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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

更新时间:2019-06-04 23:26:29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距华北前线尚远。9月3日,毛泽东致电前方军政领导人,认为几个县的活动区域过于狭小,提议争取让国民党方面同意已出动的红军两个师“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即分布于晋、冀、察三省交界处,跨越一、二两个战区21个县“友军未驻地区”。

   但是,仅仅过了十来天,日军就已经推进到晋东北来了。毛泽东发现,“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他以中央军委名义重新做出的部署是:一二〇师应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一二九师在适当时机应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一一五师应进至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毛泽东再度提醒前方将领称:“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而上述电报发出不过4天时间,日军就已经迅速推进到平型关了。鉴于阎锡山可能会考虑在沙河、平型关、雁门关一带与日军决战,毛泽东明白电告彭德怀称:“不管(这种)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若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他因此进一步提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红军只有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为此就要创造根据地以便发动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9月22日,中共合作抗日宣言得以公布,蒋介石亦公开发表谈话,国共合作局面基本得以落实。当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亦表示愿意在山西五台山脉与中共和八路军全面合作,决心与日军长期周旋。

   受此鼓舞,朱德、彭德怀首度提出了派八路军主力以战术支队的形式,向敌后活动的建议。他们主张,由于日军主力开始由平津大举南进,八路军似应考虑向敌后冀察方向派遣一支战术支队,一面游击作战,一面寻找发展条件。

   对此,早在7月14日就向国民党提出“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的毛泽东却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赞同晋西北的部队可抽调少数基干人员,在当地“繁殖游击队、义勇军”,“开展游击运动”。但认为原定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后游击战争的计划,眼下条件还不成熟。他回电称,派遣战术支队问题,“要待敌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时才能执行”。

   毛泽东对自己的担心讲得很坦白:除非是在与国民党军的全面配合下,实施反攻性质的突击作战,否则,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10月中旬,阎锡山组织的忻口战役打响,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九两师亦受命参加作战。毛泽东仍旧判断此一战役难以成功,省城太原失陷不可避免。考虑到那时在晋东北的一一五、一二九和八路军总部都有被截在敌后的危险,因此还在战役进行中他就电示朱、彭:一一五师不可再向北,应移至汾河以西吕梁山脉;一二九师不可再向东,应移至正太路以南地区;一二〇师可坚持晋西北;八路军总部应移至正太路附近,“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惟可留一一五师独立团杨成武部于敌后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提议部署一团兵力于敌后。孤悬一团于敌后,纵使游击于山地,缺少战略呼应,能否坚持,他这时也还是有些担心。反复考虑后,他于次日对这一计划又做了调整。提出:因杨部要“准备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故一方面应“速即配备军事上、政治上高级的可靠干部若干人以增强之”,并使其“通讯方法及通讯材料须准备用至两年之久”;另一方面,杨部一团活动于三省交界处,很难顾及五台山脉,而控制五台山脉在战略上又极其重要,故“请考虑从总部特务团中派出一个最好的营,配备能够领导三千人以上的军政干部若干人,独立自主地长期活动于五台山脉地区,与杨成武部相呼应”。同时,为了使杨部能与后方形成战略呼应关系并便于联络,他并要求朱、彭考虑派宋时轮团全部“准备长期活动于长城以北大同、雁门以西地区,东与杨成武、南与一二〇师主力相呼应”。

   11月上旬,忻口战役失败,太原亦于8日失守。毛泽东于太原失守当天即电告周、朱、彭、任并各师首长,提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毛据此要求:今后应以靠近陕北的晋西北吕梁山脉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及“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一二九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要准备“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抗战军事战略的初步形成

  

   一方面要求八路军主力要准备在山西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一方面强调各部队“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应考虑退出山西,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还没有真正形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及开拓敌后战场的战略设想。直至12月上旬,毛泽东仍旧在强调,“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使用与适当的转移”,红军主力在“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应及时转移至“不影响国民党友军,能扩大本身训练,有给养条件之地域”。

   但是,上海、太原先后失守,也印证了毛泽东一直以来的判断,即南京政府“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是没有出路的。与此同时,原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率杨成武独立团等部,成功地以五台山地区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建了中共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也明显增强了他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信心。

   12月中旬,毛泽东同意再派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以两三个连的兵力,组成支队前往河北磁县、沙河、赵县以东和石家庄、保定、定县以东平原地区农村中开展活动。派小股游击队去平原地区活动,毛早就有过设想,这时有了条件与可能。但因为这是中共武装首度离开山地去平原地区打游击,因此毛还是建议不要派给硬性任务,着重于“侦察情况”,“收集遗散武器”,“破坏伪组织”,“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之后的事实很快证明,在敌后平原的广大农村地区,日军实际上很难分兵进行有效控制。鉴于此,从1938年2月开始,毛泽东便开始考虑派更多的主力部队到敌后去了。

   2月9日,他提议派精干部队发展雾龙山区,创建冀热察敌后根据地。几天后,他进一步提议将一一五师全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先进河北平原,“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毛泽东想要实行的第二、三步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计划是什么呢?这就是,“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到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

   毛泽东这时对这一部署还多少有些不放心,故特别提醒说,此一部署“比较带冒险性”。惟注意到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情势,他坚信必须要考虑敌进之后中共武装在整个敌占区的部署问题了。他告诉朱、彭称:“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因为事实证明,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行的,不仅山地,平原地区也同样可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据此提出,凡是国民党丢掉了的地方,我都应该去开展工作,支持抗日局面。目前即须以大力投入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鄂豫陕、湘鄂赣、陕甘等六大长期抗日战略支点和苏鲁边、热冀边、大青山脉等辅助支点的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作。他这个时候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的战略判断,即抗日战争总体上固然需要以运动战为主,但如果没有大批基干的游击兵团,打到敌人后方去,建立大批根据地,发展出无数小游击队,只靠正规军用运动战、阵地战,和敌人拼实力、拼消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上,今后打败日本的正规军和运动战,也大都要从游击队和游击战中创造出来。因此大力发展游击队和游击战,不仅对战胜日本是必要的,而且对中共力量的发展更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一文的初衷

  

   美国学者瑞贝卡·卡尔认为,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是想要让他的读者们相信:“只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找到正确的作战方法,中国完全能够在目前的形势下生存,有能力对抗日本,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不过,这未必是毛泽东发愿的初衷和专文研究论说的主要目的。

   表面上,毛泽东此文的标题就叫“论持久战”,文中也明确讲,他的这篇文章主要想讨论的,确是持久战的问题。但他也讲得很明白,即他在文中主要不是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该不该打持久战,而是针对“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来阐述“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他也说,这篇文章是写给“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因为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主张“还未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完全了解”,需要做“宣传解释”的工作。但是,从他紧接着提到他讨论这一问题的由来所在一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写这篇文章具体针对的主要是些什么人。

   他写道:抗战以来,发生了各种急性病。“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轻视”“怀疑”“不赞成”八路军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有些人”,不是大多数人民,甚至也不是“友党”“友军”,而是党内有些同志。也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刘益涛的看法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他指出,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其实主要是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换言之,这个时候中共党内大家对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什么,游击战在抗战中是否具有战略意义,八路军应不应该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这样的战略方针,还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如前所述,在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引发了争论,他事实上没有能够说服多数党政军领导人。11月底,共产国际又派王明等带着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回到延安来了。在12月9-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主张,称:“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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