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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之一)

更新时间:2019-06-29 13:12:56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暨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注:《东方学家伯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第116页。)傅增湘在群贤毕至的场合被推为首座,并非官式的客套,次年1月,陈垣等人宴请伯希和,同席者有陶湘、杨钟羲、柯劭忞、孟森、谭祖任、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炎武等,主要也是老辈学人。

   国际汉学界和新文化派选人准则的差异,反映了双方学术理念的分歧。当海外汉学家力图用中国方式理解中国固有学问的内在条理之时,中国的新进学人正在努力按照外国的分科系统将固有学问重新分解组合。其分别不仅在形式,更在精神。1930年黄孝可在《燕京学报》第8期撰文《1929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指出日本的“支那学”派“史学家大率以清朝三百年之考据学为基础,而参用欧美式之科学的研究法,加以前人未睹之新资料相继发见,益助斯学之进步”。伯希和也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 “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 “寄有无限敬重与希望。”(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本来新文化派学人同样重视清代学术传统,胡适著名的治学十字箴言,就是对清代考据学的总结。不过,新文化派学人的身份及其希望占据学术主流位置的追求,使其可以上溯已经过世的清代学人,而必须与同时代的老辈学者划清界限。

   关于新文化派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意见不一。总的说来,所谓新文化派各人,对于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看法差别不小,而每个人的态度前后亦往往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公开表态与实际观念之间,不仅并不一致,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嫌。这大概也是导致后来学人评价各异的重要原因。然而,追究新文化派学人的理念固然重要,其他学人的感受也应当顾及,并作为检讨其态度与反响的依据。新文化的倡导者在鼓吹之际,为了扫荡阻碍,引起关注,取代前人,常不免故意说些过头话,容易引起反感。汪东曾特意用白话文批评道:

   这几个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把西欧学术,顶礼膜拜,自不消说,翻转来,还要把中国原有的文化,看得好像不共戴天似的,提起来便发竖眦裂,甚至说中国学术没一件可以研究,中国书籍没一部可以存留,几乎恨到秦火当时,燔烧未尽。像这种过火的论调,自然就引起一班旧派学者的反抗来了。(注: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1923年10月15日,第1页。)

  

   二、“老则老耳 何遗之有”

  

   受了观念与时势的影响,新文化派学人要想开山,对于同时代人不免存了不破不立的成见和舍我其谁的信念。他们用新的眼光标准来看待和品评人物,真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的感觉。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谈及“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的状况时,叹道:“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注:《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胡适说这番话时,正在为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做准备,因而对清代三百年古学发达史做了一番梳理。在他看来,“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故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页。)

   胡适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悲观由来已久。回国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归国杂感》,其中谈到在上海调查出版界的情况,这一看,令本来不抱希望的胡适更加失望。他认为民国成立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注:《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第22页。)胡适的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实际上就是认为清代学术到了民国已经停顿甚至中绝。1938年3月1日钱玄同致函郑裕孚时还说:“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注:《钱玄同文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清代学术,号称极盛,实为对历代学术做一总结,虽然不免于偏,而且越到晚近,越行偏锋,毕竟人才辈出。道咸以后,迭经内乱外患,承平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但流风余韵,依然可见。同光两朝,欲图中兴,学术文化方面,延续旧途,开启新轨,出现表面的繁荣。文土学人,虽然成就不及前辈,也还昭昭可观。末代王朝,内外交困,政治上日暮途穷,学术文化亦趋于消沉,可还是不乏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以其在京师面交之人为主要依据,历数宣统初年朝士:

   新政兴,名器日益滥。京朝官嗜好不一,大约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稍能自拔于流俗者,讲诗词有福建陈阁学宝琛、陈学部衍、四川赵侍御熙、广东曾参议习经、罗员外悖曧、黄员外孝觉、温侍御肃、潘主事博、湖南夏编修寿田、陈部郎兆奎、袁户部钦绪、章郎中华、江西杨参事增荦。讲古文者有林教习纾、陈教习澹然、姚教习永概。讲汉学者有贵州程侍讲棫林、福建江参事瀚、江苏张教习闻远。讲宋学者有湖南吴郎中国镛、浙江夏主事震午、湖北周主事景涛。讲史学者有广西唐尚书景崇、山东柯参议劭忞、江西龙中书学泰。讲国朝掌故学者有浙江汪中书康年、江苏冒郎中广生、刘京卿澄如。讲目录学者有江苏缪编修荃孙、山东徐监丞坊、湖北陈参事毅、王推事基磐、江西雷员外凤鼎、熊教习罗宿。讲六朝骈体文者有江苏孙主事雄、山西王推丞式通、四川宋观察育仁、江西黄主事锡朋、广东梁员外志文。讲笺注考据者有陈参议毅、苏员外舆。讲绘画学者有安徽姜孝廉筠。讲舆地学者有湖南韩主事朴存、谭教习绍裳。讲金石兼工书法者有浙江罗参事振玉、江西赵内翰世骏。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有安徽马主事其昶、湖南郭编修立山、江西刘监督廷琛、魏推事元旷、湖北陈员外曾寿、甘肃安侍御维峻;次则贵州陈给谏田、广西赵侍御炳麟、湖南郑侍读沅、郑编修家溉、胡参议祖荫、江西华编修焯、广西廖郎中振矩、四川乔左丞树柟。其人品不尽纯粹而稍具文才者有汪参议荣宝等。其人品学问俱好而文才稍逊者有吴国镛等。其余与余同时在京而不相闻知者盖亦有之,然大概具于此矣。辛亥出京时,访友于马通伯。据云有武昌饶学部叔光、华亭钱征士同寿、潍县陈征士星灿,皆君子人。鲍心增简放莱州时,为予述三士:一广东许主事汝棻,一广东驻防平学部远,一贵州驻防云编修书。唯平学部有一面之交,余皆未之见也。(注: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6-297页。)

   由此可见,清季学术不受重视,固然由于名家不著,但政治上鼎革兴替,令人无暇顾及,文化上眼镜变色,视而不见,也是要因。1908年,沈宗畸在京师发起成立“著君吟社”,冒鹤亭与樊增祥、陈衍、胡漱唐、郑孝胥、陈宝琛、梁众异、潘弱海、杨畇谷、赵熙、曾蛰庵、罗瘿公等20人结成诗社,后来社员发展到百余人。(注:《冒鹤亭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冒效鲁:《冒鹤亭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0页。)同年沈宗畸又和一批京师学人发起编辑《国学萃编》杂志(原名《国粹一斑》),参与者有吴仲、刘仰勋、张瑜、沈宗畸、梁广照、陈澹然、孙雄、冒广生、龚元凯、汪应焜、廖润鸿、夏仁虎、王昇远、朱点衣、阿麟、定信、庆珍、陈寅、袁祖光、金葆桢、王佺孙、王在宣、丁傅靖。(注:《本社职任员表》,《国学萃编》第1期,1908年,第1页。)其志向也有意传承学术,而不仅仅限于抒发文人雅兴。

   民国成立后,政治上天翻地覆,学术文化也斗转星移,遗老遗民固然与新人格格不入,即使未必以遗老遗民自居,甚至不以遗老一词为然者,由于喜好和交往等等原因,与新派也不大来往。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教国文的陈衍曾点评他人以遗老入诗道:“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注:陈衍:《石遗室诗话》(2),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他在福建及全国各地交往之人,多与新派有一定距离。这种情况使得民国学人对于清季以来的老辈相当生疏。北京大学出身、并好与老辈交往的金毓黻在言及《圣遗诗》中涉及的学人时曾感叹道:

   余于清季诸老辈多不相识,《圣遗诗》中所称节庵为梁鼎芬;乙庵、子培、寐叟为沈曾植;伯严、散原为陈三立;病山为王乃征;斋为吴士鉴;石甫为易顺鼎;蒿庵为冯煦;审言为李详;一山为章梫;元素为唐晏(一名震钧);疆村为朱祖谋;樊山为樊增祥;积余为徐乃昌;翰怡为刘贞榦;苏戡、太夷为郑孝胥;陶斋为端方;尧翁即尧生,为赵熙;仁先、苍虬为陈曾寿;葵园为王先谦;叔蕴为罗振玉;祉宇为荣可民;静安为王国维;沈堪为宝熙;搜庵为陈宝琛;石公为尹炎武;哲如为伦明;衡为曹经沅;心畲为溥儒;皙子为杨度;雪斋为溥伒;郁华、意园为盛昱;拔可为李宣龚;释戡为李宣倜;子言为陈诗,多为世人所共知。它如身雩、籀园、孝笙、愔仲、仲云、刚侯、韧叟、钝斋、匏庵、啸谷、放庵、贻书、贻重、鹤逸、瑾叔、兰生、芷庵、止相、葱石、子修、逊翁、旭斋、涛园、艮麓、子戴、泊园、聘三、毅夫、公穆、鲜庵、蘖庵、篌园、景张、兰史、健之、护斋、息存、默存、顨庵、西圃、幻庵、文麓、叔明、幼农、幼琴、黝云、君直、晋安,均不详为何人。韧叟疑为劳乃宣,聘山疑即王病山乃征、默存当为陈樵岑,余俟向熟于旧都故事者询之。《圣遗诗》中多含近代史事,应有人为作笺以明本事及所指。(注: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6209-6210页。)

今人凭借各种工具书和大量参考文献,一一对应自然不算太难,但在当时,曾受教于陈衍、陈汉章等老辈的金毓黻尚且如此,则新派对于旧人的陌生更不难理解。1925年10月,支伟成因拟编《近三十年学术史》等事致函胡适,该书自戊戌维新始,至新文化运动止,分类列举学人及其著述,与中国固有学问相关者,如古文经学为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今文经学为康有为、廖平,古今文兼采为王闾运、皮锡瑞,沟通汉宋为简朝亮,小学为章炳麟、汪荣宝。哲学乙类(古代哲学之整理)列举康有为、谭嗣同、宋恕、夏曾佑、章炳麟、胡适、梁启超。文学的古文学分陈三立、王闿运之古文,严复、林纾之译文,梁启超、谭嗣同之论文,章炳麟之述学文,章行严之政论文,樊增祥、易顺鼎、罗悖曧之诗,朱古微、况蕙风之词。史学为柯劭忞、屠寄、张尔田、柳诒徵、梁启超。地理学为杨守敬。金石学为孙诒让、吴大澂、杨守敬、缪荃孙、罗振玉。校勘目录学为叶昌炽、杨守敬、缪荃孙、孙德谦、刘翰怡、刘世珩。诸子学为康有为、章炳麟、胡适、梁启超、刘文典。另有佛学、艺术、医药学等项,是否单列,应举何人,未有定论。支伟成以胡适“淹雅博洽”,请“逐类约举见告”,尤其希望对于文学、哲学两项,有所发挥。(注: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1-324页。编者系是函于1923年10月16日,注明为疑似。函中提及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已经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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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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