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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单一现代观抑或多元现代观:对峙与调和

更新时间:2019-05-10 00:44:09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他们自己深刻体验了多元文化的历史事实,且对多元现代的世界史逐渐有了明确的认知,这是西方国家国内文化多元化以及全球化的国外体认促成的认知结果

   这里有两个重要史实值得强调:一是在西方国家迅速崛起之际,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他们开启了可耻的贩奴贸易。但当黑奴进入西方国家以后,尤其是在解放黑奴运动以后,这些来自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社会新成员,让西方社会体会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单一现代观因此受到冲击。二是西方国家成为不可撼动的发达国家以后,世界各国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大量涌入,逐渐让西方国家的单一文化结构发生转变,生成了事实上的多元文化结构。只要直面现实,西方学者就不会对多元文化熟视无睹。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勃兴的多元文化主义,就正是对自身文化处境的一个理论反应。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并不直接支持多元现代观,而只是提供了某种精神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理念彻底撼动了单一现代观的精神基础。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凸显的族性、语言与分离问题,直接引发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阐释。美国大熔炉的实践,一直是在处理族性问题对国家认同的挑战。至于民族国家建立的机制,导致的英国四块(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张力,显现的也正是西方国家内部整合机制的复杂。“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以关注人类尊严与幸福为动力的标准训诫。这个训诫向我们证实:在现代西方社会,培养和鼓励文化群体的文化与物质的繁荣并尊重他们的身份,这种政治态度是正义的。”[9](P5)这种正义观得来不易,是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的单一现代观实践代价之后的理性成长结果:这是西方国家不再坚持一种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或者说优势族群对弱势族群的优越态度,而明确反对歧视、推崇平等的政治理念的宝贵果实。将之扩展开来,势必让西方学者以同样的眼光审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平等关系。

   (二)与西方国家的自我反省有关,这是多元现代观兴起的、内置于西方文化土壤的文化心理基础

   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的世界进程中,依靠的是软硬实力的双重动能。硬实力的最后依托,无疑是军事暴力和掠夺手段。由西方国家强力推进的“现代”世界进程,绝对不是温情脉脉、催人泪下的过程。相反,在带给人类社会以超越传统的“现代”方案、让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一个繁荣富足、规范权力与融洽相处的状态之前,血淋淋的战争、罪恶的贩奴运动、市场的巧取豪夺等等,让“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充满道德的罪感和政治的下作。身处这一进程的西方学者,如黑格尔、韦伯等人,更多地看到的是冰冷的历史理性,因此心生一种强势文化战胜弱势文化的喜不自禁感觉。这催促他们去总结强权战胜弱国的根本原因,因之彰显自由与理性基点上生成的文化独特性。但是,在西方国家高奏全球现代化凯歌之后,健全的历史意识、温情的道德理性随之成长起来。西方学者自身的历史羞耻感、道德共鸣心因之发生和生长。同样是自由与理性的精神感召,促使他们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行为进行深入反思③。此时,三种文化心理相伴而生:

   一是基于同情和理解,对被征服的非西方国家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促使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独特性以及对自身“现代”兴起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是柯文撰写《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直接的心理基础。“持续不断的关怀是我决心进入中国内部,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重建其历史,而不是根据西方人觉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简言之,我希望能超越过去承载沉重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假设的中国研究取向。”[10](P51)这自然不是明确的多元现代观主张,仅仅是有利于多元现代观兴起的观念转变。但缺乏这样的转变,多元现代观就失去了可靠且丰富的多元民族历史事实的支持。

   二是在比较文明史的视野,平等审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对“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即全球化所做的贡献。因此,让西方国家的学者成功超越单一现代观支持的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立场,转而主张不同成色的多元现代观。在“大分流”的现代历史视野中,欧洲中心论成为必须抛弃的现代历史理念,而中国、欧洲与日本这样的多国家比较视野,成为研究者重思“现代”的可选择视角不说,东欧、东南亚、美洲和非洲也都应当在内发现代的视角被考虑在内[2](P22-24)。这不仅比按照非西方国家的自身历史看待其历史的观念(如前述“中国中心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与单一现代观仅仅从西方国家看待相关问题相比,简直可谓天渊之别。

   三是西方国家自身精神世界的演进,在长期主导思想界的理性哲学很难开拓思想新境界的情况下,以“后现代”的感知催生了后现代的哲学理念。出现这一显著的转变,与“1968风暴”具有直接关系。这一关乎西方社会前景的社会大事件,既让批判反思曾经的现代主流成为新主流,也让后现代哲学的解构、去中心、多元化、相对化等精神意向鲜明凸现出来④[11](P508-513)。于是,西方学者致力建构超越单一现代观的全球史观,力图将现代历史陈述惯性扭转过来:即将西方国家的现代史抽离全球史来独立看待,并认定“现代”历史就是西方国家的历史;扭转为将西方国家的现代史重新嵌入全球史进程,并给予所有国家在世界现代史中应有的地位,凸显它们对“现代”做出的贡献。

   (三)与非西方国家挣脱殖民体系的解放进程以及事后取得的发展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重新审视单一现代观的外部动力

   这一方面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帝国时代,让殖民者与殖民地构成的世界体系走向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殖民地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愿望,殖民体系宣告正式崩溃。一个“全球分裂”的时代到来。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需要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历史,因此不再对此前由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保持曾经的那种礼敬态度。相反,在前殖民地寻求自身发展的时候,对资本帝国主义在军事征服、政治压榨之后采取的经济掠夺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⑤[12](P208-212)。一方面,“当为数众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赢得独立时,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们便从各自的民主立场出发,着手编写本国的历史。这是对殖民时代历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各自编写的历史,远不足以呈现世界历史发生的深刻变化。因为“只有这些历史还是不够的……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或许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13](P15)。这两方面的变化,让“现代”历史的解释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迅速崛起,他们改写“现代”历史的意欲就更加强烈。尤其是近期中国的崛起,让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在曲折的“现代”历史处境中饱受创痛的中国,一方面感受到国家“现代”跃升所具有的世界能量,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者在“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的叙事框架中陈述中国发展故事的时候,这种感受就会更加强烈⑥[14](P325)。另一方面也浮现强烈的“现代”文化创新意欲,国家权力一方在“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之外,增加了“文化自信”的表述;学术界则呼应国家领袖发扬光大传统的号召,大力倡导儒家式的中国“现代”复兴方案: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现代”叙事成为论者的努力目标,全力疏离港台新儒家而浮现出来的“大陆新儒家”在这方面就很具有象征性[15](P139-146)。就此而言,一种极化的、致力于颠转单一现代为多元现代的局面浮现在人们面前。

   因应于上述三种动力,分别形成了三种助推多元现代的知识体系。

   一是对西方单一现代观之负的结构面的反思。如果说此前的单一现代观主要集中于阐述这一现代理念之正的结构面,尤其是像黑格尔和韦伯那样聚焦于自由与理性的现代性特质的阐释的话,那么多元现代观关照之下的单一现代观反思,鲜明突出了后者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詹明信的单一现代观蕴含着两种可能性:(1)强调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呈现出原创的西方现代性与模仿的非西方现代性,因此“单一的现代性”主张得到进一步伸张;(2)在其指出非西方国家的模仿现代性尝试的同时,实际上预设了后发国家种种现代性尝试必然出现的不同走向。这就为多元现代性的理论伸张留下了余地。詹明信这种基于后现代立场而推崇一种类似多元现代的主张之余,又强力主张西方国家原创的“单一的现代性”,中间所容有的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让后现代处境中的西方国家学术界自身都很难自圆其说。加之“现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缺陷,令人触目惊心,西方国家的学者,无论左右,都有深入反省:尽管这些被其中一些学者痛诋的缺陷,可能并不是“现代”独有,而是人类根性上就难以克制的缺陷。但只要在“现代”背景中反思,就成了“现代”必须背负的罪责,而必须由“现代”来加以有效克制。后现代论说开启的西方国家自我反省与由此引发的非西方国家对现代的批判,构成这类知识建构的双重动力。无疑,这类尝试极大推动了多元现代观的兴起,削弱了单一现代的自辩能力与理论效度。其中,西方学者对殖民史的罪恶进行的反思,以及对西方“现代”方案所具有的缺陷进行的检讨,构成两个重大主题。

   二是全球史观的兴起与兴盛。全球史观的兴起,可以说直接受到颠覆单一现代观后的多元现代观的有力推动。由单一现代观引导的世界史写作,几乎被写成一部西方国家如何登台领导世界的进程,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全球史就是西方史。而兴起于1960年代的“全球史”,则是在多元现代理念引导下的世界史写作,其历史理念与黑格尔、韦伯他们有了根本差异。其差异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者将全球各个国家整合进一个世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而不再将西方国家作为中心;二者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兴衰全面呈现出来,而不再将非西方国家看做是一直衰颓的国家;三者将先设的西方自由与理性等核心价值让位给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价值,而不再将非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视为低级的东西;四者将西方国家的线性发展史与非西方国家的线性衰颓史悬搁起来,不再将非西方国家曾经领先世界的历史一笔抹杀。全球史的重要推手威廉·麦克尼尔在其所著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中,就将世界历史的漫长进程简明扼要地划分为三大阶段: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均势的时代、西方统治的时代。在他看来,“不同的文明构成了真正的和重要的人类群体,并且他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题。”[16](P20)这显然是一种有利于多元现代观自证的历史观。

   三是催生了后发国家的现代理念。这类观念可以分为两类:其一,西方国家学者倾向于同情后发国家而致力翻转单一现代说辞,凸显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曾经的全球化领先地位。在这方面,《白银资本》一书的论断堪称代表。弗兰克强调指出,“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孱弱,而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却在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均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其后亚洲的优势削弱了,而欧洲以工业经济取代亚洲而勃然兴起。但“可以设想,西方和东方会在不远的、已经隐约可见的将来再次交换在全球经济和世界社会中的位置”[17](P422-425)。这是一种与后现代认知高度吻合的多元历史观,也是一种相对性特征极为显著的历史观。其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后发跃升的国家,勉力对现代话语进行重新建构。在这方面,中国当下对自己独辟蹊径创制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现代”所表现出的高昂热情,很具有象征意义。近年“中国模式”论的广泛流行,就成为人们熟知而毋须太多分析的例证。

  

   三、单一现代观被颠覆了吗?

  

由上可见,多元现代观与单一现代观的对峙性是很强的。这种对峙的基本情势是多元现代观对单一现代观的严厉批评和直接否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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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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