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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注释刑法学经由刑法哲学抵达教义刑法学

更新时间:2019-06-23 11:59:30
作者: 陈兴良 (进入专栏)  
但以罪刑关系为核心的刑法学理论命题显然是按照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结果。尤其是罪刑关系是建立在刑事法律关系的动态运行的基础之上的,并将这种刑事法律关系的辩证运动分为刑法创制、定罪、量刑、行刑等不同环节。在罪刑关系论中,我们提出了报应和功利(预防)这些范畴,试图以此形成一套刑法理论话语体系。罪刑关系原理的提出在当时的刑法学术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突破,从而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关注。

  

   在我和邱兴隆共同提出的罪刑关系原理的基础上,我开始了刑法哲学的探索。这种刑法哲学的探索是建立在对当时的注释刑法学研究现状不满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当时我国刑法学界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没有接触到具有教义学性质的德日刑法知识,因此尚不具备参考德日刑法教义学知识,并由此提升我国注释刑法学水平的客观条件。在1979年刑法颁布并从1980年1月1日实施以后,我国刑法学得以恢复重建。这个时期的刑法学具有对1979年刑法的普及性质,基本上是对刑法条文的解说,因而刑法学具有对刑法条文的严重依附性。这种普法性的刑法学研究,对于1979年刑法的适用具有启蒙意义。然而,这种刑法学理论是极为肤浅的,因此这种理论缺乏进一步发展或者提升的空间,具有低水平重复的特点。为此,我提出了从解释刑法学向刑法哲学提升的命题,认为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是刑法哲学。在《刑法哲学》初版前言中,我曾经提出:“从体系到内容突破既存的刑法理论,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这是我们的结论。”在此,理论刑法学和刑法哲学这两个概念还是没有严格区分的。理论刑法学一词在与注释刑法学相对应的意义上,具有哲理性的含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贬低了注释刑法学,认为注释刑法学只是对刑法条文的简单注释,缺乏应有的理论性。这个时期我国法学界尚未普及使用法理学这个概念,因此理论刑法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部门法理学的蕴含。我在《刑法哲学》一书的导论中,对刑法哲学进行了以下概述:“刑法哲学,又可以称之为刑法法理学,是将刑法所蕴含的法理提升到哲学高度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刑法哲学作为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对于刑法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书虽然命名为《刑法哲学》,但书中对刑法哲学的一般性论述并不多,因此以上这段话可以视为是我对刑法哲学的定义。在此,我提及两个概念,这就是刑法哲学和刑法法理学,我把这两者视为一体。换言之,我并没有严格区分刑法哲学和刑法法理学。尤其是,我在刑法哲学的名义下,试图对刑法学进行体系性建构,甚至取代传统的刑法学。就《刑法哲学》一书的内容而言,除了具有绪论性的刑法哲学的价值内容和范畴体系以外,主要是建立了以罪刑关系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包括犯罪本体论、刑罚本体论和罪刑关系论等组成部分。应该说,《刑法哲学》一书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对刑法本源或者根基问题的形而上的探讨,而是对犯罪和刑罚现象的理论叙述,涉及刑法的立法、司法,以及定罪、量刑和行刑等刑法运行的环节。因此,《刑法哲学》一书其实只是对当时的刑法学知识的一种总结和提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哲学的讨论。在《刑法哲学》的基础上,我又完成了《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和《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部专著,由此形成所谓刑法哲学研究三部曲。其实,后两部专著更接近于刑法哲学。其中,《刑法的人性基础》是对刑法中的人性问题的探讨,《刑法的价值构造》是对刑法的价值内容的探究,而人性和价值都是刑法的本源和根基问题,对此的讨论具有形而上的性质。然而,一旦穿透刑法的规范外衣,这种对刑法的人性和价值的探讨,就具有了超越部门法的一般法理学的性质,而刑法只不过是为这种法理学研究提供资料而已。

  

   刑法哲学在我国曾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对于引领我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刑法哲学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主流,它只是基于对当时较低水平的注释刑法学的不满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突破和突围,具有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我认为,刑法哲学对于我国刑法学具有以下三个功能:

  

   (一)刑法哲学的价值引导功能

  

   刑法学研究包含价值和规范两个内容,而在传统的注释刑法学中,对于规范的重视更胜于对价值的重视。因为注释刑法学的主要使命是为刑法适用提供规范根据,因此,通过对刑法条文的诠释,获得刑法的规范知识就成为刑法学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学的解释性受到强调,而刑法的反思性则被抑制。而刑法哲学则倡导刑法的反思性,关注刑法的价值内容,这对于提升我国刑法学的理论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在刑法哲学的研究中,刑法的价值内容受到空前关注。例如,我在《刑法哲学》一书的导论中,提出了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这就是公正、谦抑和人道,并在《刑法的价值构造》一书中对上述三个价值内容分为三章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及至1997年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和罪刑平等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了刑法的上述价值内容,对于我国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刑法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刑法价值的倡导和宣扬是刑法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二)刑法哲学的范式转型功能

  

   刑法学理论的发展和其所采用的方法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因而刑法学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刑法方法论的变革。在传统的注释刑法学中,采用的是注释方法。注释方法虽然对于揭示刑法条文的意蕴具有一定的功效,但如果只是单纯地根据法条的语言文字进行表面的解说,难以对刑法条文的精神实质进行深度的阐述。因此,建立在注释基础之上的刑法学,只能论及法条的表象而不能触及法条的实质。刑法哲学的提倡也正是基于对单纯采用注释方法所建立起来的刑法学的知识浅显性的不满,而想要引入哲学的思辨方法,对刑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刑法哲学所关注的是刑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刑法的理论发展前景。因此,在刑法哲学研究中,方法论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例如,韩修山在其关于倡导刑法的哲学研究的文章中,就对法学方法论进行了论述,指出:所谓法学方法论,它是以现代法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属于法哲学,适用于各部门法学,对各部门法学都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尽管在对刑法学研究方法的理解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刑法哲学对刑法研究中的哲理性的重视和强调,对于刑法的范式转型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刑法哲学的体系建构功能

  

   刑法学是一种体系性的知识,因而刑法的体系建构对于刑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注释刑法学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理论体系,但这种理论体系与刑法条文体系高度重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注释刑法学的体系完全依附于刑法条文体系。刑法条文体系是立法的产物,它具有自身的逻辑性。刑法学体系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刑法条文体系,但它又不能照搬刑法条文体系。即使是解释性的刑法学,也应当具有独立的分析工具,并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理论框架。我国传统的刑法学体系,是以苏俄刑法学体系为摹本,并参照我国刑法条文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刑法学体系中,除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以外,其他内容都是与刑法条文相对应的。例如,在最初的刑法学体系中,罪数论是在刑罚论的数罪并罚中加以讨论的,因为我国刑法的犯罪论中就根本没有规定罪数问题,只有在刑罚论的数罪并罚中将罪数作为数罪并罚的前提加以讨论。例如在高铭暄教授主编的《刑法学》一书中,罪数论就是以“非数罪并罚的几类情况”为题在刑罚论的数罪并罚专题中进行论述的。此后,顾肖荣提出罪数论本质上属于犯罪论的命题,对罪数论在刑法学中的体系性地位进行了界定。随着对罪数论研究的深入,我国刑法教科书才将罪数调整到犯罪论中,成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例如高铭暄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学》一书在犯罪论中设立“一罪与数罪”专题讨论罪数论。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注释刑法学中,刑法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值得进一步考察。在刑法哲学的研究中,刑法学的体系问题成为讨论的核心问题。例如,我和邱兴隆提出的以罪刑关系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指出:“以往对刑法学体系的探讨往往满足于在现存的刑法学体系的框架内增加或者调整一些内容,这就不可能突破现存的刑法学体系的束缚,因而不能提出系统的建设性的观点。我们认为,对现存的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应以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为突破口。在我们看来,刑法学是关于罪刑关系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罪刑关系的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应该成为刑法学的研究对象。”这种刑法学体系的构想虽然具有鲜明的学者个人的特点,要想获得刑法学界的认同具有难度,但这种探讨本身具有打开视野的积极示范效果。

  

   刑法哲学研究促进了我国刑法学的知识创新,提升了我国刑法学的理论水平。在传统的注释刑法学的框架下,刑法局限于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因而刑法知识虽然较为贴近司法实践,但这种注释性的刑法知识缺乏哲理性和逻辑性,对刑法基本问题的阐释能力不足,也不能为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而刑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刑法知识创新的思路,激发了刑法学者的学术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法学者提出了某些刑法范畴和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例如,储槐植教授提出了刑事一体化的命题,指出:犯罪决定刑罚,刑法决定刑罚执行;行刑效果又可影响犯罪升降。刑法要接受前后两头信息,不问两头(只问一头)的刑事立法不可能是最优刑法。不问两头的刑法研究不可能卓有成效。刑法研究必须确立刑事一体化意识。刑事一体化是我国刑法学界最具创新性的思想成果,它的提出是与刑法哲学之倡导的背景不可分离的。同时,我和邱兴隆提出了罪刑关系原理,其中包含了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分析框架,这在我国刑法学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刑法哲学试图超越注释刑法学,推动我国刑法学的理论发展,提升我国刑法学的学术水准。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法哲学确实将我国刑法学的理论研究引向价值层面和观念层面,重塑了我国刑法学的知识形态。当然,刑法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解了,尤其是主张以刑法哲学取代注释刑法学的观点,不是对刑法哲学和注释刑法学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例如,我就曾经在《刑法哲学》一书的初版前言中提出“完成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的转变”的命题,这里的理论刑法学实际上就是指刑法哲学。因此,对于刑法哲学和注释刑法学之间关系的厘清,直到刑法教义学的出现才得以完成。

  

三、教义刑法学的确立


从刑法哲学到刑法教义学的演变,部门法理学的提倡起到了过渡作用。刑法哲学是和法哲学相联系的,在某种意义上,刑法哲学可以说是部门法哲学。然而,我国法律学界虽然也使用法哲学的名称,但更为常见的还是法理学的名称。法理学的名称是从“法学基础理论”的名称演变而来,而“法学基础理论”的名称又是从“国家与法理论”的名称蜕变而来。因此在我国法学界,法理学这个名称更占优势,它具有法学的独特性。而法哲学的名称又会进一步追溯到哲学,被归结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当然,撇开名称不谈,就内容而言,法哲学和法理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存在争议的。有些学者将法哲学与法理学看作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称谓,两者之间是可以替换的。另外有些学者则严格区分这两者,认为法哲学是法的哲学研究,而法理学是法的一般理论,两者的内容和趣旨并不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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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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