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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1898年湖南新政的机遇与挫折

更新时间:2019-03-07 23:49:04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试想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说是“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真正临到自己身上,处之泰然也难。“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的指责,在当时那样的变革时代,还算不了什么;但“恐将来有不轨情事”的诬告,则是一个可致人于死地的大罪名。这无疑是说陈宝箴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才需要预防在先。光绪皇帝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此举会给一心一意推行新政的陈宝箴以巨大的打击,造成心理影响,应不成问题。四月十一日皮锡瑞日记:“出辞行,见右帅……以外间谣言上弹章事闻,右帅云亦闻之而不得其实,亦题中应有之义,右帅亦知无大碍,不过封报馆而已。”18态度泰然冷静,但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徐寿蘅的参奏我们无缘见到,但一个月以后监察御史黄均隆的参奏,已经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

  

   第七件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一道全面弹劾陈宝箴的奏折,由于此折对研究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所遇到的挫折极为重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黄均隆跪奏,为抚臣讲求时务,有名无实,请旨饬令核实办理,以杜横议而解糜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湖南巡抚陈宝箴莅任之初,颇孚众望,以该抚前在湖南候补年久,号为清廉。此次抚临是邦,咸以为练兵筹饷,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实,不徒为粉饰铺张之举。不意近年以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该抚讳者。查该抚设立时务学堂,自应择师授徒,将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举,切实讲求。乃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为总教习。梁启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时务报》,力倡民主议院之说者也。该抚称其品端识卓,学通中西,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

  

   又改建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每逢会讲,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摇铃警众,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登坛宣讲。该抚按照七日礼拜之期,从旁坐听,与平人起立,准时刻到,时熊希龄复摇铃止讲。凡此皆无裨于实用,资人以口实者是也。

  

   又听用盐法道黄遵宪之言,于城内设保卫局,雇佣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余条。自总会会办以至巡丁四百余人,月支公费四千数百元,而房屋伙食及一切杂用,尚不在内。通盘计算,每年约需十万元,费无所出,拟摊派各铺案及各住户,其为扰累,已可概见。且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岁糜巨款,于国何益。

  

   伏思沿海各行省,俱与外洋交涉,或设制造商务等局以收利权,或延教习招生徒以资讲肆,未闻不求实际,徒事虚誉,如湖南之甚者。相应请旨饬下湖南巡抚,另择实事求是之人,主持时务学堂,勿腾口说而乱是非,勿袭皮毛而忌实用,务求有用之学,以作富强之基。散南学会以息横议,撤保卫局以省虚糜,庶士习民风,不致嚣张决裂,则杜渐防微,所系良非浅显矣。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黄均隆是湖南籍的言官,他扮演了与义宁父子誓为死敌的角色,直到秋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多封参奏陈宝箴的弹章,均出自此人的手笔。这封奏章口气虽较缓,但充满了诬枉之词。要说务实、讲求有用之学,还有比陈宝箴更务实更提倡实学的?所谓“虚糜”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希望解散南学会,撤销保卫局,停止湖南新政。

  

   第八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二十日,湖南省抚宪官课的试题仍为八股时文的试题,此举让改革派人士大失所望。皮锡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抚宪官课,昨已与节吾、伯严说明,不知何以仍出时文?城南分六门,而岳麓、求忠无之,只有湖南水利、湖南险要策,此乃数百年陈腐之物,不知何以至此。观诗题,似节吾所拟。不知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时)。时文八股既送崇祯,必再送我觉罗氏无疑矣。”节吾即欧阳中鹄,伯严是陈三立,皮锡瑞头一天向节吾、伯严所作的说明,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宁可出四书题,也不要出时文题。但欧阳节吾说:“变科举事,香帅未回电,恐因子中进士,又袒护时文,奈何?”

  

   关于变科举、废除八股时文,是晚清改革潮流中众目所瞩的问题,就此事陈宝箴和张之洞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在戊戌年五月十六日两人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头场考中学经济(包括中国史事、国朝政治等),二场考西学经济(包括五洲各国之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三场考四书义和五经义,而废除八股时文和小楷书法。这些内容,是二人在闰三月初十、十二日的互电中就已经定下来的,此前还经过张之洞和陈三立的面商。陈宝箴在闰三月十一的南学会演讲中,也申明此义。可是闰三月二十的湖南官课考试的试题却仍然是八股试题,不能不令谭嗣同等改革精英们震惊而沮丧。谭嗣同为此给欧阳中鹄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

  

   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赐谕谨悉。外间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闻此等语,即为力辩,然却未究其何所指也(出题事极动公愤,其余谣言虽多,殆不足道)。批何卷事,外间绝无所闻,可决其不为此。总之,衔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党无不如此,其中有极冤者,剖白几至舌敝唇焦),谤之丛者不止一事(牵涉赈事,新旧两党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欲有所陈也。然事既过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复,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日。

  

   第二封

  

   夫子大人函丈:顷又接赐书,极论出题之事,此中别有曲折,今一并陈之,亦即前书所谓中有极冤者也。当在南学会议此事时,适请诸友入会,到者数十人,群属耳目焉。及闻经鹿门诸公再三乞请,而后允许不出时文题,即已有不悦者。又恰于后数日(在出题之前),中丞到会讲学,极力讥诋时文题,形容尽致,并自言我亦时文出身,所以无用云云。听者皆以为中丞非不愿废去书院时文题矣,乃一出题又是时文,将置中丞之言于何地?于是群然愤怒,以为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挚,特为函丈把持耳。故是次开会,博问匦中即有“浏梦成颠,抚幕招摇”等语,可知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即由此一事而类推者也。外间人安知其中之底细,而事会之巧有绝相类者,古来冤案盖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见所闻并非无根据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冤之缘故耳。此上,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夕。

  

   两封信均署初六,显然是戊戌年的四月初六,写在官课出题后不久,虽经欧阳中鹄一再解释,谭嗣同仍没有被说服。此事欧阳中鹄无法辞其咎。看来是揣摩错了张之洞的用意,结果闹出了大笑话,使改革派扼腕,而守旧人士为之称快。

  

   第九件事,陈宝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戊戌年的四月份还采取了一个“自加检点”的行动,即调阅检查时务学堂教习的札记。而且由此还衍生出教习们是否临时抱佛脚连夜删改札记的问题。这件事使改革派内部发生了分歧,而为守旧势力所窃笑。此事的联络执行人为抚院的主幕、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现在保留下来的他们之间的几封通信,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事情的经过及其影响。唐才常给欧阳中鹄的信,是在听了种种传闻并读到老师的一封信之后写的,其中说:

  

   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札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焕彬为总教习。种种伪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愤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

  

   至中丞调阅札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悦,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来谕云“分教等惶遽无措,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其中涂改处,韩树园极多,即卓如亦常有之。岂受业能竭一夜之力通行涂改乎!)若中丞诘责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业说?而惟终日吃闷葫芦耶?容俟奎垣来湘时,当以不告之罪责之。

  

   这是信的开头部分,后面很大篇幅谈及对康有为“素王改制”说的看法,因为如何看待康有为其人其说,是湖南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显然有人指责唐才常依附康门、对康五体投地等,所以他在信中辩驳道:“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去年即与蔡劭安订明达学堂之约,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张缉光函请受业入幕,并非无吃饭所者;只以卓如勤恳付托,未忍背之。”末署“戊戌初六灯下”,可知是四月初六,故中有“三月即有所闻”字样。

  

   信中透漏出三月份守旧势力已经对时务学堂作了诸多攻击,致使韩文举、欧矩甲、叶觉迈三位分教席想愤而辞职。对所谓“临时加批”一事,唐才常态度强硬,力辩其无。但作为时务学堂日常工作的主事者,唐才常觉得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伤害。

  

   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也是为是否“临时加批”一事作诉辩,他写道:

  

   夫子大人钧座:昨趋谒,有怀欲陈,适龙、沈诸君到,故默然而去。顷奉详论,谨悉。得此正好力为雪清此谤,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惶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惶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秉三及分教虽不勇猛,当不至此,此嗣同可代为抗辩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

  

   谭嗣同的抗辩是据理而不是举证,其实唐才常也是反问:如果确有“临时加批”的事,那么谁看见了?听谁说的?至于到底有没有此事,陈宝箴、欧阳中鹄心里最清楚,只不过面对谭、唐的强硬辩难,他们不肯深究到底罢了。

  

   欧阳中鹄告诉两位弟子:“惟前此外侮实多,中丞与伯严为诸君子却四方之敌,昕夕不遑,实劳且苦。至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这是说,陈宝箴这次调取札记是处于不得已,是在外部压力(“外侮实多”)之下而采取的一个“自检点”行动。但结果与愿望相反,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给攻击者以口实,且引起改革派内部的矛盾。

  

第十件事,由《醒世歌》引起的皮锡瑞和叶德辉的争论。戊戌年三月十六日,《湘报》第二十七号刊出皮锡瑞的公子皮嘉祐写的一首“醒世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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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18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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