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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泉: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9-03-11 10:02:50
作者: 王雷泉 (进入专栏)  

   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出世性佛教能弥补中国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这是佛教能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传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国时兴时衰的曲折起伏,则受政教、教教、教俗三重关系的制约。

   1、受政教关系之制约

   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同国家的关系。二千年封建国家处于周期性的统一──解体──分裂──再统一的振荡之中,佛教的发展亦相应呈起伏状态:

   在国家解体、分裂时期,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但往往走向畸型,导致“灭佛”事件;

   在强盛、统一的王朝时期,政教关系相对保持详和正常,佛教取得适度发展,但佛教对政治的依附性也随之增强;

   在外族入主或中原王朝文弱时期,政权对佛教较多地干预和钳制,使佛教处于萎缩状态。

   中国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淩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2、受教教关系之制约

   中国宗教具有伦理性宗教的性质,表现为重现世、重功利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在封建时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间宗教三大类,中国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为一种不健全的国教,其兴衰起伏通过国家政权而制约着佛教。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

   在儒教失落时期,佛教填补了儒教留下的精神真空,得到广泛发展;

   在儒教重建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由于儒教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三教关系争论,反映了儒教企图独霸精神世界的领导地位和佛教为求得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

   在儒教一统时期,佛道二教皆匍伏在儒教之下,佛教日益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

   只要儒教作为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国教,即使它处于名实不符的地位,儒佛之间就只能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佛教真正自由的发展,只有在儒教退出国教地位之后才有可能。

   3、受教俗关系之制约

   中国封建政治和儒教的基础是农耕宗法制社会。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得不受到中国世俗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影响:

   在宗教思想上,受中国哲学思维直观性、简易性、整体性之影响,遂有传译讲习中的“格义”,用中国思想文化解释佛教概念,和创宗立说中的“判教”,以及在此体系指导下的编撰、印刻佛典;

   在宗教经济上,受农耕社会之影响,原来的乞食制转化为自主的寺院经济,有农禅并重之丛林制度产生;

   在宗教组织上,受宗法制度之影响,有传法世系之延续,并反映在对佛教历史的重视;

   在宗教生活上,受入世功利性的民俗之影响,遂有“为国行香”的官寺之产生,和重现世利益和死后生活之经忏礼仪的盛行。

   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据陈兵先生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文中的总结,中国佛学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

   1、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太虚大师指出,本佛、宗经、重行的道安系,始终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中国诸宗,除三论宗外,莫不依佛经而建立,佛典中以经藏及疏注为主。这自与中国崇先圣、重经训的传统有关,也表明中国佛教发展了中国宗教原所缺乏的超越性一面。

   2、判教开宗的高度智慧。诸宗皆以判教为立宗树旨之出发点,对印度乃至中国的全部佛学内容,按说法时间、所对机宜、说法方式、义理之浅深顿渐,进行分类判释,抉择最圆满了义之说,表现了一种纵观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晰精密的高度智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3、中道圆融的实践品格。历代各宗大德禀中华文化辩证思维及直观顿悟之长,将佛法尤其是佛陀果境所蕴的深密义理阐发得极为圆满,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学之峰巅。至于禅门宗师之妙悟与机锋,则更超三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无穷。

   4、简易切实的修持法门。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建立的中国佛学,以简易切实、契理契机的修持法门──禅净二学为主。禅净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现出中国佛学大德当机择法的慧眼,和由本地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以简摄繁、以顿摄渐、以易摄难的大总持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按真俗二谛论,应是“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辩证统一,真不离俗而不退堕为俗,实应兼权而不依附于权。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屈从了其中的消极面,付出了影响至今的负面代价。可举以下数点:

   1、主体性格不明,化世导俗的功能不足。出世,为佛教最可宝贵的宗教性格。出世并非逃离,而是超越、提升世间,它建立在对现存世间的价值批判上。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为治国之本,儒教被统治者尊为正统,具有国教地位。迫使佛教在世间法上不得不顺应、依附政权和儒教。但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则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化世导俗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这是佛教走向衰败的原因。

   2、教团组织涣散。受以上依附政权和儒教之制约,佛教长期以来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四众弟子未处于有序的内部结构。结社组织往往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

   3、修学次第不够完备。由于中国佛教崇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学佛者往往一入门便参禅、念佛,忽略了初入门必先修习的培植信根、闻思经教、发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等弊端。或者忽视世间法,注重死后的生活;或者把神圣的佛法混同于世间法,把人间佛教庸俗化。

  

   三、佛教在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佛教有二个转折阶段:第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宗教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中国无法无天的局面,无法者,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无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失去了社会的精神生态平衡。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转入市场经济。前一个转折,为佛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后一个转折,则为佛教在下个世纪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基础。从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一个几十年的阵痛期。这期间价值失范,利益重组,宗教的作用日益发挥,成功者和失落者,都会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以书刊出版为例,现在图书市场普遍萎缩,唯有股票、色情、宗教三大类行情看好。这三类书相生相克、共存共荣的局面,现在已初见端倪。宗教的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几乎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组成部分的佛教如何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中抓住机遇。

   第一、前面提到在历史上制约佛教发展的三层关系,前二层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儒教已从政教合一的国教地位退出,恢复了儒学的人文思想原貌,佛教在原儒道佛三教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和中国宗教二大河系汇流的产物,那么今天的佛教则是全方位地面临着世界三大宗教河系冲撞融汇的问题。在同一政教环境下,佛教面临着的强大对手是基督教和五花八门的外道会门。当基督教以其狂热的信仰热忱、团契精神和廉价的经济开销进军农村内地时,佛教依然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并以越演越烈的商品化礼仪,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

   第二、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在推动佛教传播的同时,也会带来世俗化的弊病。据我看来,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土豪劣绅对寺产巧取豪夺,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弹压,只能激发佛教徒的护教热忱和敌忾心;经济上的腐蚀,毁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就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才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现在依然如此。目前佛教不过是在大城市和旅游线上保有观光性的寺院,农村却是神汉巫婆的天下。中国佛教宗教精神的复苏,唯有向广大农村传播才能使佛教返璞归真。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振兴,唯有从大专青年的培养(包括佛学院中的优秀学僧)入手才能提高佛教的文化品味。

   第三、佛教如何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保持均衡发展。这里有很多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确保佛教自内证的实践品格须有权威的评价系统,新型佛教教育有助于统一教团的形成,等等。但我觉得有三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有待讨论的:

   1、关于宗教的“五性论”,是在肯定宗教必然消亡的前提下,承认宗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这固然比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鸦片论”前进了一步,但由于这一理论的多义性,各界人士皆可据此得出合乎自己需要的解释。

   2、关于宗教的“适应论”,即宗教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俗习惯,在这一理论支配下,宗教的正面作用似乎多集中在国际交往和旅游观光上,而宗教批判现实、化世导俗功能则被忽略了。

   3、关于宗教的“文化论”,由上述二个理论所制约,有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避开宗教的信仰层圈和政教关系等敏感问题,推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的口号,仅在宗教的文化层圈中做文章,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

   对上述问题,纵然现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但教内外的知识份子对此作前瞻性的研究,却是刻不容缓的了。

   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今后,只有还有人类存在,佛教就将继续存在下去。佛教在过去就经历了种种波折和苦难,现在和未来也不会一帆风顺。佛教在未来如何发展,现在无法预料,但可以从修证、见地和行愿三方面努力:修证上,回到释迦牟尼,以四谛、三学、三法印作为根本标准,不能篡改出离解脱这一佛法的根本宗旨。在见地上,充分肯定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学的创造性发展,中国佛教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行愿上,强化理想主义的色彩,突出菩萨精神的“悲”字:上求菩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下化众生,虽知不可,勉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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