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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之一)

更新时间:2019-06-29 13:12:56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当写于1925年胡适赴沪之际。)

   胡适如何应对,未见记录。至少从文学的角度看,恐怕难适其意。胡适以文学革命起家,这方面早有一番见解。还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对“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的状况痛加批评:“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注:《寄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10月1日,“通信”,第2页。)私下里胡适的看法更加彻底:“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注: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76页。)归国后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于包括桐城派古文、文选派文学、江西派诗、梦窗派词、《聊斋志异》派小说在内的“现在的旧派文学”全盘否定,认为“实在不值得一驳”。(注:《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第289页。)几年后胡适撰文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看法依然不变。不过,在为日译本写的序言中,对于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翻刻宋元词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刘世珩、董康等人所刻传奇、杂剧,稍加肯定。这些遗漏显示胡适对清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不仅有新派的成见,而且了解并不深入广泛。1921年8月,胡适读了孙德谦的《诸子通考》,虽然觉得小疵不少,但认为“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此书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很有见地的议论”,因而许为“此书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瑔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注: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3),第429-430页。)这与胡适归国时对国内学术界的看法有所不同。

   1928年,胡适从叶恭绰收辑清代学人遗像一事可以了解部分延续到民国的清季学人的脉络。由于地位的变化,胡适与南北一些老辈也有所来往,他先后与柯劭忞、傅增湘、郑孝胥、江瀚、杨钟羲、陈三立、章钰、刘世珩、朱启钤、董康、夏敬观等人相识,与董康、杨钟羲、夏敬观等人还有学术方面的联系。不过,胡适“甚感觉此辈人都是在过去世界里生活”,(注: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6),第410页。)从后来他提及南菁书院毕业生中有名于时所自认见过者的情形看,其与老辈学人的关系还是相当疏离。

   民国以后,老辈学人陆续谢世,但也有不少延寿之人。直到1920年代,王闿运、杨守敬、刘师培、劳乃宣、缪荃孙等人虽然已经过世,一代大儒沈曾植则尚在人间,老辈中人如陈庆年、柯劭态、胡玉缙、江瀚、陈宝琛、廖平、简朝亮、杨钟羲、傅增湘、屠寄、王树柟、章钰、陈衍、陶湘、朱师辙、高步瀛、马其昶、孙雄、陈三立、李详依然健在。至于地方名流更加不胜枚举。其中一些人的学问,以新派观念来看,似乎没有专精,因而够不上学者的资格,但在固有学问的体系内,他们至少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923年,胡朴安撰文论述《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南社的背景令他根本否定梁启超的学术地位,而对于清季的学人及其学术,尚能给予肯定:

   中国国学,至清乾嘉时而极盛,道咸以后,迄于光宣之际,日即衰微矣。然而未尝绝也。其矫矫可数者,瑞安孙氏诒让仲容,德清俞氏樾曲园,寻江戴之坠绪,群经而外,兼及诸子,参互钩稽,时有精言。四川廖氏平季平,广东康氏有为更生,沿刘庄之辙迹,变而加厉,掊击东汉,独尊西京,罢黜百家,独尊公羊,大同三世之说,比附礼运,先进后进之说,比附论语,时多怪诞之言,好为新奇之论,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虽非通才,足树一帜。长沙王氏先谦益吾,搜讨颇勤,见闻亦富,注史笺子,简明有法,最便初学。湘潭王氏闿运壬秋,文笔健洁,纪湘军尤可观,诗亦优长,惜无独到。所注墨子,浅陋无足论已。吴县吴氏大澂清卿,奔走潘氏之门,颇见三代之器,耳目既广,知识遂多,校其文字,为之排比,虽鲜发明,可资参考。上虞罗氏振玉叔蕴,海宁王氏国维静安,获殷墟文字,识其音义,证之许书,发千古未有之奇,校六书违背之旨,骨甲出土,有造于罗王二氏多也。杭州张氏尔田孟劬,孙氏德谦益安,守实斋之成法,兼治史子,亦可以观。长沙叶氏德辉、吴县曹氏元弼,一则杂不名家,一则拘未宏览,要之一时之好,有足多者。其他诗文词曲卓然成家者,颇亦有之,不悉举也。

   不过,在他看来,老辈的学问只能代表过去,不足以开创未来,因而与现在的学术无关:“兹数先生,虽为足当启发学术之任,亦可谓翘然异于众人矣。惟世界息息推移,学术亦时时递变,诸先生之学术,仅足结清室之终,未足开民国之始,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诵读,其治学之方法,不能为吾人之楷式。虽诸先生在今日尚有存者,而于民国十二年之国学无与。”(注: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3年国庆日增刊。)

  

   三、隔代相传

  

   民国时期老辈学人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便是传承固有的中国学术文化,使之不至于失传或变异。自清末教育改革以来,适应社会时势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根本改变,这种多少有些不得不然的进步,潜伏着一个相当大的危机,即在西学的整体取代之下,中学很可能不仅丧失其“本”位,而且会以后来外在的条理学说,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最终导致本相真意无人可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越来越被西化的教科书重新改装,并且被普遍用于学校的教学,而新式学堂毕业生又几乎垄断了各种社会优势职位之后,年轻一代通过正规教育来实现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社会传承,变得越来越似是而非。这种情况很早就引起章太炎的关注,并因此对学校教育提出强烈批评。(注: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章《官学与私学》,章氏同时也批评时人按照外国观念讲解中国学问。)张尔田甚至声称:“仆有恒言: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注:《夏承焘集》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7页。)而老辈学人的存在及其参与各种体制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得旧学的传承部分得以延续。1920年代以后,各省纷纷兴办大学,一些老辈学人进入其中,教授弟子,如陈衍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袁嘉谷入东陆大学,姚永朴入安徽大学,高步瀛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朱师辙兼课辅仁大学,李详入东南大学。任鸿隽长川大时,文学院长张颐,中文系龚道耕(向农)讲三礼,林思进(山腴)讲史记,周癸叔讲词,向楚(仙樵)讲楚辞,祝同曾(屺怀)讲资治通鉴,李植(培甫)讲说文,李蔚芬(炳英)讲庄子,赵世忠(少咸)讲广韵,彭云生讲杜诗,庞石帚讲文心雕龙,萧参(仲伦)讲诗经,曾宇康讲文选,后又聘请向承周(宗鲁)讲校雠学、管子、淮南子、陈季皋讲汉书。川大文史学生,大都是老辈的门人或再传弟子。

   更多的人则于正规体制之外,另行组建教学机构,如唐文治筹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坚持数十年,延聘众多老辈学人讲学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才。1928年奉天创办萃升书院,延聘王树柟讲经学,吴廷燮讲史学,吴闿生授古文,高步瀛授文选。被太炎门生和新派学人逐出北京大学,还要穷追猛打、口诛笔伐的桐城末流,姚永朴、姚永概分别长宏毅学舍、正志学校教务。还有的老辈闭门著述之余,也收徒授学。

   社会生活中常有隔代容易沟通的现象,学界亦然。民国时期的新派,往往借代际更替之名行派系争斗之实。而要打倒前辈,其捷径就是不破不立,根本颠覆前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根本目的还在标明保存国粹等等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而对能够补救清代学者缺陷,把握现代古学研究趋势的“我们”“抱无穷的乐观”,并且断言:“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页。)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方面肯定“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一方面则惋惜“不幸三百年前虽然已经成就了这样近代的一个遗训,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这遗训的形迹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乒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5-176页。)对太炎师徒尚且不以为然,逊清老辈更加不在话下。

   与新派和老辈之间水火不容迥异,有心向往文史之学的后五四学人,对老辈反而不大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老辈有着包括血缘在内的种种社会联系,在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之下,对于老辈的学问相当敬重,入校学习的同时,还拜在老辈的门下。从北京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到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学生中,与老辈联系较多或为其弟子之人,为数不少。如金毓黻为吴廷燮弟子,方壮猷为赵启霖弟子,谢国桢入清华前曾受吴闿生诗古文辞。至于向老辈求教治学门径和诗文典籍者更加普遍。龙榆生《苜蓿生涯过廿年》记:1928年9月到上海,“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彊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注: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2-23页。)

   在老辈的熏陶下,这些青年的学术观念自然与五四一代不同。如牟润孙拜入长他两辈的柯劭忞(蓼园)门下,为柯门最小的弟子,牟、柯两家,姻亲兼世交,牟氏得其亲炙,对于治学门径以及柯劭忞学行的看法,与新派多有不同。他认为“蓼园先生博闻强记,治学方面至为广泛,经、史、小学、诗文、金石、历、算,均有极精深的造诣,为钱大昕后第一人”。(注:牟润孙:《蓼园问学记》,《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5页。)不能仅以《新元史》来衡量其学术成就,尤其不能用新派的所谓科学眼光来看待和评议。清华国学院的姜亮夫在成都高等师范时受教于赵熙、林思进、龚道耕等人,他回忆道:“我一生治学的根底和方法,都是和林山腴、龚向农两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他们特别强调要在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书上下功夫。他们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并形象地指出读基础书就像在大池里栽个桩,桩子栽得稳,栽得深,满堂的浮萍、百草都会同桩子牵上,乃至水里的小动物也属于这杆桩子了。龚先生还说,由博返约这个约才能成器,不博则不可能有所发现。得林龚二师之教,我在成都高等师范那几年,便好好地读了这些基础书。这点,为我后来的治学,得益确实非浅。”(注:《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52页。)这与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的取径明显不同。

用新派后来得势的眼光看,新旧之间壁垒分明,实际情形却相异甚至相反。除北京大学“党派意见甚深”,以新文化主义排斥异己之外,(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多数学校在1920-1930年代,新旧矛盾尚不突出,不少地方不但能够共存,还能协调合作。“学衡”派主将之一的胡先骕十余年后总结道:“当五四运动前后,北方学派方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立言务求恢诡,抨击不厌吹求。而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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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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