的义务教育等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力资本的取代成本。因为人力资本供给方具有更多的讨价还价条件。除了最低工资法,改变人力资本的取代成本的还有另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即规定最高收入。但除非人们是活雷锋,否则这一定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收入累进税就是一种改变取代成本的温和的妥协措施。它一方面可以激励人们更加努力,从而使社会具有更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对取代成本的上限构成一定程度的限制。不仅如此,如果把这种税收用作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设施,那么它就会在另一个意义上抑制最高取代成本。因为这种措施可以让更多有潜能的人得到机会将自己的潜能发展出来,于是就会出现更多的高端人才,竞争就更激烈,所以高端人才的取代成本的垄断成分就会被逐渐削弱。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低工资法,包括收入累进税等,实际上是在改变取代成本的价格。即使我们认可某物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是其真实贡献,我们也找不到理由来反对最低工资法和收入累进税(除非它们是反生产性的,或者说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实际市场从来都不是完全竞争的,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市场,高端人才市场更是如此。除非我们有极强的理由认为所有的自然垄断都是合理的,否则我们人为减少自然垄断就是可接受的。因此,各种再分配政策只是改变了人们的替代价格,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独立于所有条件的客观贡献。因此,即使从贡献角度看,也不能说这种措施剥夺了人们的“贡献”,充其量只能说这种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替代价格。但为什么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自然垄断就是合理的,这远非是清楚的。如果这里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后果主义理论出发,财产、市场、税收等都是可以获得辩护的,并且获得的是一种统一的辩护。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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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大出版社学术守望者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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