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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殷之光:学者谈“一带一路”——要反思两百年来的世界秩序与政治遗产

更新时间:2019-06-11 21:12:59
作者: 昝涛   殷之光  
他试图用民族国家的独立来对抗欧亚大陆上在殖民主义霸权影响下的既有秩序。仔细看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FourteenPoints),其中大量内容是要求保障独立国家“自由贸易”权利。威尔逊主义下的世界秩序,其主仆关系也很明确,它要求在欧亚“旧大陆”上构建一个以美国作为制度和全球生产中心的秩序。

   在一个既定的世界秩序格局下,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

   昝涛:实际上包括后来列宁的苏俄也有这个问题。苏联,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帝国”。这让我想起最近在深读的凯杜里关于亚非民族主义的精彩论述。他也提到,民族主义在亚非,首先就是个现代化的问题。所谓现代化问题,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差序格局的,就是要去比较哪个国家更发达。

   殷之光:或者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代化叙述,是有差序格局的。

   昝涛:经常有人提到文明的冲突,这在我看来不是不同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不是不同轴心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所有不同的轴心文明与(可能是偶然地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可能是更为根本的。您刚才说到的,包括欧洲所产生的近代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体系,实际上欧洲人于此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自我产生又自我消化的过程。但对于欧洲之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非地区的人民来说,这就变成了两个问题:第一、在时间上,我的传统如何去应对你的现代?第二,我的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体性还要应对异族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既面临着现代化的要求,但现代性文明这个学习的对象又不是从自身产生的。

   殷之光:没错,90年代一位摩洛哥学者描述一种阿拉伯的困境:如果阿拉伯人现代化了,那么阿拉伯属性便消失了;而如果保留阿拉伯属性,那么便会被现代化的世界抛弃。这种表述涉及了两个边际明确的概念,一个是现代,一个是阿拉伯,两者之间仿佛是相互冲突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二元论方式。

   昝涛:柯文在论述王韬的时候就提出过一个词,叫贬损怨憎(resentment),讲的就是东方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这一点在我曾研究过的土耳其近代史上同样是数见不鲜的。接刚才所说,所谓的全球秩序、发展,都是现代化的问题,而形塑这个世界的还有第二种力量,即全球化。全球化是硬币的另外一面。哈特在他的《帝国》导言中讲,不是像有些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不过是程度、密度、速度的不同。全球化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这其实也是凯杜里所强调的,它必然首先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为基础。传统时代的“丝绸之路”确实构成欧亚大陆的一种联系,但这跟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不是一回事。因此,在今天,我们谈论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时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覆盖下的全球秩序。

   殷之光:同时,进一步说,我们谈“一带一路”时千万要避免出现哈特描述的情况,即我们仅仅谈的是经济制度的全球化,我们只是要做买卖。哈特的新书Commonwealth的中文译名是《大同世界》。他提出一个新的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很像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未来将会触及“平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如何理解与处理这个问题,便又回到“中央和地方”、“中心和边缘”、“内和外”这些联系中。刚才我们谈到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其创造的平等幻象实际上是一种分配的平等。这种平等用程序正义掩盖了人群之间存在的发展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来自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可能是当代国际法秩序形成过程中诸种霸权的作用结果。单纯强调程序正义,并无益于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中所要处理的一个更具全球政治意义的问题,则是这种平等是什么样的平等的问题。超越简单分配平等,强调发展机会、发展与生产权利的平等,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更重要的责任。

   昝涛:其实这恰恰是“一带一路”的官方表述背后的意思,您用更为学术的语言表述出来了。目前所谓全球再分配格局的调整,或者叫全球分配正义,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新兴经济体国家领导人,比如说金砖国家,都非常重视和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一个既定的世界秩序格局下,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是后来者更为关心的事情。这当然与我们谈论的“一带一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殷之光:没错。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连通中国内外的新历史观。这就不仅需要我们重新去理解国内政治中平等的问题,也需要从这个基础出发,展开一套我们对于全球秩序的新叙述。我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冷战史中“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与世界史意义,并希望由此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冷战史叙述提出一种新挑战。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纪念,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新看新中国外交的这段历史便显得格外有意义。周总理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一方面谈及了民族平等对新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在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对促进世界民族平等与团结的积极意义。这为我们今天理解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野。这里所谈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不等同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民族问题”,也不能被视为威尔逊所谈的“民族自决”。这两者或具有沙文主义色彩,或具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色彩。我国在万隆会议上强调的民族平等,是一种从中国革命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认同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文化差异,以此而形成的对于发展权平等的保障。无论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还是后来毛主席几次接见亚非拉代表团时都提到,中国不会将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民族独立运动需要建立在各民族对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理解的基础上。

   昝涛: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之世界意义的另外一种表达。

   殷之光: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在长征路上,红军走过的地方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由此发现,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阶段与从事农耕的汉族人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如果忽略这种巨大的差异而僵化推行统一的土地改革政策,那么将会对这类地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民族区域自治便是在处理这种发展阶段差异性与全国统一发展需求的矛盾时提出的。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建国后执行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简单的“自己管自己”,更不是将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行政关系变成松散的邦联。毛主席强调的民族区域自治,其基础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在这个框架下,希望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经验处理地区问题。在这种自主性背后,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即对国家统一的基本认识。区域自治的价值,只有在全国统一发展的框架下,其“平等”才能真正具有价值,否则就成了各司其位、各谋其政的狭隘民族主义。

   昝涛:这解释了为什么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今天讲“一带一路”,要在国内民族平等的叙述基础上,做出我们对国际平等新秩序理想的阐述

   殷之光:这种情况,延伸到今天的世界格局里,便触及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未来问题。从中国建国初期对民族问题的理解来看,缺少“统一”这一合作的社会关系大前提,真正的平等便无从谈起。接下来,是反抗运动的未来问题。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反抗运动虽然也使用反帝、反殖民的独立运动话语,但是其某些极端政治行动却走向了恐怖主义的深渊。民族独立运动如果在一个分配平等的前提下去理解,那其终点便是对土地资源在财产权意义上的占有。原本建立在相互联系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概念,逐渐成为原子化个体的集合。这就令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碎片化成为一个基本趋势。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实际上提出过对平等问题的普遍理想。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面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面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前者代表对于国家主权独立重要性的认可,后者代表对于主权国家国际责任以及全球互助、尊重、平等的理想。这一图景,超越了简单民族国家界限,描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平等秩序。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则来自于中国对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平等关系的认识。归根结底,其核心是一种独立(自治)与团结(统一)辩证关系的认识。

   而今天,国际秩序中对“民族独立”的支持充斥着简单化倾向,只谈独立,不谈团结,这使得今天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国)政治诉求问题,出现了完全矛盾的尴尬局面。在西方道德层面上做出的判断,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民族(人群)的独立诉求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而另一些人的同类诉求却被彻底忽略。而在所谓“政治正确”的相对主义影响下,我们只看到了“多数”对“少数”的压迫,却完全无法对“少数”针对“多数”的暴力做出合理且具有普遍性的回应。今天对于“恐怖主义”的含混定义,便是这种尴尬局面的体现。这种矛盾的存在,又进一步使得“道义”从一种普遍主义话语,沦落为实用主义政治工具。

   “我们之所以不发展就是因为你们压迫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配平等的故事中被讲出来的,同样也在殖民主义的故事中被讲出来了。19世纪的伊斯兰主义(Islamism),阿富汗尼等人阐述的其实是:伊斯兰不需要民主,民主是外来的,我们只需要找到伊斯兰的本源,我们就一定能反抗这种积贫积弱的现状。所以他的触因也是因为压迫。

   昝涛:你这里讲了一个内而外、外而内的逻辑。从我们自身的这种体制来源和设计,到在国际秩序中对不同民族之不平等地位的理解,这个逻辑和思路自然有它一定的价值。只不过,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过渡还需要更为坚实的研究和论述。

   至于说将不发展和落后归结于他者,这可能更是某种有着左翼背景的论述,比如弗兰克他们讲的那种依附理论,他们说要“脱钩”,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阿富汗尼肯定不是复古,而是基于自身的伊斯兰传统提出了一种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抗衡的主张。后来这被叫做泛伊斯兰主义。实际上,这是一整套方案,不只是反西方,也是要平衡传统与现代,阿富汗尼的徒弟阿卜杜更是这方面的大思想家。他们都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先驱者。

   殷之光:通过对传统资源的重述,以求回应当下政治问题,这种行动在阿拉伯世界屡见不鲜。我有时不恰当地将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状况比喻为“一场漫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以“反帝、反殖民”为目标的运动从19世纪末期延续至今。到今天,随着伊斯兰国的出现甚至有了“封建复辟”的倾向。我们看本·拉登自称为教令(Fatwa)的一些宣讲稿,不断强调今天圣战者们的反抗是为了反帝、反殖民,这都是很明确的追求分配平等的话语。然而,这种没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运动,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伊斯兰国横空出世,我们恐怕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秩序:你不接受我,我也不接受你,两者完全是分裂的、碎片化的。

   我在阿联酋教书的时候,学生们就说,解决以色列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犹太人赶下大海”。我常开玩笑:《星球大战》中黑武士前身是安纳金·天行者,他是个大家都喜欢的反叛者,但最后因为个人私欲等因素从反叛走向了霸权。他的儿子卢克·天行者就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希望把霸权强权抹除掉,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其实这体现两种走向,第二种走向我在心理上更愿意接受。虽然我们在卢克·天行者的故事里看不到“团结合作”的内容,但与他父亲相比,卢克似乎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革命。而阿纳金则是一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叛乱。今天讲“一带一路”,必须避免让人认为我们是要做黑武士,要取美国之世界霸权而代之。处理这个问题,要在国内民族平等的叙述基础上,做出我们自己对国际平等新秩序理想的阐述。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从逻辑和历史层面,反思19世纪以来的世界秩序与政治遗产

昝涛:有一点我是坚信的,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从很早就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追求,这个追求当然内涵了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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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7月17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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