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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祖欣:当代台湾电影文本中的民粹主义幽灵

更新时间:2019-05-19 14:22:54
作者: 孙祖欣  
如“为补偿未能投资低地价大陆的损失,‘政府’为台湾商业提供了土地补贴和财政优惠”。(17)从民间到官方,台湾社会这种对于大陆经济发展的警惕是相呼应的,而这种情绪自然也反应在台湾电影当中。

   《回光奏鸣曲》(2014)的女主角是一个裁缝,然而裁缝工厂却因为经济的萧条而倒闭,老板儿子全部在大陆发展,不愿继承家业,他对女主角说:“现在什么都得靠大陆。”在表达两岸经济密切往来之余,一些电影也传递出对“大陆挤压”下台湾经济的无力感。《17岁》(2015)里,白白跟母亲相依为命,直到母亲出车祸昏迷,父亲才从上海回来探望,他不提供父爱,他忘记女儿对虾过敏反而点了炸虾,他只提供金钱资助和联络电话,但当白白感到孤单想联系父亲时,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男孩的声音——父亲早已在大陆组建了新家庭。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对大陆“经济侵蚀”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也赤裸裸地呈现在《太阳的孩子》(2015)里。有着大陆资本背景的圣雄作为代理人回到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向族人商谈收购土地建造大饭店的事宜。在得知圣雄去过大陆,少女Nakaw希望他帮其兑换自己跳舞挣来的20元人民币,而当弟弟Sera看到20元人民币能兑换100元新台币后惊呼:“人民币好强啊!”这一略带讽刺的细节暴露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经济发展的担忧,而收购土地则将这种担忧上升至对抗,Nakaw的外公反对卖地,他说“汉人是有钱”,可土地没了,族人就要流浪。通过一系列的抗争和巧合,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土地、生态和传统,但故事之外,人们知道,工业时代,传统的农耕方式是不具有任何竞争力的。讽刺的是,族人一直强调自己部落的传统和特色,但影片里处处闪现的教堂、祈祷和教会医院却表明,部落的传统早已不再纯粹。

  

   三、民族认同危机,当代台湾民粹主义诱因之二

  

   台湾经济在21世纪的发展危机暗含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源,即在反全球化、支持贸易壁垒的过程中激发所谓“民族主义”,继而导向民粹主义,但台湾的民族认同却因其特殊的历史经验而显现出偏差。“伴随着政治自由的扩张和海峡两岸人民接触的增长,更多的台湾居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台湾认同’,而非基于大陆或国民党宣扬的‘中国认同’。”(18)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对中国台湾的民族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对国民党及其背后完整的中华民族逻辑的排斥,渐渐接触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台湾民众甚至通过回溯,向日本殖民历史寻找“民族认同感”,并产生了“媚日”的政治领导人、以及指涉日本甚至美化殖民历史的影视作品。

   《海角七号》(2008)讲述了60年前,日本殖民者战败撤出中国台湾时,日籍教师随军撤退放弃了自己的中国台湾女友的故事以及之后的思念。在电影的巧妙安排下,抗战胜利被置换成带来爱情悲剧的动荡岁月,屈辱的历史被消解,纯洁的爱情为殖民统治蒙上浪漫的薄纱。

   《带我去远方》(2009)中的阿贤是一个生活在小镇中的青年。一天,一个日本游客的到来打开了阿贤的美好世界,也开启了阿贤生命的美好,却没有许诺他一生的幸福。后来阿贤又恋上了海巡的男子,爱情无疾而终,被海巡男子抛弃的阿贤选择了自杀。在这样的故事设定里不难看出,日本是无法触及的幸福,本土则意味着灾难。

   《KANO》(2014)讲述了日本殖民时期,嘉义农林棒球队参加日本甲子园比赛的历史事件。在这部影片中,一段残酷的殖民历史,被化约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励志故事。首先,从来自日语发音的野球(台湾对棒球的称呼)就可以看出该运动作为一种殖民符号的存在,“台湾不仅培养了杰出的棒球选手精英阶层,这项运动还在各个阶层流行起来,使得棒球在殖民地变得像在日本一样主流”。(19)其次,在电影中,棒球成为一个台湾人民寻求认可、完成同化的上升渠道。而导演把一个自我同化的上升序列,再翻转成殖民者加冕的过程,为这种“自我殖民”裹上了浪漫的“励志”外衣,例如:电影中日本教练关于汉人、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日本选手各个长处的论述;甲子园上的日本对手对中国台湾嘉义这片土地的“朝圣之旅”;以及全嘉义乃至中国台湾人对嘉农队在甲子园比赛的浓厚关注,都作为21世纪的导演回望这段殖民历史时的一种“民族自豪感”的修辞而呈现。再次,这部电影全程日语,即便本土人的交流也以日语进行。在第51届金马奖中,该片虽然仅仅获得最佳剧情片和最佳新导演的提名,却获得了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台湾民众暧昧不清的“民族认同”,在如此的背景下,台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虽与典型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着类似的生成逻辑,但是其针对的对象却偏差性地指向了同一民族的海峡另一端的中国大陆。

   《KANO》的监制魏德圣所执导的电影《赛德克·巴莱》(2011),在第48届金马奖中同样斩获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并且一举拿下最佳影片大奖。电影中的“民族认同”看似回到了台湾本土,但依旧经不起推敲。电影以“雾社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部落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深沉的本土情怀和对神秘部落的详实再现,促使该片被誉为一部“悲壮的民族史诗”。然而当代艺术家对历史的民族式解读,并不能真正赋予这段历史一个民族自觉的灵魂,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化产物,它由资本主义、印刷术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显然,影片中赛德克族的抗日活动并非一个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中的闪亮篇章,而是一个家族在面临灾难时的必然行动。赛德克族对自身并无明确的民族国家定位,在他们眼中,自身部落是家族,汉人是贸易对象,而其他部落和日本人则统一化约为异族。反而是日本人的入侵,才瓦解了原始的部落生活,并促进了12个部落联合,民族意识才渐渐浮现。

   两部电影借“民族认同”的情怀,获得了大量的票房、口碑以及奖项。“民粹主义着眼于人民的统一,强调群众的整体性,这种基本价值在遭到外敌威胁或以为遭到外敌威胁时,便极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抵制和排斥外国力量的侵入。”(19)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将这种民族认同过度消费,民众对威权统治的反感,连带排斥了国民党背后的中华民族认同,这是如今台湾民粹主义盛行的历史渊源。1949年后的两岸关系,从武力相向到“外交封锁”,又在军事和政治的交锋中为如今台湾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滋长的土壤。近10年来,两岸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则切实触动了台湾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成为民粹主义诞生的又一诱因。历史、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特殊关系,促使原本同源的大陆一方,成为刺激台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个“外部”环境,这是台湾“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四、社运传统与选举体制,当代台湾民粹主义爆发的渠道

  

   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传统在挑战威权统治的过程中爆发,并保存在台湾民众的生命记忆里。“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背弃以前对民主的承诺,在中国台湾实行了威权统治。在其漫长的统治过程中,罢工和其他集会行动一样受到压制。直到1987年,国民党才开始变更政治统治的游戏规则,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打开大门。在那些随之出现的革新中,声势逐渐浩大的劳工运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到80年代中期,劳工集体行动在中国台湾大规模爆发。”(20)“民粹主义存在的主要空间便在社会赋权运动中。”(21)“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台湾发生的社会运动种类不下10种,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少数民族运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老兵运动、馨月教会抗议运动、教师人权运动、客家人权益运动、无住屋运动等。”(22)社运深入台湾的政治生活,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这种政治经验最终成为台湾的文化遗产,并在21世纪的电影中被反复诉说。

   电影《女朋友·男朋友》(2012)开篇便是学校操场里女生发起的“我要穿短裤”抗议活动,发生在21世纪的校园抗议活动与80、90年代的学生运动形成呼应,电影对台湾30年政治生活变迁的描写带有鲜明的台湾时代烙印。而导演杨雅喆在接受采访时候也说,“将故事的起点设定在三十年前,以这样的时间维度,一端向那个时代致敬、一端关照当下的台湾。”(23)

   历史的社运和当下的社运终究有所差别。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频繁而激烈,并最终指向民主,随着台湾“民主社会”的建立,如今的社会运动零散、破碎,甚至注重形式而指向虚无。如电影《不能说的夏天》(2014)中穿插讲述了杉原湾抗议事件。事件的核心在于环保人士抗议当局通过美丽湾大饭店项目,声称其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电影中,台北的学生南下抗议,他们不关心大学老师提出的“引导舆论”的建议,相较于结果,他们似乎更关注抗议本身。而抗议过后海滩上的遍地垃圾,则是导演对于21世纪台湾社会运动温柔的讽刺。

   21世纪的台湾社会运动除指向虚无,还带来社会的分裂和资源的消耗,2006年,在陈水扁案未宣判前,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的“百万民众倒扁运动”,将台湾推入蓝绿对抗、警民对抗的边缘。2013年,以“反服贸”为目标的“太阳花学运”也几乎使整个“立法”、行政运作陷入瘫痪,根据台湾当局资料统计,“‘服贸协议’中,台湾开放64项,其中27项已从2009年起陆续开放。……大陆将基于台湾80项开放项目,均优于其在WTO中的承诺,也将使台资在进入大陆相关服务业领域时,抢占市场先机,较欧美及港资企业更具竞争力”。(24)然而被政客煽动的学生不关心实质只关心程序。在学者看来,这是一场反马英九当局、反全球化、反大陆和反民主的民粹运动。(25)

   民粹主义者由于深陷狂热而不能理性地明白,颠覆一个统治者,并不等于建立一种理想的行之有效的政体。当民粹主义的精英领袖从边缘走向中心,民众所希冀的那些改变不仅并未得以兑现,甚至有可能被抛弃和践踏。陈水扁由政治边缘的民主捍卫者到政治中心的贪腐犯便是一例。电影《不能说的夏天》中的李教授也是这样的人。他怀念在中正纪念堂抗议的日子,羡慕通过学运而走向政治中心地带的前同僚,口口声声标榜“自由之爱”。然而本质的他,却是一个婚姻的背叛者和性侵者。

   在社会运动中,民众自以为已当家做主,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被民粹主义精英集团所操控的工具。“代议制政治的大多数运动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宣称代表人民。然而,在使人民公开反对精英方面,民粹主义可能会把一个相当温和的群众集会的口号变成一种威力巨大的政治武器。”(26)

   在“民主体制”形成以后,社会运动往往不会大规模和频繁地爆发,日常生活中,“民主”通过代议制、选举等机制,将民众囊括到整个政治生活当中,然而同样的管道,也可以成为民粹主义生长和膨胀的桥梁。选举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治理机制,当选的政党名义上为选民负责,实质上则需要“讨好”和“利用”选民。因为其首要目标是确保下一次选举的胜利,这样的目标会带来在政治行动中显著的短期行为。对广大选民的福祉会带来短期负面影响的政策都会被规避,当他们希望民众聚焦在政策的可持续上面时,这种情况便更强烈。(27)选举机制看似提供民众以反抗执政当局的工具,但这工具也可以被民粹主义者操控。电影《鸡排英雄》(2011)展示了台湾的选举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从夜市自治会会长,到夜市仙子,再到牛排、鸡排哪家好吃,都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客为选举而注重短期利益,则更加剧了民众认为当权者应当有求必应的心理,这种心理反过来又会被民粹主义者利用,“民粹主义者诉求党派,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台湾的‘独’统问题和情感诉求,这些都成为台湾的大部分选举中的动力而被广泛采用,加以动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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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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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现代台湾研究》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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