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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与政治转型

更新时间:2019-05-26 18:54:23
作者: 汪仕凯  
在这场游戏中,不列颠曾是唯一的领头羊,其他的都是些追随者。领跑者的接力棒曾经数易其手,但这场追逐依旧进行下去,它已然变成一场没有终点线的比赛。”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工业化展开的竞争,无疑为工业化的扩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起源于英国,兴盛于欧美,并且在欧美国家的推动下扩散到全世界的工业化,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是指,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是一种生产剩余,而生产剩余则来源于剩余价值。因此,这里特别强调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意图在于明确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机制之上的。马克思对工业生产中的剥削机制分析地特别深刻,他指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只不过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或者物质表现形式,并且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是从事劳动的主力军,因而可以认为工人阶级创造了工业财富。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剥削就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由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行为,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所以剥削就是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抑或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才有的事情,而是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之中,因此剥削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核心特征。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剩余价值的总量也会得到增加,于是工业化带来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剥削正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财富快速积累的秘密所在。正是由于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秘密,并且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如何测量剩余价值以及确定剩余价值的总量就十分困难。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根据美国国民收入核算的数据,从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销售支出、政府民用支出、政府军事支出等方面,对美国自1929年至1963年的生产剩余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美国的生产剩余总体上持上升态势,1963年的总量就已经达到了3277.25亿美元,相对于1929年的489.2亿美元,已经增长了近七倍。并且,生产剩余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在总体上持上升态势,受战争经济的影响这个比重在1943年居然高达70.1%,而在战后经济繁荣的1963年,这个比重也达到了56.1%。当然,美国的生产剩余并不能代表全球生产剩余的总体情况,但是由于美国在很长时期里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中的第一强国,所以美国的情况仍然可以充当我们透视全球生产剩余总量的一面镜子。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剥削机制并不能自持,它必须得到民族国家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下去。民族国家在保障剥削机制方面充分展现了自身作为集中的组织化暴力的重要角色,它不仅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开辟道路,即努力扩大剥削机制能够作用的范围,而且为剥削机制提供法律保障,当剥削机制遇到挑战时不惜使用暴力进行镇压。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写道,国家综合使用了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产权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以及关税保护制度,来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加快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从不同的解释逻辑支持了马克思的观点,格申克龙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启动地越晚的国家越是面临着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国际竞争,而要想实现工业化进程的赶超就必须依靠组织化的力量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是最为强大有效的组织化力量。

  

   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西欧北美地区向外扩散,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工业商品的销售市场,进而使得欧美国家能够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获得更多财富。工业创造财富构成了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向世界各地扩张,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时,世界各地就从生产过程中联系成为了一个整体。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在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至少某些重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劳动分工的各个商品链条的组成部分”时,就可以认为世界经济体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不是单纯的世界经济体,它同时具备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国际体系,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世界经济体形成的同时现代民族国家也随之逐渐形成,从而成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的普遍组织框架,这种结果本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题中应有之意。

  

   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并不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其实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现代世界体系就在西欧地区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形成,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提供了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商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工业军事力量,正是强大的工业军事力量为欧美国家奠定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支配地位。可以说,欧美国家利用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工业军事力量,极大地扫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障碍,从而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强制性地纳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中来。亚非拉地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模仿、学习欧美国家,最终摆脱殖民统治从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斯塔夫里阿诺斯就如是总结道:“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今天,每个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上成功地‘起飞’之后,又把朝相应的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向‘起飞’作为自己的目标。”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工业化是交错进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工业化终于取得了重大成就。

  

   政治转型发生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就是说,只有当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能谈及政治体制的选择、民主政体的演变等问题。欧美地区是最早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地方,丹·斯莱特在对民主转型进行比较分析之后确认了强国家在民主转型中的重要性。西欧和北美地区的国家毫无疑问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家,因此它们也率先开启了建立民主政体进程。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欧美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从而为这些民主政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是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一百多年以后才形成的。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在亚非拉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美地区实现了升级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欧美国家才在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基础上奠定了自由民主体制。虽然民主政体在欧美国家建立了起来,但是工人阶级革命对自由民主体制却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只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兑现了女性普选权和完善了福利制度之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才最终成熟和巩固下来。

  

   当欧美国家开始政治转型时,亚非拉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在那些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拉美国家中,除了个别国家尝试跟随欧美国家建立民主政体之外,其它国家都处在非民主政体的统治之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亚非拉地区纷纷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且其中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之后,第三世界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建立民主政体的集体尝试。霍布斯鲍姆就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发生了“重大并显著的转移”。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扩展,而且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积累的基础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高,附加值高的产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占据了多数,而且精密的高级技术产业也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发展,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新秩序”出现了。

  

   第三世界国家在蓬勃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迎来了政治转型浪潮,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剩余似乎也为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准备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于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政治转型再次携手。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首先,启动政治转型的国家数量非常多,地理分布非常广泛,亚非拉以及东欧地区有近一百个国家先后从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其次,政治转型持续地时间比较短,大多数国家在短短几年,多者也不过十余年,就完成了从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整个浪潮也不过持续了三十几年,这和欧美国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转型相比,可谓效率惊人。最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明显,国际压力对于一个国家进行政治转型提供了特别的动力,亨廷顿将其比喻成为“滚雪球效应”。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的特性印证了其最终后果,很多国家新生的民主政体走向了崩溃,有些国家甚至发生了持续的社会冲突、内战和分裂,一些国家虽然维持了民主政体,但是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败,只有少数国家建立的民主政体最终得到了巩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的结果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基础,但是它并不能直接决定政治转型成败与否。亚当·普沃斯基领衔的一项系统研究也表明:“尽管人们乐于相信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民主政体的建立,但是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决定关系”,但是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后能否巩固则依赖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富裕国家的民主政体都在经历冲击之后存活了下来”。富裕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民主政体的巩固,乃是因为富裕国家能够提供民主政体所需要的经济成本。由此可见,尽管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集体经历了政治转型,但是由于它们是在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进行政治转型的,故而它们在提供民主政体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就不能实现民主政体的集体巩固。

  

   如果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观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只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一次是居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另一次则是居于现代世界体系边缘、半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当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开始建立民主政体时,边缘以及半边缘地带的亚非拉地区要么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尚未建立民族国家,要么处在各种形式的非民主政体统治下,只有等到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已经完全巩固和成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才开启了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浪潮。现代民族国家是否开始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即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和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其中,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基础,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则是关键,“这些民族国家在更大的竞争系统中的位置各不相同,并且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以及作为一种结果的正式组织化倾向,组织化所运用的形式——高度依赖它在这一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因为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它参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基本结果。

  

   综而论之,民主政体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就越是能够为更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物质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总是有限度的,因此,它为一些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物质基础时,又制约了另一些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主政体。究竟哪些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建立民主政体,则取决于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从现代世界体系这种结构性视角出发,不难发现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民主政体的建立、巩固、崩溃以及衰败经历了两次政治转型浪潮,即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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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129-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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