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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建立平衡的国家治理观

——破解国家治理的单一理论神话

更新时间:2019-03-26 23:10:51
作者: 何哲  

   第三,过分强调科学而排斥人文精神和价值。科学本质是人类完全理性的产物,这用于对客观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上无疑是最佳的。但是用于人类主体本身的治理,则会陷入对人性和人文关怀的排斥。如果说单纯的法治,是用群体意愿和规则来规制社会行为。那么,治理中的科学迷信,则是用看似客观的最优理性规则来规制社会行为。那么,人类的平等,自由,公平等,很难用科学来进行计算。而国家治理中的组织的优化也完全不是单纯效率的提升就可以解决。

  

   三、人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国家治理要回到人本身

  

   (一)治理体系本身不能绕开人

  

   还是要澄清,所有以上的单一理论神话,并不是理论本身不好,而是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复杂度在传播过程中被降低;二是理论本身就是绝对理想模型,但是现实很难达到,这也是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最后,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所有的以上的单一理论神话都试图把人排斥在体系之外。民主神话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多数群体投票的治理体系;市场神话试图建立一个完全以效用交换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法治神话要建立一个基于完全多数规则的治理体系;社会神话要建立一个理性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共公民社会体系;科学神话则试图完全建立一个凭借客观规律的治理体系。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近代工商业革命以来,社会学科形成的理念把人治高度妖魔化,认为人治一定是最坏的。所以所有的体系,都试图把人赶出治理体系,或者离开核心位置。然而,这就是社会学科存在的根本悖论,社会体系试图排斥人,但是完全离不开人。无论主体还是客体,治理本身都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因此,任何试图把人排斥出治理体系的努力最终都会失败。

  

   (二)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人的核心特征

  

   就人本身而言,人的复杂性是人的一个核心本质和行为特征。无论是自古以来东西方对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讨论,以及人的行为是客观还是主观的讨论,还是近代以来的佛洛依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还是马斯洛的需求五要素模型,以及其他各种人格和行为动机研究。都揭示了人具有极为复杂的行为动机和特质。因此,这就导致了在治理体系种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

  

   人不只是复杂的,还是充分多样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人由于天性、教育、地缘、社会、经历、信仰等等,具有充分多样的行为偏好。这就导致了完全不存在一种可以充分实现每一个体的治理需求的单一体系。因此,任何单一的理论神话都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

  

   (三)治理体系要实现人与制度、不同制度体系的平衡和完整

  

   正因为人是治理的主客体,因此,一切治理都必须要考虑到满足人的行为特点,包括其复合的需求特点和多样性的行为特质。也正因此,要实现人(差异性与自由)与制度(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和常态需求)之间的的平衡。同时,也要通过平衡和嵌合不同的制度体系,实现对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平衡。而实现平衡的关键,还是在于回到人本身。

  

   四、建立一种平衡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

  

   如前所述,面对国家治理中单一理论神话的失败和人本身在治理中的主客体性,必须要建立一种平衡的国家治理观和相应的体系。这取决于四点:

  

   (一)平衡是世界存在的根本基础和理想状态

  

   平衡是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这是平衡在本体论角度最重要的意义。万物的存在都离不开平衡。从宇宙本身,到星系、地球,再到世间万物、动植物,乃至人类,都是一系列要素互相作用的平衡的结果。没有宏观上膨胀与引力的动态平衡,宇宙不会长期的存在。没有相互间引力与原子间斥力的作用,星球也不会存在,而会分解成一堆尘埃或者进一步被压缩成简并态。对于地球上的自然界而言,万物的存在同样基于组织内外部各种力的作用的平衡和循环,以及个体与外界环境的平衡[[8]]。没有平衡,就没有万物和其组织形态的稳定存在。平衡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因此,《道德经》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指天地万物的平衡。

  

   虽然如此,但并不是某一具体的静态平衡会永远存在,在两个相互作用力下,如果一个力更大,那么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要么会在新的位置建立平衡,要么就会形成新的形式(意味着原有物质形态的毁灭)。例如水的温度上升,分子间的吸引力无法束缚水分子的运动,就会从液体状态形成气体状态。因此,万物存在平衡态之间的过渡,也就是不平衡态。对于自然而言,则存在着稳定的平衡态和不平衡态的交替。平衡产生了稳定,不平衡则孕育着创新和变化,而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好的系统则存在一种周期的循环,这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理想的自然与社会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稳定,而是存在一种稳定与动态的周期循环。如果这种循环能够不过度破坏原有的静态平衡,同时又能产生更新与变化,则就是一种理想的动态平衡状态。

  

   (二)哥德尔不完备定律的社会意义

  

   多系统之间的平衡之所以重要,还在于系统本身的不完备性问题。无论何种单一理论神话,都在试图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制度体系,从而能够解决治理中的所有问题。然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1931年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尔提出并证明了哥德尔不完备定律。这一定律的表述为“任意一个包含一阶谓词逻辑与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为真,也不能被证明为否。”由于几乎所有的数学系统和社会秩序体系,都包括初等的数论和一阶谓词逻辑,哥德尔定律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现一种既自洽又完备的数学规律或者社会系统的可能。因此,在数学界哥德尔定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社会领域,似乎还并未广为认知[[9]]。

  

   简而言之,哥德尔不完备定律在社会治理上意味着,任何一个制度系统,无论其多么完善和自洽,最终都是不完备的。哥德尔定律类似的发现其实在自古以来就已经被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注意到,例如古希腊的理发师悖论,围绕基督教哲学关于“上帝能否创造举不起来的石头”的长期辩论(这些被康德总结为二律背反),以及二十世纪图灵提出的停机问题证明,都是哥德尔定律在具体问题的表现。因此,理解了不完备性是自然与社会规律的根本属性后,应该彻底打消试图构建一种单一完备体系的可能。而是要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平衡和相互的嵌套。同时,哥德尔定律也意味着,即便多个理性系统之间的平衡所构成的大系统,也是不完备的,需要人的意识进行选择和干预。也就是,任何理性系统,最终都不能离开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

  

   (三)平衡意味着体系之间的平衡和条件约束

  

   在现实中,为了尽可能实现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的有效性,就需要建立多系统之间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包括四个层面,一是打破任何单一理论神话的迷信,要接受同一领域多种制度体系的混合与平衡状态是一种常态,并且可能才是最优的状态。二是要明确每一种制度体系其核心机制和最优范围,例如市场领域对于产品生产与竞争可能最有效,公共服务领域则要用政府、社会、法治的方法更为有效。三是要清楚每一制度体系有效的前提,而避免盲目接受制度有效的结论,例如市场领域的反垄断、完全市场、信息透明等,民主领域的偏好一致假设等,社会领域的社会中性假设等。四是要建立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备份。在同一领域,不同的制度体系也应该充分发展,使得不同的制度之间充分吸收竞争性制度的优势,同时又避免陷入自己的盲区之中。特别是在明显的边缘地带,例如公共服务领域,显然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个体多种主体,并综合应用政治、市场、法治、道德和科学的多种治理手段。通过这种有效的平衡机制,则反过来对于每一种制度本身,亦构成了促进作用。同时,也避免了陷入一家独大,而导致综合制度体陷入单一体系误区,也综合形成了覆盖面更广和更为内在有效的综合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了多种制度优势的体系,在面对重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后,相应的内部多样性,自发的会进行变化,可以更好的适应环境,。

  

   (四)平衡意味着人与制度之间的平衡

  

   在形成了制度内各个亚系统之间的有效平衡后,哥德尔定律还揭示了这一看似完整的理性系统,本身同样是不完备的。这就意味着,人的重要性。也就是如前所述,任何制度的机制实质都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客体。制度本身无论其设计的多么精巧,最终都缺失不了人的调控。因此,那种试图把人的作用赶出制度体外的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人与制度的平衡本身包含着三重意义,首先,人是制度的主体与客体,制度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制度。其次,制度本身是不完备的,需要人来弥补,这一点毋庸再述。第三,人与制度之间形成相互约束的关系和平衡。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人类长期形成的人治传统,使得现代文明极为排斥人的作用。但是,人与制度的平衡机制与传统的人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人与制度的平衡是人与制度的融合和制约,而人治是人凌驾于制度之上。

  

   第二,人与制度的平衡中的人是多数人的参与和利益的保障,而人治是少数人通过制度驾驭乃至奴役多数人。

  

   第三,人与制度的平衡则通过有效的制度接口实现对制度的调节和弥补,而人治是人肆意地破坏制度。

  

   (五)中国的经验也说明了平衡体系的有效性

  

   回到现实,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已经有大量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述,当然其中多数也陷入了本文所指的单一理论神话。中国的成就,如果从平衡治理观的角度,正是一种平衡体系的成功。在改革开放初,制度的构建者就有意无意地孕育了多种体系的平衡机制。政治、市场、社会、法治、科学都在其中有效发挥着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也始终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两个基本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亦充分体现了制度时刻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性。而在制度发展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当然,在整个平衡体系运行过程中,始终处在动态的调整之中。总体而言,这种动态的平衡体系,的确实现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发展,这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中,也是少见的。这可能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治理中的实证经验。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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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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