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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更新时间:2019-06-29 13:24:54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日本东京大藏省留学生井上陈政字子德,奉其国命,游学中华,愿受业于余门下,辞之不可,遂留之。其人颇好学,能为古文。”在华期间,井上还游历了直隶、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历时6年, 归国后写成《禹城通纂》上下册,分政体、财政、内治、外交、刑法、学制、兵备、通商、水路、运输、物产、风俗等12部,共2033页,另有附录353页, 为清朝当政各员传略,1888年由大藏省出版。来华前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嘱咐井上道:“日清联交,势在必行,然而非熟知彼邦风土事情,通观始末,则联交安可得?所谓事在人为,人由事显。汝此行善体余意,切勿虚劳。”(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44页。)井上可谓不负所望。 可惜在中日关系日趋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熟知”“通观”也无益于邦交,后在日本驻华公使馆任职的井上本人还死于义和团一役。

   农商务省留学生又称为练习生,1899年所派有安永东之助。同年三井公司也决定实施派遣留华学生计划。当时该公司在上海设有分店,经营业务主要通过买办中介,利润损失过大,因而想培养熟悉当地特殊业务行情和能说汉语的人员,以便逐步废除买办制。首期招生为高木陆郎、内田茂太郎、横山直行等人,翌年再招收森恪、绫野矶太郎、儿玉贞雄、上仲尚明、江藤丰三等,聘请首批陆军语言留学生出身的御幡雅文专门教授北京话和上海话,此前一年,横滨正金银行将新入社的3 名法学士大隅行一、藤平纯一和小贯庆治分别派往上海、广东和北京留学,一面学习汉语,一面调查金融商业状况,以便兴办或推广业务。

   对华团体派遣留华学生动议甚早,1877年12月振亚社创立之初,就有意与中国交换留学生。 但后来主要是由日本人自己办学进行培训。 1899年,应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井手三郎之请,该会先后向广东派出6人,向上海派出4人。到广东的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松冈好一、远藤隆夫等人在练习粤语的同时,协助该会广东支部进行活动。松冈还参与了《知新报》的编撰,并介入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另外,日本的一些佛教宗派欲在中国发展势力,也曾以留学名义派遣使者,如1900年来华的川上季三为西本愿寺所派,1901年自真宗大学毕业后来华的松本义成,也由属于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爱知县法通寺所派。

   自费留学生占有一定比重,如1882年来华的山崎桂,1883年田岛藏之助、横田三郎、吉泽善次郎,1888年奈良崎八郎、尾本寿太郎、福原伴十郎,1890年森井国雄,1897年小村俊三郎,1900年安藤辰五郎、栉引武四郎等,其中有的后来转为官费,有的本来就是军人。

   早期留华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留学为名的大陆浪人和间谍,除通过日常生活学习会话外,他们实际上并不学习任何书本知识,而是四处游历,调查地理地形、风俗人情、军事设施及军队编制。如1882年来华的田岛藏之助,十余年间携带少量药品杂货,各处漫游,据称18省中只有广西、云南两省足迹未到。1884年来华的外务省官费生中西正树。学习期间即擅自离开北京,且一年时间游历华北、华中、西北、西南7省。后来干脆加入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 同年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横田三郎于1889年还前往蒙古旅行,据称为日本人首次踏足该地。他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日之间的条约规定,常常身着中国服装(注:因中国各地方言多歧,而中日人士外形相同,难以区别,1871年中日订立的修好条约第11条,应李鸿章要求,禁止日本人在华着中装。),利用各地的各种反清势力,千方百计挑起事端。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则立即投身军旅,或任向导,或为参谋,或干谍报。二是学习汉语时文,以及有关专业知识,以便就业,外务省及公司银行留学生多属之。陆军参谋本部所派御幡雅文,留学期间外务省命其赴欧洲留学,因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而不奉命,继续在北京学习汉语。后长期任教,培养汉语人才甚多。(注: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年版,第134—135页。)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语言学习之外,喜欢结交当地的经生文士,甚至专程拜访名师。此类人为数不多,除井上陈政,还有山崎桂、吉泽善次郎、野口多内、丰岛舍松、森井国雄、宫岛大八等。他们或进入当地的义塾书院,或投入名师门下,如山崎在北京先从多位满汉人士学习,又进入梁家园义塾研修文学,丰岛入上海正蒙书院,宫岛、野口入保定莲池书院。吉泽拜俞樾为师学汉文,野口师事吴汝纶,丰岛师事院长张焕纶,森井则先后在沪京津等地向宋恕、叶瀚、汪康年、张锡銮、贾景仁等问学,研究经史诸子百家、历代制度及晚近文学。宫岛师事张廉卿,7年间张先后长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 又转赴西安,宫岛一直紧随不舍。(注:《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05页。 )丰岛之父为金泽藩硕儒,他由与中国士林交往甚广的冈千刃介绍,从学于张焕纶。张不仅生活上予以优待照顾,还时与口笔交谈,以慰孤寂。当时丰岛年轻气盛,每每毫无顾忌地指摘中国不振的原因,攻击孔孟之道,张则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如丰岛以中国少年文弱为儒教经典之过,张答以非孔圣经书之罪,乃奉行之中国人之罪。两人笔谈关于清朝缘起、中日关系、东西异同等事,颇可见当时中日两国人士的态度差异:

   生曰:敝邦相传,贵国朝廷,出于我源义经之裔。义经系于清和源氏,贵朝国号基于此。

   师曰:此说为奇异。然敝邦始祖说亦窈渺,有谓自天女降生者,此盖附会。古来符瑞之说,与贵国说上世者同然。鄙意本朝起于和林,当是金裔耳。其始甚微,不过一匹夫耳。因有雄略,为众所推,渐为部落之长,辟地日广,遂成雄图。

   生曰:敝邦与贵国,交通最久,彼此往来,不必论何裔谁系也。我两国人种既同,书亦同文。总之,敝邦与贵国为兄弟国矣。

   师曰:左氏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日欧洲之人,真非我族类也。然以情理浃之,亦正无异。故孔说得最好,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真圣人之言也。左氏之说,反觉不大。

   生曰:真然。但西人其心不易测,是以难辄亲。

   师曰:西人虽恶之,而不能不服之。何也?他实有足以胜我之道也。特我东方,人心散漫,须有一大学识、而兼有大权力者,登高一呼,万山皆应,使天下聋者瞽者,精神一振。此愿不知何日可慰。

   生曰:听高论,佩服曷胜。愚意若贵国有其人挽回国政而远驾西人,则我东方诸国何必愧服西人,必将遂于近。敝邦朝廷亦锐意谋治,他日果驾西人,则贵国之于敝邦亦当如此矣。我两国素唇齿之辅也。

   师曰:敝邦与贵国为唇齿,此就今日言之耳。今日外侮甚多,不得不辑和家庭以御之。然两国朝廷举动,尚未坦白冰心,鄙人深切忧之。今幸交冈先生及诸兄,所说皆与鄙意相同,莫大幸事。他日我辈或有尺寸之柄,愿各勿忘今日之言。

   生曰:我朝廷素有善邻之意,特派生等留学于贵国者,亦欲使交贵国大家名士,以通两国之意,固两国之好也。(注:《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259—260页。)

   可惜后来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每当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特别是像甲午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所谓中国通的人数不足,各类留华学生多被征召担任翻译,所起作用决非有利于巩固和平。培育过日本留学生的保定莲池书院,先在八国联军时遭受严重破坏,经修复,再毁于日本侵华战争。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把这一时期的所有留华学生都认作间谍,尤其是后一种类型,成为下一世纪“学问留学生”的雏形。

  

二、“学问的留学生”

  

   作为管理海外留学生的专职行政机构,在19世纪后30年日本文部省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中国事务。在此期间,有关海外留学生的规则几度变化,1882年,将贷费生改为官费,由文部卿从东京大学毕业生中选拔。1885年又将选拔范围扩大到文部省直辖学校的专门科如师范科,所派人数甚少,每年约5—10人。前此还规定东京大学教员任满5年,可以所得薪水自费到海外留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2卷,第463页。)1892年颁布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规定,由该省所派留学生总数同时不得超过22人。(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3卷,第666页。)以后逐渐有所增加,1896年定为35人,次年扩大到60人,接着又取消了定额限制。其原因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财政开支极为窘迫,通过战争获得大笔赔款,得以缓解。另外早期留学生待遇较高,贷费生时期除旅费外,每人每年1000日圆。改官费之初,每年为180英镑或1800圆,到1898年,减至每年150镑或1500圆。(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第460—463页。)

   范围扩大和定额增加,为主要以培养师资为目的派遣留学生的文部省派人前往中国提供了可能。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共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第二科为和汉文学。史学科因教授不得其人,于1879年废止。而和汉文学科应考学生也寥寥无几。校方担心国学、汉学中绝,作为权宜之计,于1882年设古典讲习科(国书课),次年设中国古典讲习科(汉书课),附属于文学部。汉书课继承日本汉学传统,教授史学、法制、考证等,历时两年即停止。这时日本国粹主义逐渐抬头,汉学随之有复兴之势。1886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按照明治天皇的旨意,文科大学内单独设立汉文学科,以后哲学、史学科也增加有关中国的分支。(注: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版,第15—21页。)1896年,又动议创设京都大学。日本《东华》杂志载文《汉学再兴论》,分析汉学、国学、西学的变迁大势:“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试观近十年来,东京学业情形,前则政治法律之学,盛行于时,此等生徒,满于四方。其后学风一变,生徒修习文学者日众,而论其种类,虽分为日本文学,西洋文学,今将见有修习汉学者焉。”“汉学再兴之机运将渐开”。(注:引自《时务报》第22册(1897年4月)古城贞吉译文。)

1899年,东京大学文科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以研究汉学为目的,由文部省选派到中国和德国共留学4年,当年9月,服部赴北京。(注:《本会员の海外留学》,《史学杂志》第10编第7号,1899年7月。)1900年4月, 拟建中的京都大学以法学部讲师名义派狩野直喜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以便归国筹办该校文科大学。(注:《狩野直喜博士年谱》,《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然而, 这时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到京津地区,北京城内对外国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服部和狩野本来住在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旧公使馆的陆军武官官舍,后因形势严重,移到使馆区内,经历了两个月的“北京笼城”。义和团运动与国际汉学界似乎有某种机缘,服部、狩野后来分别为东西两京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同时被困的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员古城贞吉,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元老之一。而在法国公使馆,则有后来成为西洋汉学泰斗、巴黎学派领袖的伯希和。除了两位文部省留学生,还有外务省留学生野口多内,正金银行留学生小贯庆治,西本愿寺留学生川上季三,以及留学生大和久义郎、竹内菊五郎等。他们编成义勇队,由以自费留学名义来华的陆军大尉安藤辰五郎为队长,参与作战以及辅助行动。8月中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使馆之围解除。9月中旬,服部、狩野奉文部省之命归国。 (注: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日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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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 199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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