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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创新与规范的统一:展望我国未来的政治学发展

更新时间:2019-05-10 00:50:25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由此使美国的政治学从原来的哲学、法律、制度层面迈到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上,产出了大量实证主义作品。同样是这一时期前后,对美国政治学界来说,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走向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时代问题。他们在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的支持下展开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研究,由此产生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大量经典著作。而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政治发展到20 世纪70 年代,平等和正义的问题愈发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罗尔斯将平等问题纳入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心[9],改变了之前政治哲学主要关注自由和民主的状况,由此引发了政治哲学的伟大革命。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引发了更多的学术关注,直到标志性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10]的出版和流行。在国际上,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形成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步入民主政治之后,国家秩序和治理绩效却出现种种问题,由此又引发了国际政治学界关于民主转型与巩固,以及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等问题的探讨。就此而言,历史并未终结、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国家也未终结,西方和世界的政治演进一直在路上,政治学研究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不断跳出原有的思维窠臼。

   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创新是因为他们能及时回应本国和全球的重大问题。同样,我国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其创新也将取决于政治学者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对本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政治文明传统的超大规模社会,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各种调试性改革成功地从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转型为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就是政治学创新的肥沃土壤。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大量国家治理问题,如贫富不均、社会抗争、环境冲突、利益表达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政治学者基于对中国政治事实的深入研究来作出解答。中国政治本身自主发展的鲜活实践,以及在此进程中呈现的诸多时代问题,都为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学的发展,不仅在过去是“相互给予”的关系[11],在未来更是一种相互给予并互相促进的关系。这其中,尤其需要政治学者提升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敏锐性和洞察力,并在中西政治发展道路的对比中打开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空间。

   (四)尊重学术探索的规律

   学术探索有自身的周期和规律,外力的刺激或干预并不能脱离这种周期和规律的制约。社会科学的学术探索既要全面深入地梳理、反思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作大量的调查研究或文本解读,更需要独立的思考和广阔视野下的比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新的事实、提炼新的概念、构建新的理论,无论是学术探索的哪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的积累。若要期待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学术共同体检验的学术创新,就要有相当的耐心和尊重。特别是政治学的学术创新,小到概念和提法上的创新、中到机制分析、大到政治理论的建构,都不能拔苗助长,通过急功近利的各种方式去刺激。因为只要政治学学术共同体能够基于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探索和积累,政治学的创新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否则,那种通过人为的“打造”和“制造”的学术创新,特别是在没有相应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的跟风式伪研究,不仅损害政治学者和政治学界的良性成长,从长远来看更会损害国家发展的软实力。

   尊重学术探索的规律,同时也意味着在研究范式及其创新的问题上,我们既要保持清醒的反思能力,又要对范式革命的完成保有充分的耐心。不能否认的是,国内当前的政治学研究,其核心概念、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理念,都普遍受到了欧美学界的深刻影响。我们除了应该反思这些知识体系对中国经验的适切性,也要看到这些知识体系的范式危机。就欧美本身和全球范围的发展状况来看,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范式也遭遇到西方知识界内部的“否思”[12]1。政治学研究的既有范式,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当然,范式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范式革命的顺利发生,只有学术创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整个学术共同体才能对新范式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重温托马斯·库恩的提醒是必要的,当新的候选范式出现的时候,科学家仍会不愿意接受它,“除非满足以下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新范式必须看来能解决一些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其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科学研究不像许多其他创造性领域,并不视新奇本身为迫切需要而去刻意追求。结果,新范式尽管很少或从未拥有旧范式的所有能力,但通常保留了许多过去成就的最具体部分,并且总能容许除此之外而附加的具体问题的解”[1]152。

   (五)坚持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在政治学研究中,应该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13]。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政治学研究者应该直面政治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敢于追求真理,并按照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和规范将研究发现表达出来。政治学研究应该坚持科学精神,这与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研究的内在属性是一致的。如果没有科学精神,政治学研究将变成伪科学,或者只是意识形态宣传,从而终将失去生命力和影响力。人文精神,即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并能从人类处境改善和人类价值捍卫的高度出发选择研究议题、从事具体研究并表达相关研究发现。人文关怀说到底就是在研究过程中要看到具体的人,并对人性和人的需要予以同情性理解和道德关照。政治是复杂的,因为牵涉到权力和利益,不可避免地具有专断性和阴暗面,政治学研究应该直面这些面向,但又应从理想政治的角度批判这些面向。因为政治学研究的落脚点还是人类的尊严、自由、德性和发展。这其中,尤其应该关注到普通人(包括政治边缘人) 的政治观念[14]与行为模式,更多地从普通民众那里寻找问题并确定研究的立足点。同时,也应关注到各类政治人非政治的一面,以获知对政治人的全面理解,而不是将政治学研究仅仅化约为抽象的逻辑演绎和冷冰冰的数据分析,政治学研究是科学的、理性的,但背后应该有关怀和温度。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从表面上看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归根结底又是应该统一也能够实现平衡的。科学性主要是针对学术探索而言,人文性主要是就研究的取向和落脚点而言。没有科学性的基础,纯粹的人文关怀将失去说服力;没有人文关怀,纯科学的政治学研究将失去方向甚至走向歧途。政治学研究者只有在相关政治价值的关照下,才能从事有意义的政治科学研究。

   就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来看,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人文性都比较薄弱。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多的强调和推动,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政治学研究内含的人文性却受到一定的忽视。虽然我国的学术研究具有深厚的文史传统,部分政治学者也具有文史哲的学术背景,但将对人及其价值的终极关怀贯彻到政治学研究中,仍是一个有待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很多政治学研究者的关怀更多的只是停留于政治关怀层面,而未能深入到对人的关怀这个终极层面。政治学固然要有政治关怀,关注国家、维护秩序,但不能完全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政治应该为人民服务,为具体的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体服务。就此而言,我国政治学研究在人文性的反思上仍有待加强,只有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到提升,我国政治学的研究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创新与规范的统一:政治学的发展之路

  

   (一)政治学学术规范有多重要?

   顾名思义,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做学术的基本章法和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就是一门科学由学术对象、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学术风气等构成的标准系统。”[15]学术规范说到底还是做学问的谦卑、诚实和严谨性,尊重前人和同行的研究贡献,尊重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研究惯例。虽然传统的学者往往认为“文无定法”,但这可能对文学性的写作更为适用,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特别是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初,最为重要的就莫过于遵守这些“定法”。因为,不论是学术研究过程抑或学术写作和学术表达过程,经由学术界的长期演进,显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则和章法,学术界的所有同行都遵守着这些定法。若不遵守,相关的学者就会被称为“野路子”“未入行”,或者让人很难评价。就此而言,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对学者和学术后备队伍的规则训练与基本约束,它是学术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共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化。教育部多次出台文件,以规范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和学术评价等事项。而学术界内部,部分学者也早就在努力地推动学术规范化,其中又以邓正来先生为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邓正来等人便开始倡导并实践学术规范化。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学术共同体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与权力介入之间的张力,如邓正来认为:“学术规范乃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其知识实践的过程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及再生产和如何进行知识传播及交流等具体的学术活动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性共识,不仅源出于学术界自身的实践,而且也在其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学术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也绝不渊源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力,而源出于知识分子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相应的学术机构对它所实施的惩罚,正如任何学术评价及其判准都必须源出于学术界同行一般。”[16]就此而言,学术规范最主要的践行者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

   按照叶继元教授的看法,学术规范与学科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规范不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制定’的,而是源于和发展于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的内容大体包括基本规范、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学术成果呈现规范、引文规范、署名及著作方式标注规范、学术评价和批评规范……‘学科方法论’既指一组学科群,诸如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方法论,也指某一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的方法论。方法不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有关方法的理论,这与学术规范中‘研究方法的规范’,即有关方法的使用原则、原理、规则、要求等极为相似,因此‘学术规范和学科方法论’与研究主题极为密切,或为同一主题的项目,它们都要对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的底线要求( 构成性规范) 、对如何进行好的研究的准则( 范导性规范) 提供帮助……如果说这里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讲如何进行科研的基本底线、形式规范或技术性规范的话,那么‘学科方法论’则是有关内容规范、如何提高科研质量的高要求。”[17]

   在社会科学的版图中,政治学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政治学相比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我们不得不说政治学的学术规范性仍有待加强。从基本研究规范(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写作规范到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国内的政治学都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是整个学术界的共性问题,有的则是政治学自身特有的。比如,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选择过多地受到外力的支配,冲击了政治学学术传统的常规累积。又比如,过多地强调话语权而排斥或误解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通则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有的学者在未能充分梳理前人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草率地自造概念、建构理论,让同行无法对话;有的学者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事实作有明显偏向性的“研究”,更多的是“政治地研究问题”而不是“政治学地研究问题”。

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在学术规范性和方法运用上表现欠佳,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强调“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微言大义,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也只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主要效法日本和欧美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性有一定的成绩。1949年后,随着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需要和向苏联的学习,一方面是政治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取向压倒一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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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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