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黎丽 韩静茹:社会分工与民族

更新时间:2019-03-30 00:51:34
作者: 徐黎丽   韩静茹  
就成为区别其他区域使用不同资源并形成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类共同体。于是,后来的民族学研究者就以人类不同群体从事的不同生计方式,作为划分人类不同群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苏联学者划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以及我国学者林耀华对中国不同民族生计方式的划分。(25)这种划分,其实就是对民族社会分工及其职业身份的认可,也是民族通过后天培养习得的文化属性。因此可以说,社会分工的两个方面——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都是以人类认识到可以开发的自然资源及使用方式为基础。没有人类生存依赖的自然资源,社会分工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由于社会分工是生存于相同自然环境下具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民族的生计基础,因此它就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显性的特征起着凝聚民族的作用。以上就是社会分工与民族的关系。

  

   二、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

   要讨论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影响,就必须将社会分工与民族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探讨,才能在纵向的时空维度中看清社会分工对民族的影响。由于每一次社会分工带来的新职业,都与人类发现并使用的新资源有关,因此本文依据人类发现及使用的自然资源而形成的新社会分工,将其对民族的影响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人类采集狩猎地上资源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的建构作用

   相对于人类有各种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无文字的历史更为漫长,但未必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异常艰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早期觅食时期或现在仍然生活在某些生态边缘区域的族群中得到证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就是人类采集狩猎地上资源时期。

   跨学科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经历过灵长类(primate,大约560万~580万年)、原人(hominines,560万年)、能人(homo habilis,260万年)发展到直立人(homo erectus,16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40万年)五个发展阶段。虽然每个阶段都有标志性的演化事件,如直立行走是灵长类向原人的转变标志,制造工具是原人向能人转变的标志,学会使用火是能人向直立人转变的标志,能够制造更加先进的工具并建立社会组织则是直立人向智人转变的标志。但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人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觅食。从灵长类到原人,人类经历了觅到什么吃什么,并在用生命做代价的无数次教训后,逐渐总结出哪些植物和动物能够成为人类食物的过程。到了直立人阶段,人类经历了采集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与通过狩猎将人类能够战胜且适合人类食用的动物分开的生计方式,(26)即依人类性别、年龄分工协作去觅食。这种社会分工,后经智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成为1万年以前地球上人类最主要的社会分工。(27)如今在热带雨林、沙漠边缘及北极圈等边缘地区,仍然可看到这样的觅食人类群体。如美国的肖肖尼人,“几乎完全依靠采集野生植物为生,由于这些植物在不同的季节和地方可以获得,所以西部肖肖尼人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寻食”;(28)非洲南部布须曼人中的亢人,主要食用肉类、坚果及其他根茎,他们“从不聚集成一个群体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同一地点,这样,任何疾病都不能轻易地在他们中间扩散开来”。(29)即从我们已知的580万年到1万年前,从山林中采集植物、狩猎动物,到河流中捕鱼或采集水中植物并与人类更为强大的动物争夺食物,则是人类的生活常态。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人类的数量还不太多,主要集中在适合人类生活的温带区域。关于此点,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均有充分的证据。本文的重点则是,人类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分工来觅食,从而使人类能够繁衍壮大?但由于那时的人类没有留下直接性证据,我们只能从间接性的证据中说明。这种间接性的证据有二:一是从人类祖先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分工中可以看出,人类作为社会性物种,集中力量应付自然界各种困难是生存的第一法则。在集中的前提下,孩子需要照顾便成为行动缓慢老人的分工,或修理工具、做家务也是老人能够承担的工作;青壮年女性则成为危险性比较小的采集植物果实、根茎、蜂蜜、叶枝的主要承担者,青壮年男性则成为危险性比较大的狩猎动物的主要承担者。正如林剑所说:“从分工的最初形成来看,人类社会初期先有按性别、年龄、身体素质等分别担负不同的劳动职能的自然分工。每个成员也有相应的职业,如猎人、渔夫、牧人等,但这些职业对劳动个体来说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的可变的。”(30)加上人类成员总是在从出生到死亡的变化当中,人类的社会分工因年龄变化而变化。可以说,首先这一时期社会分工的前提是地球表面存在适合人类食用的植物和动物资源;二是,这一阶段人类总的目标是觅食,在觅食过程中有依性别、年龄或身体健康程度的职业分工,但并不固定。这样,既能提高人类成员在熟悉各类分工前提下的生存概率,也能保证人类不同群体生活经验的体系性和完整性。

   好在人类在这一漫长时期只是分布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气候及海拔纬度地形区域,这些区域虽然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充足的水资源、植物及动物资源,但却因人类交通能力所限而相互不连接,构成地球上星星点点的人类文明。在每个区域内部,地缘是人类不同群体的活动范围,血缘是内部联系的纽带。由血缘和地缘组成的人类共同体用来维持生计的社会分工作用发挥得好,如丰收,族群就能扩大,如歉收,则族群就缩小。随着以民族为单位的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的民族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初期的社会组织划分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民族那样,有些人类共同体经过了马克思所说的每个阶段,但每个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总是包含着规模较小的共同体的成分,或是由规模较小的共同体共同组成。有些共同体则因从更大的共同体分离出来而越过了某些发展阶段,直接成为部落或民族。但总体来说,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共同体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疾病、垃圾、内部纠纷就会消解共同体。从我们人类现在还存在的以部落为单位生存的人类共同体的实例来说,以部落为主的社会生活,或以附近部落作为姻亲、生产或生活互助的对象的,则结成部落联盟,盟主实行轮换制,或由所有部落参加的议事大会决定大事,有些部落联盟因此演化为民族—国家。但同时,部落、部落联盟或民族均也长期存在。

   总之,人类采集狩猎地上资源时期,则是人类本身的成长时期,也是人类民族的成长时期。即使从智人算起,也有40万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时期,无论人类为多元起源、一元起源多点进化或多点起源,(31)人类每一处文明的传说中,其婚姻都经过了近亲繁衍、姑表婚、出五服的婚姻发展历程。再从人类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维持生计上看,人类的民族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中繁衍出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人类群体。这不仅说明,在漫长的时期,地球表面的资源曾经比较丰富,且人类因处于自身进化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对和谐,这应该是人类相对悠闲的时期。采集或狩猎不能持续时才会有农业和牧业的出现,这时的人类必须靠劳作才能生存。虽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有利于民族的巩固,但成长时期的民族逐渐从血缘关系的结合到血缘、地缘和业缘的过渡,最终成就了作为集体性存在的民族。

   (二)种植驯养制作地上资源时期社会分工对民族身份的细化作用

   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以采集狩猎分工来觅食的生产方式,在1万年前后为种植庄稼和驯养家畜即农业和牧业分工所代替。根本原因就是,“人们迫于需要更多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32)农业和牧业作为人类主要生计方式的时代是1万年到500年前。(33)这种以生产食物为特征的生计方式,在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中均有充分体现。如地处非洲东北部撒哈拉沙漠东部、96%的土地为沙漠、全境只有一条尼罗河纵贯南北的埃及,却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诞生了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分布于一条沿尼罗河两岸充满生机的绿色狭长地带。(34)这条地带因为尼罗河泛滥、“有利于灌溉”而使“沙漠变为沃土”,(35)因而农业就成为古埃及的主要生计方式。以游牧为主的鄯善洋海人,在公元前3000~1000年间以博格达山为中心,形成了以游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36)至于为什么人类不同共同体会从觅食向生产食物转变,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无外乎三种:第一种是他们生存的区域因过分采摘狩猎和气候变迁而没有更多的食物可觅;第二种是人类在长期采集和狩猎实践中发现植物种子落地生长及动物可以驯化的事实,于是在不断改进种植技术和创造农具的基础上,最终成功地种植出人类食用的农作物和可以驯化出人类食用的动物;第三种则是人类数量不断增长,仅靠采集和狩猎不满足人类食物和其他需要。于是人类不断从地球上星星点点适合人居的地方向外迁徙,在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适合放牧的区域,牧业成为主要生计方式,男女老少都是牧人。在气候、海拔、纬度和地形适合种植的区域,农业就成为主要生计方式,男女老少都是农人。而农业与牧业的分离,农人与牧人职业的出现,恰好与马克思所说的旧式分工相符。如秦庆武先生曾论述道:“旧式分工即劳动者的职业分工,并不是从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在原始社会共同协力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之间虽然因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出现过自然分工,但还不足以形成他们之间固定的职业划分。只有当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不同形态的独立劳动能够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因而诸如驯养、种植、纺织、制陶、冶炼、酿酒等各种劳动才有可能由不同的人来担当,使他的劳动固定化并且成为谋生的基本手段。”(37)因此,社会分工对民族的细化作用就逐渐表现出来。

   依靠农业和牧业两大劳动部门和劳动主体的分工,人类在不断繁衍生息中壮大。在农业和牧业分离后,两者都沿着自身的轨道继续向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在牧业中,就可以根据放牧的动物分为牧羊人、牧牛人、牧马人、牧驼人等等,农业社会中的人又可再分为种稷人、种麦人、种稻人、种豆人等等。再细化,就是牧业和农业劳动步骤上的分工,如农业中又可以分为造农具的人、修水渠的人、除虫害的人、收割庄稼的人;牧业中又可以分为修牲畜圈的人、放牧者、饲养员、挤奶工、送奶工等。一些无论是农人或牧人均在生活中所需的各种用具,就产生了木匠、铁匠、布匠等等,最终这些职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手工业。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可以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农人和牧人的产品,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成为另一个单独的职业——手工业者。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第三次社会分工。但人类的分工远远不止这些。农人、牧人和手工业者生产出的多余产品,就必须有专人出卖给有需要的人,这样商业和商人如影随形。但商人也因出卖不同的商品成为不同的商人,如盐商、布商、粮商、马匹商、茶商等等。除此之外,随着人类人口不断增长和迁徙,在适应不同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如渔业和渔人、林业和林木中人等等。大体来说,在不到1万年的时间里,有多少种适合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就有多少种职业。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时的人类对地上自然资源的认识、加工或再创造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的社会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细化的特点。

   细化的结果,是对民族身份的分解和对更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类共同体形式——国家建立的建构作用。表现在人类生存发展的组织和集中形式上,较大生态区域就以多种资源为基础,建立了以多种社会分工和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形态;较小的生态区域则以较少资源为基础形成社会分工与民族共生共存的国家且变动很大。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就起到细化民族或民族分支的作用。民族与社会分工,均在以资源为核心的国家博弈中,起着保护资源免受他国侵犯的细化作用。

因此,在人类种植驯养制作地上资源时期,虽然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有农人、牧人,作为农人和牧人剩余产品交换中介的商人和从农人、牧人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成为单独的职业,而又因农人、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内部生产流程或步骤不同而分化为更多的子职业,也有人因国家管理的需要上升为官吏或其他(毕竟人数有限),但这却是人类历史上相对于工业和信息化时代更为漫长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732.html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8年第0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