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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学勇 王鑫: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

更新时间:2019-03-19 00:48:37
作者: 赵学勇   王鑫  
同样擅于“零度”叙述的本土作家赵树理,以朴素的农民语言,再现乡村伦理社会与革命意识。作者从文本的语言形式、反映的生活内容、深度的情感渗透等方面,将文本创作彻底贴近广大人民,其中,为解决乡村“问题”出现的“村干部”、“农会主席”、“区长”等形象,也被呈现为一种内在于人民的“声音”。

   和运用“别人的眼睛”看延安不同,斯坦因试图抛弃他人的看法和自己的感情介入,置身故事之外,相对独立且迂回地书写延安。叙述者本身就是闯入者。延安生活的常态,不仅是来自延安外部的域外作家所观察的对象,更是其笔下最有价值的部分。为求得客观叙述,斯坦因将延安书写诉诸考察式的材料和描绘式的场面展示,宣称要在延安“强烈而惊奇的印象后面去探取真理”。(29)如此叙述距离无疑强化了作家创作的客观性、在场感、可信度,但是文艺技巧的缺失也降低了作品的流传度和审美价值。这种叙述距离同样表现在本土作家的创作中,如陈学昭1938年的早期延安文学作品,就呈现出与叙述对象较远的情感距离:静夜里“大船拍浪,海波滔天”的延河,令作者想到“平静的印度洋”上行驶的船只,而梦境中的船只却是驶向远离祖国的方向。(30)对拍浪涛声的审美叙述,从延河到印度洋“动”、“静”之间内蕴的情感冲动,揭示出隐匿于作家潜意识中的个人话语,与民族救亡的革命话语两者间的某种冲突,这也正是陈学昭前期创作与延安革命话语相对疏离的具体表征。孙犁则以浪漫抒情的散文笔法,书写人民乐观的反抗精神与至善至美的乡土中国,有意绕开革命斗争的“暴力”叙述,迂回书写了别样的延安革命文化品格。

   史沫特莱早期的作品叙述焦点相对混乱,材料性铺陈较多,情感抒发恣肆。《中国的战歌》是她在审美投射和现实延安之间保持较远距离的作品,在时空上将延安置于她革命意识成长的一个片段,这种远瞻式的书写成就了作家所希望达到的理想高度。作者深切表白,“我总是忘记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31)运用停滞的眼光观照人物会使其限定为一个“常数”,而将发展性的视野投射于叙述对象,则会灵活反映现实的“变数”,从史沫特莱早期的作品直至《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其“成长”诉诸作家个人意识的成长和文本承载价值的增生,昭示出作家与文本共同的“成长”特性,以及作家本人与文本之间的人、文互证与互文关系。而同期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陆萍看待现存“问题”,从最初孤立的外在审视,到感性与理性的深层蜕变,也呈现为作家与人物一同“在历史中成长”(32)的过程,但丁玲对其人物的塑形与心理的体察更具深切的审视内涵。

   “风景”意识作为“现代”文学写作的表征,普遍存在于域外作家与接受“现代”文学观念的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中。根植于乡村与人民的本土作家赵树理,对自然景观的描述较少“意义化”的“风景”意识,更多是对故事环境的简述和基于乡村生活经验的泛谈。赵树理源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作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所谓“现代”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以及深入挖掘与重视本土创作经验的迫切性。从叙述距离的角度对域外与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进行观照,会发现其创作是根据不同的观察对象、以不同的比例,将“零度”叙述、迂回叙述、“成长”叙述三者糅合运用。在域外作家那里,观察延安的距离倾向于书写“自己”与书写“故事”相结合的模式,但这两者是相互独立且封闭的,这就与本土作品存在明显差异。本土作家则侧重思考“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正是这种勾连文本内外的“间性”,使其作品更凸显成长性和延伸感,也彰显了域外作家与本土作家的文本区别。

  

   二、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向度

  

   被公认为域外作家延安书写顶端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确立“世界的延安观”的第一部作品,其价值与意义体现出历史细节的刻画与跨越时代的当下性。1934-1949年间,亲赴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域外作家众多,但就国际信任度和世界影响力而言,并不存在能与斯诺相提并论的作家。和斯诺之热相反,公众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接受和研究则趋于极冷,主要原因在于其作品《中国震撼世界》初版于中美关系紧张阶段。斯诺和贝尔登的纪实文学,分别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两者的叙述重点不同。前者为求得表述的准确和权威,奠定延安走向世界的域外舆论基础,作者多处转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对理论问题着墨较多。后者深入多地村庄,采访许多普通农民,贯注于书写中国民众与乡村。虽然两者均将目光投向中国人民,但贝尔登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的价值在于参与了历史的生成,那么《中国震撼世界》则旨在纪录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

   史沫特莱曾说,“中国人十之八九都是农民,而迄今没有一个曾向世界讲述他的故事”,朱德作为一位中国农民,书写他的传记,便正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开口”。(33)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作家将探索“人民”与“社会”主题的外延内缩,着眼民族和阶级问题。斯诺、贝尔登正是和史沫特莱一样,敏锐地将其延安书写的核心置于“人民性”之上,从族际与国际的开阔视野,拓展了“人民”与“社会”主题,在将“中国民间变革”安放于20世纪“世界革命叙事”的同时,也达到了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高度。

   费正清评价《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34)这句话的关键词之一“出版的本身”,将斯诺作品的意义衍生到了文学以外。中外斯诺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强调个人的政治预见力,以致将其“个人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历史并行而论。历史无疑是由人写就的,也是由人创造的,更是由人阐释的,但这里的“人”是不能用“个人”置换的。普列汉诺夫19世纪末的著述(35)早已驳斥了这种唯意志论观念。斯诺准确地向世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目标,被视作显示其历史眼光的典型案例;(36)并且在共产党员汉斯·希伯的对比下,(37)他的个人意义更得到了充分证明。

   然而,斯诺关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目标的理解,并非一贯正确。邹谠通过分析斯诺于1937年与1944-1945年间所持言论,认为他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出现混乱。(38)的确,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中,斯诺谈到,“中国红军一再声明,他们的方针是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深陷于‘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中”。(39)可见,即使斯诺颇具中国历史思维和政治理解力,但终归是来自域外的观察者。更何况,根植于中国乡土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斯诺的同代人,在《江村经济》中谈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免存在偏颇。(40)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像力”概念,认为在我们认识世界与现实的过程中,“理解作为社会中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的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41)便是掌握“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关键。这里涉及的三个关键词,即个人、社会与历史。正如马克·赛尔登所指出的,斯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过多依赖于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原话的转述,来补充他本人的亲身观察”。(42)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人物采访与观念认知的互证实例俯拾皆是,斯诺大量直接引述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小鬼”的谈话,全文转引毛泽东与他的几次深夜长谈。拉里·平克姆认为,斯诺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影响力,“是那些仅仅长于叙述的新闻工匠远不能做到的”,“是历史造就了斯诺”。(43)汉密尔顿也曾写到,“重要的还不是他怎么写,而是他写什么”。(44)正如贝特兰所言,《红星照耀中国》堪称经典的原因,“是由于人、时机、技巧熟练的写作这三者最幸运的结合”,(45)在此,“时机”的价值被推到很高的位置。

   据路易·艾黎回忆,在斯诺被告知有机会前往延安时,“开始有些疑虑”,是宋庆龄的劝说,使他明白此次旅行的“政治意义”。(46)援引这一细节无意否定斯诺对延安之行的期望与付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大事件的生成时,应该更多地将个人放进历史与社会所编织的复杂语境中,从而无限接近所谓的本质或真实。对斯诺的历史判断进行过高评价,无疑会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与文化建构上的主动性相疏离。周恩来对延安交际处工作人员的指示,(47)以及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有意发起集体书写长征经验的号召,均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积极尝试和历史眼光。

   《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影响深远,除却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之外,国内外研究者认为,斯诺的个人原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诸如斯诺淡泊、谦和、友善的性格素养,持自由主义而非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对中国文化、语言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认知的前提条件,以及乐于涉奇冒险,秉承记者职业道德与准则,追求作品的客观真实等。另外,一些域外学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所写的真实故事极具传奇性,(48)故事性与传奇性虽有失历史的严肃感,但这无疑扩宽了域外的民间读者群。也有许多域外学者将此书作为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专业历史书籍,(49)由此形成了斯诺作品在民间与专业领域的受众基础与普遍认可。那么,《红星照耀中国》作品本身究竟在文学与文化层面具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底色的深度挖掘与独到认识,使其作品成为勾连中国本土与域外、跨越不同时空与时代的主要原因。斯诺“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延安精神的“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等革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一面,是斯诺书写延安精神的重要方面。但更为突出的是,斯诺对延安精神内核中“情本体”的深层理解和顿悟,如刻画毛泽东其人充满情感性的真实细节:在回忆湖南饥民的悲惨处境时,他的“眼睛是湿润的”;(50)当有人向他描述卓别林的喜剧《摩登时代》的场面时,“笑得哭起来”;等等。(51)中国共产党人张扬的青春激情、“对生存的信心”、随时随地“放声高歌”(52)等精神状态,都是斯诺作品中所着意渲染的。战时的客观环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乐感文化”进行强化与升华,坚定的革命信念、共同的情感积淀、焕发的青春文化等成为延安精神的内在品格。这两方面的有机融合,不仅包含消解文化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共通性”元素,而且具有“形而上的皈依品格”,(53)成为部分域外作家敬佩、靠拢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通的情感纽带。斯诺侧重书写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感、民间艺术形式的欣赏、青春力量的肯定,因此,《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翘首之作。

   杰克·贝尔登的创作虽面向美国读者,但政局变动导致了社会舆情的转向,使其作品遭受难料的冷遇,致使相关“副文本”(54)匮乏。拉铁摩尔曾说,贝尔登拥有一般的外国人所望尘莫及的中国体验,是他心中“传奇式的人物”,《中国震撼世界》“至今仍是一部被埋没的杰作”。(55)查尔斯·海福特认为,贝尔登的作品堪称经典,他“对战争的深刻注视,饱含着罕见的诗意”,并以其大无畏精神和深刻的洞察力,收获了来自同行的尊重,在美国新闻界几乎是导师般的存在。(56)同时代的域外观察者对贝尔登只言片语的评价,散见于国际新闻界浩繁的中国观察资料,如此境遇重申了“时机”的重要性,证明了历史与社会织就的语境对个人的影响,也促使我们将观察《中国震撼世界》的眼光“向内转”。

贝尔登以蛰伏于民间的农民真实经历为核心,深刻理解延安精神一以贯之的内在价值——人民性,他斥责美国观察者的目光,总是“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朝地上看看”。(57)和斯诺倾向书写延安精神中的“情本体”不同,贝尔登虽折服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但较少情感投射,他态度超然,是独立于中国故事之外的观察者。致力于观察乡土中国社会和广大农民的贝尔登,对中国民间所孕育的革命力量的“发现”,促使他面向世界读者重新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作者开篇写到中国偏远乡村的孩子们,随着他一面跑一面喊,“打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Mei kuo fan tu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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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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