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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行动自由理论:分析和检验

更新时间:2019-05-29 23:59:56
作者: 姚大志  
前者如行走、观看和阅读等,后者如健康、营养良好和快乐等。⑩从行动自由理论的观点看,所需要的能力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理智的能力,另一种是身体的力量。行动的自由,不是不惜代价地做自己想做事情的自由,而是最合理地做自己想做事情的自由。一个人要理性地行动,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合理愿望,这需要理智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东西是行动自由,而对于行动来说,行动者只具备理智能力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具有身体的力量。行动是身体力量的直接展示,没有身体的力量,人们就不能做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有参加马拉松的意向,但是没有与之相应的身体能力,我还是不能参加这种极其需要力量的运动。

   没有能力并不等于没有自由。虽然我没有跑马拉松的能力,并因此不能参加这项时髦的运动,但是我确实拥有参加马拉松的自由。这意味着能力与自由不是一回事。虽然没有能力并不意味着没有自由,但是没有能力确实会降低自由的价值。尽管我有参加马拉松运动的自由,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能力,这种时髦运动的价值对我来说就极为有限了。我有去南极探险的自由,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自由,有竞选政治职位的自由……但是如果我没有相应的能力(金钱或身体),那么这些自由就打折扣了。这类情况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人们能力存在差别,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是否也有差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尔斯对自由和自由的价值进行了区分,即自由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自由的价值对每个人则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拥有相应能力的人,自由具有更大的价值。(11)通过这种区分,罗尔斯试图表明,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由,而不是某些人的自由比其他人少。

   我们再来探讨自由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可以分为两类,即肯定的和否定的。肯定的条件为自由行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更多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的选择会增加人们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扩大人们行动的自由范围,也就是说,人们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对于某些缺乏能力的人们,如果社会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尤其是提供相应的资源,那么他们会做原本想做但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社会通常以两种方式提供这样的帮助,或者以慈善的方式,或者以福利保障制度的方式。

   对于行动自由理论来说,麻烦在于否定的条件。所谓否定的条件对自由构成了限制,它们或者使人们不能自由行动,或者使他们在自由行动时付出严重的代价。最普通的限制自由的方式就是强制,而最典型的强制就是惩罚。强制性的惩罚可能来自他人,例如可能有某个强盗要求我们把钱交出来。强制性的惩罚也可能来自政府,比如说,如果政府不喜欢某种言论,那么它就可能以惩罚来威胁人们闭嘴。当某种言论可能遭到政府惩罚的时候,想要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们就会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如果人们不顾威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发表这种言论,那么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他们担心发表言论会受到政府的惩罚,那么他们不得不服从政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认为,人们的行动是不自由的,而政府的惩罚威胁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但是,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行动自由理论来说,这种最普通的强制既不是对自由的限制,也没有剥夺人们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这类惩罚的威胁并没有使任何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霍布斯曾举过这样的例子,“人们有时候只是因为害怕监禁而还债,而由于没有人阻拦他不还债,所以这个人的行动便是自由的”,而且,“一般来说,人们在国家之内出于畏惧法律而做出的所有行动,其行为者都有不做的自由”。(12)换言之,自由与强制是相容的。然而,对于自由主义传统来说,这种强制是不自由的典型,而自由与强制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上面曾说过,霍布斯主张自由与法律是不相容的,只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人们才拥有自由。我们应如何解释霍布斯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虽然法律对自由构成了限制,但是人们仍然有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尽管这种不服从会遭受惩罚。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说,如果人们的行动要付出受到严厉惩罚的代价,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人们有行动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这显然是行动自由理论的一个缺点。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自由与强制是相容的观点,不是只有几个世纪之前的霍布斯持有的,当代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这样的主张。这些学者认为,强制并不会取消人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只要有选择,他们就有自由。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排除选项或阻止选择的方式,才能够减少人们的自由并最终剥夺人们的自由。(13)问题在于,每一种选择都会有代价,其中一些代价有时候是难以承受的,诸如人们在面临惩罚威胁时所进行的选择。圣人、英雄和烈士能够不顾威胁从容就义,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自由是难以承受的。而且,从当代的观点看,这类强制都侵犯了人们的自由。

  

   三、理论检验

  

   任何一种自由理论都会对自由的本质、功能和基础等问题提供自己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自由观。这样的自由观通常包含两个部分,即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除此之外,这样的自由观还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甚至这种自由观可能就建立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我们通常把这样的自由称为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因此,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实际上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即道德的、政治的和本体论的。

   我们把自由分为三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观念本身就包含这些方面的含义,也不仅是因为在传统理论中对自由的讨论就是如此分开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自由的三个方面中,自由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不同的。在道德领域,自由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道德责任。在政治领域,自由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确保公民自由。在本体论领域,自由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自由与决定论的冲突,以及两者是不是相容的。

   除了依据上面我们对行动自由理论的基本观点所进行的分析和批评之外,我们还要按照上述三种自由的区分做一个总体检验,以考察这种自由理论是否能够解决道德、政治和本体论领域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如果这种自由理论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基本的自由问题,那么这就会证明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存在一些缺陷,并且也会揭示出这些缺陷是什么。下面让我们依次对这种自由理论加以检验。

   首先,我们来检验道德责任问题。道德理论关注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道德责任的考虑。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这个人的行动必须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受到了别人的强迫,或者受到了别人的操纵,那么他对自己的行动就是没有责任的,或者只负有很少的责任。同理,一个人做了好事受到人们的赞扬,或者做了坏事受到人们的谴责,都以这种道德自由为前提条件。如果不是出于行动的自由,那么做好事的人并不值得赞扬,做坏事的人也不应受到谴责。简言之,有自由,才会有责任。

   行动自由理论对自由的解释聚焦于人的行动,而且主张,自由意味着没有外部的障碍。按照霍布斯的解释,对自由的限制仅仅存在于物理的障碍之中,如牢房或镣铐,因此这种理论所说的自由范围是非常大的,甚至奴隶和监狱中的犯人都拥有自由,起码是行动的自由。对于行动自由理论,人对自己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在这种意义上,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人的行动是自由的话。问题在于,这种自由理论主张,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霍布斯认为,一个行动本身是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的行动只是由各种事件构成的因果锁链中的一环,并且它是由在先的因果事件决定的。这种主张为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一个行动是必然的,这意味着它一定会发生,而不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行动是必然发生的,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么行为者的责任就会出现疑问。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人才对自己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第二,行动的因果关系锁链将导致责任的无限回溯。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是负有责任的,他必须同时对导致其行动的原因也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在其他人的强迫下做某件事情的,那么他对其行动就没有道德的责任。对于行动自由理论,由于一个人的行动是由先前的因果锁链决定的,所以这会导致责任的无限回溯,即我们在追问某个行动的责任时,会继续追问责任的责任、责任的责任的责任……在这种无限回溯中,我们总会发现某件事情是我们无法对之负有责任的(比如说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情),在这种事件锁链和责任锁链双重断裂的情况下,当下行动的责任就会出现疑问。

   这种道德责任的检验揭示出,没有障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自由仅仅意味着没有障碍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意味着能够有选择。能有选择是自由的应有之义,没有选择就很难说有自由。选择的范围越大,可供选择的事项越多,人们享有的自由程度也就越大。

   其次,我们来检验政治自由问题。如果道德哲学在自由理论中更关注道德责任问题,那么政治哲学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哪些自由是需要加以特别保护的?一些哲学家为此开列了基本自由的清单:“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例如,政治活动中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结社自由以及由人的自由和健全(物理的和心理的)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最后,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14)这些应由制度保护的自由应该被列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都享有的法律权利。

   行动自由理论的出发点是自然状态,而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在历史上,这种自由理论与社会契约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而自愿联合起来建立国家之时,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就减少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这是一个自由变得越来越少的政治过程。因为国家会制定各种法律,而这种理论认为,法律会限制人们的自由。用霍布斯的话说:“世界上制定出法律,不是为了别的任何东西,而只是为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限制个人的自然自由。”(15)也就是说,这种自由理论主张,自由与法律是不相容的。

   自由与法律的不相容论会给这种自由理论带来一些严重的麻烦。第一,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对自由的侵犯有可能来自政府,但是这种自由理论没有认识到政府的法律约束与任意干涉的区别。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一起的共同体,用某种法则(道德的和法律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因此,侵犯个人自由的东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法律,而是政府的任意干涉。第二,按照这种自由理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完全是畏惧法律的惩罚。这种主张会产生两个怪异的观点:如果人们畏惧法律的惩罚而服从法律,那么他们就失去了自由;如果人们不顾法律的惩罚而违反法律,他们反倒保有了自由,尽管会付出某种代价。第三,这种自由理论没有认识到,虽然法律确实对行动自由产生了限制,但是它们也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护自由,而且法律在现代社会里是保护自由的最可靠措施。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自愿地服从法律。另外,在现代的民主制度中,人们理论上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立法活动中,在相关的政治事务上表达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就是自律。

   最后,我们来看本体论的自由。在道德和政治的层面讨论与自由相关的各种问题,一般来说自由本身不会成为问题。在这些领域,自由的存在是一个前提,否则就不会产生道德责任和保护自由的问题。但是在本体论的层面,自由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看起来拥有做各种事情的自由,而且我们也确信这些行动的源头是我们自己,但是,从客观的观点看,人们做出某种行动,总有一个决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与该行动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而且我们可以继续追溯下去,这个原因还会有一个在先的原因,即这个原因是被其他原因所决定的,以致无穷。这种客观的观点就是决定论。从决定论的观点看,人们不是自由的。

任何自由理论在本体论层面上都会面对一个终极问题:自由与决定论是不是相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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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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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求是学刊》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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