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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峰:家庭代际财产传承的 习惯法、国家法和西方法

——以湖北省Z市S镇法庭纠纷处理为例

更新时间:2019-05-21 21:47:13
作者: 余盛峰 (进入专栏)  
通过它,我们才能发现民间的生活逻辑。我们将会看到,习惯法是如何成功规避西方继承制度的。所有的当事人基于什么样的知识基础、正义观和法意识,达到了一种区别于大传统、制定法、现代法的共识。这种共识与传统习惯法又发生了多大程度的交流和冲突?它与我们要重点考察的分家析产习惯存在什么关联?西方继承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完全失语?

  

   协商会议由村委会干部主持,参加人员包括马家父母、兄弟、妯娌及其亲友代表。会议伊始,主持干部为协商定下基调——处理马承茂家财产。原告首先表明了自己守寡治家、养老抚小的决心,以救赎自己在丈夫自杀上的过失。经要求,在原告清点自己家的财产之后,随之,被告及其弟对财产数目产生了怀疑,并质问原告带回娘家的皮箱中装了什么东西。似乎是为自己干涉弟媳家财产的行为谋求合法性,马承林说:

  

   “我们清你的钱财,并不是怕你给别人,主要是摸下底,用于玉柱(原告人儿子)来开支。”

  

   “清的目的不是给别人,还是你自己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追问,气氛开始变得紧张。原告矛头一转,斥责被告对老人不孝顺,不负担赡养责任。这似乎马上使她获得众人的同情。被告母亲也当场严厉斥责了他的儿子。

  

   “只要她(原告)争气做家,我们二个老的不要她养活,只要她把二个小孩拉大成人。”

  

   协商在调解干部的圆场下又回到对财产的处理上。

  

   蔡平华:“我现在一个人又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管理,把财产作价卖了算了,存几个钱用来玉柱读书和家庭开支。”

  

   原告哥哥:“存款户头要是马玉柱的名字,我们姓蔡的决定不会要分文。”

  

   调解干部最后“本着一个鸡蛋没散黄”的原则将财产处理交由被告负责。将财产在自家人中作价处理后,其中5000元定期存单过户给原告儿子马玉柱,剩下4700元,用于原告家修房和日常开支。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看到:父母与儿子因各种原因分家之后,并不因此消灭父祖子孙之间的孝的义务(赡养)和承继关系。很明显,协商过程中,不同当事人不断加以强调的,正是原告儿子马玉柱的承继权利。父子兄弟间存续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各方都在表明心迹:自己最终捍卫的,是原告丈夫之子马玉柱的利益。以此,他们争夺协商中的话语权力,并借此掩饰各自的真实意图。这里,所有话语沟通的共同基础是嗣续——即作为死者马承茂人格延伸的马玉柱构成了继承的本质。“婚姻之功用在于使人有后。结婚生子,造‘新吾’以代‘旧吾’,以使人得生物学的不死……以为自己生命已有寄托,即安然以俟死[⑨]。”马承茂的财产权作为人格连续上的当然效果,概括性地转移给后继者马玉柱。马玉柱围绕着对家产的权利继任其父亲的地位。“我国礼教及旧律,重男系而轻女系。宗族系以男系为中心的团体,女子或姑姨等之女统的女系亲,不在此限。服制视其为男系与女系亲,而有重轻的区别[⑩]。”原告女儿在整个协商过程中是被完全忽略的,她至多只是一个附从的受益者。妻家亲戚,必须一再强调自己无意夫家的财产,才能获得认同。只有在这种话语路径的范围内,他们才能为原告寻求地位的保障。作为妻子的原告,只是凭借夫妻一体的传统法意识,通过表明自己守寡持家、养老抚幼的决心,才因此获得对夫的代位权,继续保持原来属于夫的东西。妻本人不能视为财产的继承人,她只是作为丈夫和儿子的中继者。一旦她改嫁或是回娘家,就必须抛弃目前尚可支配的财产(除部分嫁妆外)。

  

   现代继承话语在这里是听不到的。原告公婆对于自己儿子遗产继承权的抛弃,绝不是继承法上的抛弃继承权。在他们的意识中,接受作为自己继承人的儿子的遗产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儿子的财产,本来就是他们给予的。儿子要做的事情就是延续嗣统和反哺赡养。原告对其丈夫兄弟的反击与对本家财产的维护,也不是对于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追求,她要做的,只是维护基于早年分家析产业已形成的各房财产格局。为了掩饰自己的夺产企图,马家兄弟也只能攻击原告隐瞒家产,表明自己维护侄子利益的本意。这个案件中的协商格局,代表了当代乡村社会中的大家庭利益格局。我们可以在其中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民间法意识——它构成了这一交往场域的共享知识。西方继承制度被所有当事人默契地排斥在外。或者说,它从来就不为人们所注意过。

  

   回头再来考察当初揭示的矛盾情节,事实可能是:原告公婆为了确保自己孙子作为子嗣的地位,与被告达成默契:将以其孙子为户主的存款掌握在他们手中,以防止其他儿子的僭夺。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儿媳将来可能带产改嫁,或是将财产转移回娘家。毕竟,现代法鼓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而财产掌握在父母手中,总是给被告带来了将来获益的机会。因此,他也愿意达成与父母的默契,限制并排斥弟媳对于家产的既有权利。并且,他也愿意因此独自承受来自舆论的斥责和压力。

  

   纠纷一旦达到国家司法这一场域,民间习惯最初独自运行无虞的状态就开始发生变化。当事人迫切了断陷入僵局的纠纷,这使得国家的权威因此拥有了一种象征性的权力。作为国家法的西方继承制度话语开始出现。司法这一场域,也为民间习惯法和国家法的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可以相互进行规则竞争和渗透的空间。尽管,由于原告执著维护自家的既得利益,使得被告不得不违背诺言揭穿秘密。但是,因此产生的当事人适格的疑问,并没有阻止法院对纠纷的处理。虚幻的侵权之诉终于被还原为析产、继承纠纷。

  

   考虑法院是否熟识民间习惯,进而在纠纷解决中,将它作为规则适用的基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法官总是受到“合法性”原则的限制,并被既有思想资源的前见所限制。更重要的是,以现代法律话语来化约民间复杂的关系结构总是来得更加经济省力。何况,还必须考虑证据规则和法律事实的概略化要求。通常,法院先倾向于以现代法律构造纠纷的法律关系和处理结果。最后,由于案件纠纷解决的压力,促使法官对处理结果做出某种妥协,某种看起来似乎经过民间习惯法过滤的妥协。

  

   对于本案,法院最终通过适用西方继承制度(适用法条包括《继承法》第9、10、13、15、26、29条和《民法通则》第75条),认定纠纷系由被告将价款交与他人所致,支持原告分割财产和继承丈夫遗产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原告在起诉书中没有主张上述权利)。根据夫妻财产法定制和法定继承制度,将死者与原告进行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后,以法定继承第一顺序,在原告及其公婆子女中作了平均的分配。(除此之外,原告自愿付给公婆赡养费1146元)。在处理结果中,根本看不到被告的身影。案件受理费高达600元,由原告负担!

  

   我们看到,由于社会变迁和现代西方法制话语的渗透,尽管传统关于家庭代际财产传承的知识系统依然稳固,但是传统宗族组织不复存在,道德约束和社会评价力量趋于消解,对于失范者的民间约束力量渐次丧失。种种因素使得在共享民间知识的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导致信任度的降低。以该案为例,在共享家庭代际财产传承传统知识的过程中,正是由于代际间信任度的降低,使得矛盾变得凸显激化。本来,一套成熟的关于代际之间财产分配的知识运作,自古以来,已经发展出包括在出现无子、绝户、寡妻守志、改嫁等各种情形下的相应规则制度。代际间信任度的降低,往往使得一套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制度,在出现异常情形下,面临崩溃的结局。编号为4、6的两个案件,均是在寡妻改嫁之异常情形下,由于国家法与习惯法意识的冲突,以及代际间信任度的下降所引发。编号为5、8的两个案件,则分别是在继母子之间和寡妇坐产招夫这两种情形下引发的。

  

   案件2(编号4)

  

   原告石金秀1977年与被告刘万秀之子刘国平结婚。1979年,刘国平与父母分家。1987年,刘国平病故,9月石金秀带子刘代春改嫁。之后,石金秀要卖掉房屋带走家产,刘万秀从中拦阻。1987年12月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继承刘国平遗产。经法院多次调解未果,最终以判决形式结案。

  

   对于出现寡妻带子改嫁的情形,民间传统承继习惯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应的对策性制度。原则上,寡妻再嫁将失去对亡夫遗产的占有权。在传统法意识中,改嫁是妻在自己内心中放弃活着的夫之人格,并脱离夫之宗的行为,与此同时,必须放弃在夫家的权利[11]。在前夫有幼子,寡妇带子改嫁的场合,财产则以该子之名被保留,如果该子死亡,财产作为“户绝”处理。在这种情形下,带产改嫁为民间习惯法允许。显然,在传统法意识中,带产改嫁的前提,是子与父祖之间的关系不发生变动。寡妻由于改嫁失去对前夫遗产的全部权利,她只是中继性地替儿子保管遗产。将子带养成人、令其归宗,承续前夫祭祀,俗谓之“活带”。在“死带”——随母子改从后夫姓——的场合需待前夫宗族认可。以上所述之民间习惯法意识,可从被告人刘万秀起诉书中提供的村组干部处理意见窥知一二[12]:

  

   1、由刘代春继承全部财产(房产由石金秀负责保管,刘家三兄弟监督)

  

   2、母亲刘万秀赡养安葬费,由石金秀负担其中五分之一——六十元。刘代春以后回来由生产队接收。

  

   刘万秀:“现在儿子死了,媳妇又要改嫁……我现在没有依靠了,我当时提出要留厢房两间给我吃住,石金秀拒不同意。村干部也说财产既然分给了刘国平,就全部是他的,我没权力要一点。”

  

   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并不是在案情介绍中留给我们的印象:受旧封建意识毒害的婆婆,刁难儿媳,干涉其婚姻自由及继承财产的权利。

  

   养老制度是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费孝通先生分别用“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概括西方与中国的代际关系[13],分家析产和赡养构成了中国家庭制度的两面。“养儿防老”是中国均衡代际成员之间取予的传统模式,分家析产也是对老人赡养的划分和分担——继人或称分人。分家析产后父母的生计是充满风险的,特别是在分家时养老份较少的情形下。一旦儿子不愿负担赡养责任,其生存就面临现实威胁。特别是,社会变迁致使社会约束机制软化,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建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刘万秀因为其他儿子推脱赡养责任,一旦石金秀带产改嫁,刘万秀唯一的生存保障也将随之而去。

  

   我们看到,包括村组干部在内的整个村庄知识,仍是地方性的关于分家析产习惯的记忆。刘万秀不知道存在另一套来自西方的继承制度,借此可以解决她的生活困境。她仍在试图利用传统法意识中关于带产改嫁部分的知识,以道德非难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幸亏,由于她的“无知”,误打误撞成为被告,反而借此解决了她的生活困境。

  

最终,法院经过对夫妻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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