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西园寺公望以年事已高辞去了推荐首相的职责，此举直接造成了政治天平的倾斜。可以说30年代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恶性膨胀，正是一战后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博弈，而作为政治稳定之锚的元老政治消退，是日本国内政治失去了平衡的结果。

　　

　　 其三，一战后日本外交的挫折感导致日本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国际秩序安排的极度不满，挑战美国并打破其主导的华盛顿体系成为日本外交的最高诉求。

　　

　　 《四国条约》导致日本失去了日英同盟这一基轴，同时也使日本外交上的对英美协调派失去了外部依托，协调外交下的对华政策转向成为以武力为后盾的强硬外交政策；《五国海军协定》确定了日本海军主力舰只能占到美国的60%，这使日本的不安全感明显增加。日本海军的领导层普遍认为：“根据战史研究的结果，进攻舰队对迎击舰队必须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优势兵力；而防守舰队则必须对假定敌国的舰队保持相当于该舰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兵力”，这个所谓的“七成比例”追求落空，导致军部尤其是海军方面对华盛顿体系的不满情绪，逐渐压制了对英美协调的原敬、币原等国际协调外交路线的生存空间，以对华强硬外交为标榜的田中外交的得势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可以说是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战期间，日本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视为日本为抗衡一战后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建立的另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新秩序”，而这就是一战后日本外交转向的自然结果。

　　

　　 当国际环境和大国政策对日本由战前的宽容、奖赏型外部环境转变为限制、约束型后，日本表现出了极度的不适应，随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外交路线也从对英美协调转变为摩擦、对抗。华盛顿会议过程中美国主导的多方公开谈判交涉模式，对比较擅长恃强凌弱、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外交折冲腾挪的日本颇感不适，尤其是在涉及中国和日本自身军控以及结盟外交问题方面，日本自身的综合国际协调能力不足等外交缺欠被进一步放大，使日本外交有强烈的不适感。以协调外交而闻名国际外交界的币原喜重郎曾慨叹：“利害相关的国家之间不可进行直接接触，在这种圆桌会议上决定我国的命运，真是迷惑至极。”

　　

　　 国际环境、外部压力的变化传导至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中，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使军部势力坐大，并利用了对英美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引导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战是日本国际角色转变的关键点，战前和战中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和追随者；在追随英美过程中，日本尽最大限度去攫取利益和扩张势力范围；原来追随的对象国成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国，失去方向感的日本外交脱离了原有追随外交的轨迹，开始寻找新的结盟对象，纳粹德国成为日本二三十年代的追随目标。一战后亚太主宰者角色的国家战略追求，使其同英美关系转变为竞争者和对抗者，挑战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亚太秩序随即成为其必然选项，也是日本突破困局的最高诉求，全面侵华战争和对美太平洋战争正是这种国家诉求的极端化表现。

　　

　　 作者简介：郑毅，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