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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保瑞:工夫论与做工夫

——论王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

更新时间:2019-03-20 00:49:54
作者: 杜保瑞 (进入专栏)  
所以说“不知有己”,这样便是“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这样的书就是白读了,一位儒者就要行修齐治平之事业的人,若不在自己身心上做,这儒书自然是白读了,就算读得再好,可以中举,也与儒者气象无关了。其实,本段文字没有谈任何的工夫理论,而是说读书了就是要去做的,也就是要求做工夫而已,而这正是这段文字被王阳明看上的关键。王阳明就是讲直接做工夫,朱熹此文也是讲不做工夫只读书是没用的,此旨两人完全相同,实际上这种立场本来就是要相同的,朱熹注四书,目的就是告诉儒者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修养方式,道理既明就是去做,所以读书不是问题,没去做才是问题,此理不需一直强调,本来如是,朱熹偶尔强调,王阳明见得天下人多不能实践,故时时强调,甚至以为朱熹讲的工夫理论是析心与理为二、外理于心、割裂知行,这是阳明的错解。但阳明特别标出朱熹强调做工夫的话语以为朱熹晚年在学问上的意旨和自己相同,这是拆解朱熹,捍卫己说的作法,不是对朱熹的正确解读,若是阳明自己不要对朱熹批评过甚,而引用朱熹这些话与说朱熹自始即是与己相同,笔者以为,如此才是善解朱熹,同时也是理解朱熹哲学理论的专家,当然,阳明不解朱熹并不妨碍阳明自己仍为大家,但是他对朱熹有错解就是有错解,此点必须为朱熹澄清。

   应之甚恨未得相见,其为学规模次第如何?……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养,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2]131

   大家都知道象山批评朱熹为支离,这个支离有两层的意思,其一为谈论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如理气心性情概念关系,以其分析地说,故指为支离,其实这是形上学普遍原理的讨论,目的在建立性善论以及成圣成贤的可能性,这是象山批评的主要脉络。其二为先知后行,这是朱熹诠释《大学》的工夫次第论,这是阳明以为朱熹支离的地方,以其不能知行合一,故为支离。可以说两家都是把朱熹理的建构当工夫实践活动来批评,以朱熹不直接做工夫,因此批评为支离。其实,就为人处事而言,朱熹岂有不做工夫?不做工夫何必用功于书册以定宗旨、以留下著作?这不都是为圣学而做的事功吗?做事功而无理想的坚持是不可能的,所以朱熹当然时刻在做工夫,亦即象山自谓之易简。然而,此处朱熹自谓之支离者,实际上就是朱熹在作学问事功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发心动念喜怒哀乐尚有不真切之处,自斥之为支离,所以说是“用功未切”,至于“减去文字工夫”,就是他的著书立说的事功稍停稍缓,让心思多在念头动机意志是非上打打转,这样就能“气象甚适”,朱熹又要人多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就是孟子要人做工夫兼及性善建构的地方,所以朱熹讲“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就是要在心上用功,管理体察自己的念头动机意志喜怒等等,这还是要求做工夫,故为阳明所喜,然而,哪个儒者不做这样的工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儒者本来该做的事,并不是朱熹讲了什么不做这些工夫的话,然后到了晚年再回头讲这些每个儒者都该做的事情的话。

   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2]131

   朱熹自称这几天一直用心于反省自己的行为,使得事事都得其条理,价值意识分明,没有进退得失之病。这段话说得还是有做工夫,至于价值是什么,事功是什么,何为是何为非,这就是学问知识上的事情了,这就需要讲学究明,究明之后,拳守不失,时日既久,又或有失,那就再度反思究明,这也很合理,因为时间环境进度层次阶级都会改变,外部环境既变,处事应对之理就宜再度深究追问,所以就“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其实就是时时在心上自我提醒,就是做工夫了。

   闻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见得亲切,却看旧事,又有见未尽舍未尽者,不解有过当也。见陆丈回书,其言明当,且就此持守,自见功效;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也。[2]131-132

   这段话也就是强调既然看到自己的行为是为利而为,那就把这个行为给舍去,而若是知有所该做的事,那就要好好持守,不要自己怀疑迷惑。这一段话都是讲就去做工夫的话语,跟王阳明平日教育子弟是同样的话语类型。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尔。又闻讲授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2]132

   这一段文字好像朱熹在否定自己一生之中全力投入的学问事功,表面上看确实是如此,但笔者要好好疏理一下。首先,朱熹的读书是研究做人处事的学问,也就是孔孟之学、周张二程之学,既要明解文义又要辩证道佛,这些皆是学问事功之事,做这些事是需要意志力的,这就是做工夫,而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有益社会国家世人的,这就是儒者的家国大事之事功,但是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却需要有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敦勉之力,因为不如此,动力会不足;因为艰难,方向会偏失;因为私欲,时刻反省是必须的。

   朱熹说:“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这就是说反省动机意志是非好恶之心,本来就是朱熹自读书明理以来的日课而已,虽老病却不能懈怠。“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是对孟子操存舍亡之文的理解与实务经验。“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尔。又闻讲授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谈的是修养自己,那就是要时刻处于警觉省察的状态,但朱熹为了复兴圣学的事功,是有可能会有贪功求快或傲视鄙人的毛病的,所以指责自己“太涉支离”,若非时刻警觉,就犯了“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尔”的毛病,即便努力问学讲课,也未必济事,也就是说:“又闻讲授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因此就导出本文的宗旨:“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其实就是检讨日用常行中的每时每刻的念头好恶是否为公不为私。这就是“正本清源”,就是“察事变之几微”,虽然投身儒家义理研究就是伟大的事功、正确的人生道路,但就在为公的做事过程中,还是要时刻警惕自己的私心是否作祟,否则就是“失后忘前”,如此,“而可以谓之学乎?”

   所以,这一段文字不能理解为是朱熹否定了读书,而是要求在读书研究的学问事功之际,依然要时刻反省动机好恶勤惰是非,这就是做工夫,心念上用功,这和象山讲的“先立乎其大者”以及王阳明讲的“致良知”都是同样的事情,都是确立价值然后就去做了。所以关键还是“去做”,王阳明选用此段的用意是引为同道,笔者以为,朱王就是同道,但不能认为朱熹否定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以及学术事功。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欲与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2]132

   朱熹之“讲论文义”,所讲所说全是儒家的道理,所以“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此诚不假,并非虚言。读书明理就是要去实践的,但问题是,日常生活上的举手投足言与应对,是否兢兢业业?这就是朱熹自己反省到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既要检点,就是要“深省而痛惩”,但这就是自我检讨一事而已,检讨而有过,就悔过严惩。严惩甚么呢?也不过就是勇猛地做该做的工夫就是了。笔者还是要强调,不是读书明文义不对,这就是朱熹的学问事功,这和天下儒者或是政治事功、军事事功、经济事功、科技事功、医疗事功等等事功都是一样的儒者事功,只是尽力于事功之际要时刻反思,要检点,要深省。这就是直接做工夫,而非只是谈工夫理论的阶段而已。当然,谈工夫理论也是对的,这是儒学的学问事功。

   熹穷居如昨……读书反己,固不无警省处,终是旁无疆辅,因循汩没,寻复失之。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皆准止酒例戒而绝之,似觉省事。此前辈所谓“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扩不已,补复前非,庶其有日。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毋自欺”处,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乃舍之而谈空于冥漠之间,其亦误矣。方窃以此意痛自检勒,懔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2]132-133

   这篇文字有好几个重点。首先讲读书是对的,但读了就要去做,所以朱熹反省自己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让自己精神昂扬。于是针对《中庸》慎独、《大学》诚意再做反思,重新理解到“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实际上这两个观念都是工夫论的观念,朱熹过去觉得这套工夫要求得太严密了,做起来太辛苦,但在本文中指出这就是做工夫的真正关键,也就是在心上反思立志。

   接着进入读书工夫和反思工夫的讨论中,也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朱熹说,书本上的文字本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考究勘定,但朱熹自己却多做得是义理的发挥,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了太多哲学理论的诠释工作,于是人们变成只读朱熹的注解,而少于经文本身。但朱熹又觉得自己的诠释注解只是“屋下架屋”“意味淡薄”,不如汉儒注经只是做了训诂工作,亦即订正字句推明字义而已,而不是发为长篇文字做哲学建构,因此汉儒之作,能让读者回到原典本身,这样才能在自家身上落实。

   对于朱熹以上的反省,笔者以为,朱熹自谦了。朱熹的理论发挥,面对的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所有的意见都有创作的价值,至于朱熹自己的心思念头,是否做到了尽善尽美,这当然是要另外下工夫,也就是说,朱熹自己也把工夫理论和做工夫搞混了,朱熹没有做好修心工夫,并不等于他的工夫理论没有提好,而他的工夫理论配合他的形上思想正是儒学理论建构的发展创新。王阳明以为朱熹此处谈的要求自己做工夫的说法正是和自己的理论一致的,其实,王阳明和朱熹的理论始终都是一致的,“知行合一”不碍“先知后行”,亦不碍“先行后知”,“理在心外”“心理为二”亦不碍“心即理”,理论上本就贯通,只是语意上、问题意识上明析后即可疏通,至于阳明自家的修养工夫以及朱熹自家的修养工夫,都是实做深做的,朱熹落在经典疏解上,阳明落在军事教育上,都是大儒的行径,而两家的修心自省工夫,都是大家风范,阳明所选录之本文,正是见证了朱熹的修心反省工夫真是无时无刻地在进行着。朱熹反省自己在做学问事功时心念的净化还不澈竟,必须再做慎独诚意之工夫,于是在文字中间我们看到了朱熹自己就做了这样的反思。至于朱熹对自己的学问事功的批评,批评这项工作使得后学者专注于义理,却失去了反省自修之功,笔者以为,这项批评并不成立。后学者是否落实于心性反思这就是做工夫的事情,做工夫都是自己作用在自己心上的事业,唯独学问道理需要与大家讲明,需要孔孟圣贤创作于前,而由后人习之,由学者注之,由哲学家与他家他教辩证之。后学者是否好好自做工夫,与朱熹这样的学者是否好好注解经文,这完全是两回事,后者不会妨碍前者,只是学生们不知自己去心上用功,只是在知见上向朱熹学习,故而用在自家身心时并不得力而已。

总之,事功上朱王有别,学术理论和军事教育有别,但两者都是儒者事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岂不正是朱熹所为之学术事功吗?所以朱熹也有事功。至于自己做心上反思的工夫,阳明死前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求”,王阳明选录朱熹晚年定论之文,都是说明王阳明和朱熹都在做心上工夫,做工夫,就是阳明的宗旨。但阳明也有工夫理论,也有学问事功,“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四句教”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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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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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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