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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抽签与民主: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

更新时间:2019-03-07 01:03:42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不一而足。后来发生的几场“颜色革命”不仅没有挽救“民主转型”的颓势,反倒加剧了人们对“民主转型”的疑虑。近年来,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经济学人》2014年3月的专辑“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民主研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标题是“民主衰退了”?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

   在全球“民主化”踯躅不前的同时,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表现在四个层面。

   第一,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讲》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选主”。

   第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为38.6%,最高的为87.2%;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3个实行强制投票;在35国中,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于60%。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其它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说,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主”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主”(rule by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来,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只有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在代议民主制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政党政府》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政党创造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类似的话,还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选举需由政党组织;没有政党,选举无法进行。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选民其实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怎么选,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麻烦的是,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其最明显的标志是,认同政党的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同样,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1951-2011)的著作《虚无之治》,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第四,由于两大支柱(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政体。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舆论震动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政府在1981-2002年间制定的1800项政策,其结论是“经济精英与代表公司的利益压力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集团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相信,在美国,政治影响力分布得如此不平衡、不平等,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学者的结论。丹麦学者汉森在其2005年发表的著作中说:“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国已不再是民主制,而是寡头制”。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民主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轻,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但不少人还是只愿承认这国或那国出现了这种或那种“病症”,却不愿承认代议民主本身已是沉疴难起。最近的一项研究给了这种幻觉致命一击。利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urveys)1995-2014年间获取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在欧美各国,人们不仅对他们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喜欢,他们对作为一种政体的代议民主制也越来越疑虑重重,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对公共政策产生任何影响,甚至越来越倾向否定代议民主制、接受与代议民主不一样的政体。尤其是在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些趋势越加明显。项目主持人的判断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后出生的人,到千年期结束时达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着全面危机。

  

   抽签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议民主逐步陷入危机的过程中,更严肃的思考者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已提出了种种代议民主的补充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签也趁势浴火重生了。

   抽签上一次有可能成为代议民主替代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前(图2)。在19世纪最后十几年,曾出现过一批与抽签有关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学术性研究,也有政论小册子。在这些出版物中,有的直截了当地呼吁用抽签代替票选;有的用抽签作为区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与现代代议制的一个指标;还有的会指出抽签的长处、票选的短处。此后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人再谈及抽签在现代政治中可能的运用。

   当代最早倡导抽签的人,可能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他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论文,标题是“每一位厨娘都可以治理国家” ,副标题是 “古希腊民主研究与其对今天的意义” ,详细讨论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中的作用,他确信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他完全赞同列宁的理念:经过学习,普通劳动人民也具备治国理政的潜质。不过,由于詹姆斯的激进身份,他的观点并没有在主流学界和政界引起广泛的注意。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学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论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伯特·达尔出手了。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革命之后?美好社会中的政治权威》。该书指出,代议民主(达尔称之为“多头政体”Polyarchy)与理想民主的距离必须以光年(light years)计,它有三大问题:资源分布严重不平等,大公司权力巨大、所谓民主政府权力巨大。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头政体的民主化,达尔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重启抽签这种机制。他建议,为多头政体里每一位重要官员(市长、州长、众议员、参议员、总统)配备一个顾问委员会;这些官员每年必须定期与其顾委会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对重要议题的辩论,考虑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每个顾委会由几百位抽签产生的成员组成,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如果成员是穷人或失业者,可以为参与顾委会活动获得津贴。达尔深知,在抽签与有关抽签的讨论消失近200年后,很多人会对他的提议感到震惊。因此,他书中涉及抽签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回应各种可能的疑问。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1989)。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民主在历史上已经走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转向共和主义、代表制与平等。该书在最后一部分“迈向第三次转型”中,达尔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来图景,抽签是其中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型大众”(Minipopulus,简称“微众”)。其具体建议是,在全体公民中,随机抽取大约1000人,组成“微众”,它的任务是就某一个政策议题展开为期一年的商讨,并最终公布其政策建议。这些人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碰面”。可以设想,由一个“微众”设置政策议程,另设多个“微众”,每个“微众”专就政策议程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商讨。各级政府都可以设置这种“微众”,也可以选派一些学者、专家、政府工作人员为这些“微众”提供咨询服务。“微众”还可以召开听证会、委托研究机构提供背景报告,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由于“微众”是随机产生的,在达尔看来,它们完全可以代表全体公民;它们的判断就是全体公民的判断。不过,达尔并不主张用抽签取代选举,它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

  

   世纪之交的转折

  

   在达尔之后,20世纪70年代对抽签进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学者,而是经济学者、历史学者、统计学者、决策学者,且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纯学术性的,不涉及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唯一由政治学者撰写的书呼吁美国人不再参与毫无意义的选举,投身于一场宪制革命:取消参众两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国会;国会议员的50-60%应由随机抽取,其余40-50%的议员仍由选举产生。这是比达尔更为激进的主张;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几乎被人忘却了。

   在接下来的80年代,情况的确发生了变化。几位思路开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应该用抽签替代或补充票选。

   一位是从天主教教士转化为社会主义者的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本黑姆,他于1981年发表了两篇题为“统计民主”的文章,历数票选的弊端,建议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构建决策机构。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更系统地鼓吹抽签,并把这种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称为“抽签民主”(Demarchy)。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厚实民主》。他把代议民主称作“浅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其运作的政治体制称作“厚实民主”(Strong democracy)。该书的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至少四条都与随机抽签相关。

1988年,一位政治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气息,他在一篇对几本新书(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吗》)的书评中指出,民主理论正在开辟“新的方向”。果然,达尔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阐扬抽签的民主潜质。两年后,费希金出版了《民主与商议》,力推带抽签环节的商议式民调,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从图3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抽签重生的转折点。其间有关抽签的出版物数量达136件,是70年代相关出版物的两倍多,相当于1749-1969年这220年间同类出版物的总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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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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