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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皓:1935-1937年对日问题上蒋汪权力之争研究

更新时间:2019-06-23 11: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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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政会主席一职“亦经辞去”。

  

   蒋介石“既任行政院长,对内政锐意刷新,对国防积极准备,对经济加紧建设。对财政金融亦预作非常时期的筹划,而对日外交则多方运用彼国文治派与反军阀之力量,使与侵略暴力相抗衡,务期充分争取时间以达我建国自强之目的”。此外,行政院权力与前大不相同:其一,“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其二,厘清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职权。1936年1月9日蒋介石与翁文灏言定:“(一)禁烟及治‘共匪’事仍归原机关办;(二)行政督察专员及其他行政事件均归行政院办。”

  

   二、第二阶段,汪从秘密赴欧到设法回国而与蒋展开权力之争。

  

   汪精卫并不甘心失去权力,到沪后观察局势如何变化以定行止。蒋介石就职行政院长后曾考虑:“倭寇最怕者,是否为余个人问题?”“余如下野,能否暂懈其侵略野心?”他多次致电汪精卫,“甚念”其“今日尊恙如何”“病况如何”,要求“每日电示”。他于1936年1月5日亲自赴沪探视汪精卫,1月26日又派黄绍竑到沪“请其来京一谈”。汪精卫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一则以所谓“病情未告痊愈”,更以所谓“环境险恶”,于2月19日“严守秘密”,不得不从上海启程赴欧“就疗”。行前,他声称“并不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并声明“何时病愈,何时归国”,但是“如果外交紧迫,则不待病愈,当随时归国尽力”。这样,他就强调了要利用日本问题“随时归国尽力”。不过,其留在国内观察局势变化的妻子陈璧君,3月15日不提中日问题而仅提:汪精卫“计划在德国停留一段时间进行治疗,完全康复后才返国”。

  

   尽管邹鲁等人代表两广参加了五全大会,但是如上指出,蒋介石既想“复合”胡汉民又想维持对汪精卫的“团结”,因而以两人分别担任中常会、中政会的主席,两广方面对此并不满意。因此,与南京形成对立的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并未撤销,胡汉民1月19日从国外到香港后拒绝蒋介石“沪上会面,相偕入京”的要求。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指责胡汉民“谋乱,犹不知悔悟”。陈璧君见此,建议汪精卫联合两广倒蒋,汪精卫回电强调“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决不为”,提出“我归国迟早,以困难缓急为准,不知其他”。这样,他不提“病愈”问题,所谓“困难缓急”当指日本侵华步伐。

  

   在汪精卫忧虑何时返国争权时发生了两广事变。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去世,两广失去“西南的物望”。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西南执行部的名义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抗日;随即,通电全国北上抗日。蒋介石分两步解决两广事件:第一步,在6、7两月里一面作好军事部署,一面成功策反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和广东空军,解决了陈济棠;第二,接着与桂系谈判,至9月达成和解。

  

   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处理两广事件,于7月13日指示其集团成员,称“对两广之假名出兵,十分痛恨”,因此支持蒋介石“仍本数年来息内战之方针”,促两广“觉悟,俾五全大会所定方针,依序进行”。蒋介石多次电促汪精卫返国,汪也想乘机返回,但是陈璧君从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的步伐中认为时机并不成熟。6月5日,汪精卫致电陈璧君“拟最近船归”,因为“事变如此,若尤计较个人进退、工作效能,我必在海外急死”,而且“置身国内,比较可以尽力”。6月8日,他又称“如坐针毡”,既然蒋介石“电促”,就计划6月16日返国,“否则下月必归”。7月18日、20日,陈璧君两电汪精卫报告蒋介石顺利解决陈济棠,要求“莫又动归意”,特别强调“十月前万不作归计”。蒋介石解决陈济棠后到广州善后,于8月20日致电汪精卫:“弟前日来粤,诸事已渐复常轨。望兄早复康健,提前回国为盼。”8月26日,陈璧君致电汪精卫,称虽然蒋介石要求“提前回国”,并“已察及何时首途”,但是“归期应视困难及健康,如肝肿重归来何必”。综合来看,汪精卫曾计划6月中旬、7月回国,陈璧君则强调10月前不能返回,汪精卫利用两广事变返回的企图落空。

  

   在解决两广事件过程中,对日问题又出现在国民政府的面前。6月3日,陈璧君报告汪精卫“各报均载华北必不免一战”,汪精卫当即回电要陈璧君转张群,表示“弟正因各报所载日夜挂心,得电至感。仍盼随时电示”。言下之意,汪精卫借口华北局势紧张回国。6月7日,蒋介石考虑7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对日和战问题。他在全会上解释了“最后关头”:“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陈诚指出:“此言容忍到了极限,就是抗战决心付之行动的时候。”但是,蒋介石还企望和谈,强调“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陈璧君6月16日就致电汪精卫:“(一)蒋、张群正积极与日本办外交,十一月归绝不宜,十二月至好,万望采纳此末次请求,于国情外交均有重要关系。票已购,可退去。(二)戴季陶归来后,已遍传兄十一月初启程,对友对敌,均非至妥。(三)十二月德、意邮船均可,仍以德为佳。开行日期可预告。”于此,她在强调10月前不宜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能在12月回国。汪精卫设法回国是要争夺权力,因为国民政府计划11月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为什么要求汪精卫12月才回国,陈碧君未说明,仅言:“万里外事,兄既不知,又不能详告,今非至急时,莫乱动及小不忍。”不过,从下面来看,她又告知汪精卫在选举总统时回国为宜。

  

   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考虑行政院长和总统职位问题。就行政院长职位来说,蒋介石5月31日思考“行政院院长之资格规定”,认为“不使元老与资深者负行政直接之责,实为安固国本之要道”;这就排除了汪精卫再次担任行政院长的可能性。政学系头子张群打算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6月23日对政务处长蒋廷黻指出张群“可任行政院长”。副院长孔祥熙也想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8月10日痛骂他“不顾国体,辞极严厉”。

  

   就总统职位来说,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出任的时机不成熟。在6月18日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中,他强调实行宪政是必然的:“中国国民党认为非全国一致,不足以救国,故决定召集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交还政权于国民,由国民选出政府,以代替训政时期之党治,此乃本党之公意”。但是,他“切实声明绝不愿为总统候选人”:一方面,“党内任何人脑中均未想到总统等等之问题,盖今日只有大家能负责任,守纪律,而且要肯牺牲其个人一切之权位与利禄,祛除自私自利之观念,方足以救国。”一方面,由于“总统在职务上必须长住首都,而不能轻易远离也”,“余确知余个人对于新中国建设最善之努力,在能亲自考察国家真正之需要而实行之。余不愿此种特殊之贡献为职务所剥夺”。此谈话发表后不久,流传着两广方面“提出以王宠惠为行政院长,汪精卫为总统之说”。

  

   陈璧君注视着上述问题的变化,并依此提出汪精卫回国争当“领袖”的时间。8月24日,她致电汪精卫,一方面称“总统权限问题将视人选而定,宪法亦将以此为转移”,一方面建议汪精卫“宜在大选开始前动身回国,十月太早,但不宜在大选(后)。如大选延期,自应随之展缓”。8月28日,她又电汪精卫提出:“中日未有战祸前,兄之归期终以十一月大选时为最宜。何时归,当永(仍)居于自动地位,莫被动。”她还提出:“兄非被放逐,故何时归,当自动,不必须人电邀,以此时绝非最后牺牲时也。”在蒋介石9月6日考虑“正副总统之人选”之后,陈璧君等人于9月21日致电汪精卫:“除外交危急、健康许可外,先生归期应有两种打算:甲、如在十、十一月回国,即应决心参加国民大会,拿出领袖态度,对于国家大计据理力争,绝不客气;乙、如在闭幕后动身回国,则可表示国家负责有人,对蒋先生及国民大会极端信任,态度比较大方,并有回旋余地。”这两种打算中,他们当然倾向前者,要求汪精卫“回国即须立行入京,不容在沪徘徊,否则易着痕迹,并失国民同情”。

  

   接着,陈璧君等人转到日本侵华步伐问题上来。他们认为蒋介石无法处理对日交涉,有可能要求汪精卫回国负责。在9月25日电中,陈璧君转述了蒋介石9月22日通过张群致电汪精卫询问“何日可归国”,要求“速回”;并说军事委员会和社会上盛传“蒋已电汪归,举为总统”。她认为:由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不愿再与张群交涉”,日本政府训令他留在南京与蒋介石“接续交涉”,因此蒋有可能要求汪精卫来负责。汪精卫也收到张群的来电;张群询问他是否收到蒋介石9月22日之电,称中日谈判“不欢而散,局势异常严重。当此艰危之际,深望钧驾从早归国,用慰喁望也”。陈璧君等人还注意到意大利人主办之《大沪晚报》载称,日本政府宣布“中日问题,张群无全权,不与交涉,即起用某氏,若无全权亦不与之交涉。”他们认为“某氏,意似指”汪精卫。可见,无论是从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的角度,还是从对日交涉的角度,汪精卫集团一度认为汪精卫有当选总统或重任行政院长之可能。他们要求汪精卫“安心静养”,“如无重大变化,仍照屡电所陈时间归国”,即11月“大选”之时。不过,他们的野心很快破灭。

  

   在选举总统问题上,蒋介石一面塑造自己“唯一”的领袖形象,一面决定延期召集国民大会,断绝汪精卫的奢望。就前者来说,陈璧君10月1日就国民党筹备庆祝蒋介石50寿辰一事,致电汪精卫指出:“筹备万寿庆典、铸铜像、征文,赞扬本党惟一领袖之丰功伟业。”就后者来说,她向汪精卫报告了中常会的讨论情况:10月8日,因“国选因手续赶不及,内部竞争过剧”,中常会“开会讨论有延期三月至五年(月)说”;10月15日,决议延期举行国民大会,蒋介石“以各方情势及恐国民大会无利于己”而同意。孙科集团人物、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对陈璧君明确称:“汪先生身体不佳,在三五个月,尚以完全留欧医治为要也。”

  

   就借口对日交涉而掌握实权来说,汪精卫的企图也落空。在10月3日电中,陈璧君称日本政府决定依据“实行亲日政策”“解决中日间各悬案”“反日抗日之根本的取缔”三原则,“与蒋开始直接交涉”。即是说,日方仍然企图对蒋介石直接谈判施压。10月5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告诉陈璧君,他已对川越茂指出,“以蒋先生英明果断,对日外交必有办法,不但我个人极端信赖,极端乐观,即汪先生当日赴国外养病,必俟蒋先生肯任艰巨,国家负责有人,而后行,亦此意也”。陈璧君认为高宗武似闻汪精卫“有回国息”而“特来敷衍”,因而建议汪:“依据现势可知我辈不主张即归,非专为先生打算,实为国家打算,因中日问题已至不能再拖之时。现蒋直接当冲,不能不求解决办法,其对自己力量宜和宜战,估计亦较清楚。如先生归来,蒋必立即避开,且不表示真意,中日僵局永难打开,国家前途危险甚矣。”

  

   总之,蒋介石一方面顺利处理两广事变和延期召集国民大会,一方面以张群出面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谈判,致使汪精卫11月回国争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于是,陈璧君重提6月16日安排的归期,于10月9日致电汪精卫称“兄归期已代决定十二月德国船”,强调“迟早均不宜”,但是“如中日决裂则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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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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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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