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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四友:哲学写作与论证杂谈

更新时间:2019-03-02 23:17:27
作者: 葛四友 (进入专栏)  
随着问题的发展,我们可能着重于去寻找过往方案的缺陷,需要把前面的错误与不足的理由分析清楚,这个时候,可能第三部分的内容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论文甚至都不需要第四个部分,只需要指出与诊断出以前的错误就是很大的贡献,比如盖梯尔关于知识论的文章就是如此。[6]当然,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都知道已有方案的错误,但不知道怎么办。对于这种问题,显然关键在于提出新的方案,避免前面方案出现的错误,由此第四个部分就变成最重要的了。

  

   对于不知如何下手的同学,这里有一个初步的建议,就是从自己感觉不舒服的主流观点或问题开始。如果你是个自由至上主义者,你就从平等理论的阅读开始。如果你支持自然法理论,那么你就去了解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容。如果你的阅读让你无法改变主意,那么你自然就会去寻找原因,努力寻找你反对的理论背后理由的毛病。但是无论我们是如何开始的,我们论文完成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能以起承转合的基本结构把论文呈现出来。这样,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这论文想干什么,它是如何干的,它这样干的道理是什么。

  

三 批判的基本原则[7].


   上面谈了论文的基本结构,但这个结构主要适合讲道理,不怎么适合抒发情感,不适合各种感想式的散文与杂文。这种论文的关键也在于讲好道理。而且论文要有新意,也就是要讲出新道理,显然需要突破前人的工作,会涉及对前人观念的继承与超越。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做好批判,这个部分主要想谈谈批判的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是清晰性与简单性原则。要把道理讲好,首先得让别人清楚你在讲什么,在批判什么,由此论文使用的概念和语言就要清楚,不得模棱两可或含糊不清。行文与论证的清晰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引起很多的误解与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一点则是要尽可能简单明了,不要故弄玄虚。曾经有位老师教导我,把文章写得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不让读者因为我们的语言表达而产生停顿,这是对读者的尊重。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只是把复杂的论证变得简单,其价值就是非常巨大的,对于道德哲学尤其是如此。避免概念不清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区分与明确自己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德沃金区分了三种意义上的概念,第一种是自然种类的概念,比如说苹果这一概念;第二种则是规定意义上的概念(很多论文都对自己的关键概念(语词)有所界定,特别是那些日常使用中意义比较多的语词),比如说规定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第三种则是诠释意义上的概念,或者说日常意义上概念。比如说,正义这一概念在普通人那里是如何用的,对此给出一个最好的诠释。[8]因此,讨论问题时,使用的语词究竟是指称何种意义上的概念,就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经常可能会把规定意义上的概念混淆为诠释意义上的概念,或者反之。澄清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某个语词,对于我们论证中采用何种证据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是“就事论事”原则,也就是批判要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程炼老师的苏二条就只管讲道理的基本方式是否正确,而不管讲道理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动机来讲这个道理。所有的批判都不应该针对对方的动机或目的,只要这些东西均与其道理本身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认为对方的动机有问题,或者人品不行,且其观点又与其有利益关系,那么我们将此作为怀疑的理由,要特别慎重地对待其观点,去找更多的证据,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管怎么样,这种动机或目的本身不能作为证据。这点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争论喜欢从对手的立场、人格出发,最后以质疑对方动机与人品的方式来否定其观点。然而,只要观点本身不涉及人们的动机,那么不管观点提出者的人品如何,动机如何,都不成其为观点不成立的理由,唯一相关的其观点本身是否站得住脚。

  

   第三原则是“厚道”原则。批判的目的不是要打倒或击败对手,而是要通过批判来求真,获得更多的知识或者求得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即使我们找到了对手的问题与矛盾,这依然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替被批判者设想改善其论证或论点。第一,这种逻辑矛盾或推理跳跃是否是由表述造成的,如果是,那么修正表述就可;第二,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对于整个论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是,那么拿掉即可;第三,如果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是否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不是,那么不会影响其主要论点与论证。由此,批判者要从被批判者的角度对其立场与观点做出最好的重构,然后发现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厚道解读原则”要求我们批判时目的是求真,我们需要找出最强的对手,而不是矮化对手,攻击假想的“稻草人”。理想的“厚道解读原则”是把被批判的理论或观点表述得让对手心服口服,没有任何其他可改善的方式,承认是其观点最合理的重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批判。

  

   在某种意义上讲,前面三个原则都是为真正的批判做准备,然后我们转到第四个原则:内部批判原则。内部批判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作为批判的前提,是双方都接受的共识。否则就会演变真正意义上的外部批判,这是最简单、最容易的,其最终的形式是:因为我对了,所以你错了。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内部批判。

  

   1,问题出现在逻辑推理过程中。对手从逻辑前提出发,推出结论时犯有某些逻辑错误,比如说肯定后件之类的。这种的关键问题,在于恰当地重述对方的论证结构,让其错误清晰地显现出来。经常导致出现这种问题的一个原因在于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在较长的推理过程中就容易发生偏差,由此出现推理错误。另一个原因则是间接乞题(beg the question)。这种问题出现在讨论根本问题时,这个地方涉及的讨论对象往往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在为之论证时往往又默认了或说接受了与之类似或相同的前提,由此来进行论证。

  

   2,问题出现在推理的小前提上。这种情况更多的时候是遗漏某些事实,于是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比如说,本来有几种事实F1,F2,F3,相应地可以推出结论A1,A2,A3,但受批论文只注意到F1,由此就只有结论A1,而忽略掉A2,A3等。经常出现这种推理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某些命题上有一种固化的二元思维,对于事物总是二分法,由此带来非此即彼的推理,往往把对立命题看成矛盾命题,忽略第三种可能性或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3,问题出现在推理的大前提上。论证推理很少会把所有相关因素列出来,由此有些争议恰恰是跟这样的隐含前提相关。根据隐含前提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A,这些前提一经表述出来,马上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它们本身是极有争议的,是对手本人也难以接受的,因此无法作为前提。B,隐含的前提是对方能够接受的,甚至也是社会过去的共识。但这些前提在不同的条件下实际上具有极为不同的蕴含,而某些蕴含是极有问题的,是对方不会或不敢接受的。C,隐含的前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对手坚定地相信的,但批判者有同样坚定但却是相反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讲,内部批判就到此终止了。

  

四 论文的论证方法[9]


   上面我们所谈论的批判原则,其重要作用就是做到论文的内部融贯,我们大多时候的理论分歧都可以基于这种方法得到解决。然而,当我们在根本前提上有真正分歧时,内部批判就会束手无策,不再能起作用。由此,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证成根本前提。实际上,不仅是当我们有分歧时需要证成根本前提,在没有分歧时,依然可以问,它能被证成吗?

  

   当代有两种主要的理论试图回答这一点。一种是基础主义,它认为,根本前提的证成主要源于自明性,也就是说,这种前提是不需要源于其他东西的证成的。相反,其他一切观念与命题的证成都是源于这种自明前提。很显然,这种基础主义无论是否能够成功,都无法解决论文中的根本分歧,因为大家恰恰是在论文的根本前提上产生分歧,这些前提无法属于自明的范畴。另一种是融贯论,它认为没有任何不可错的自明前提,根本前提的证成在于整个理论体系的证成,而且这种证成在于各个观念彼此之间的融贯,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然而,上面止步的地方恰恰已经实现了这种融贯,分歧依然存在。融贯论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可能存在几种融贯的体系。只要从不同的根本前提出发,不犯前面提到的那些错误,实现内部融贯,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理论体系。所以,它对于上面的分歧显然也是束手无策的。

  

   然而,麻烦的是,我们在哲学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根本分歧:比如说后果主义与义务论之间的分歧,自然主义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分歧。那么面临这样的处境时,我们应该怎么论证呢?这里介绍一种方法,希望能帮助我们往前做一点推进。这种方法实际上被不同的人使用,只是给予不同的称呼,而我称之为最优解释论证。这种方法认为,一种理论,如果它能够对我们的直觉给出最好的解释,说明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直觉,那么它就是最好的理论,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理论。这里的直觉是在非常广泛意义上讲的,无论是理论直觉,还是观察等感官直觉或者内省直觉都可以包括进来。我们一般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些直觉,有较强的倾向接受其内容。

  

   为了明白这种理论的特点,我们可以对比三种方法在处理直觉上的不同。对基础主义者而言,我们能够找到某些不可错的直觉,由此推出的任何结论都是对的,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因此,基础主义的理论对直觉是管进(理论的根本前提要求非常强的自明性)但不管出(结论不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直觉)。而融贯论则是既管进(前提要符合我们的直觉)也管出(结论也要符合我们的直觉),要求理论能够尽可能多地符合我们的直觉。而最优解释理论显然是不管进的,不管根本前提多么不符合直觉,而且它管出也是在宽泛意义上讲的,只要求基于这种前提构建的整个理论体系能够最好地解释我们的直觉。与融贯论的不同在于,它只要求能够解释我们的直觉而不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直觉。我们可以用棍子入水的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当较长的棍子插入水中后,我们就有一个直觉,棍子会变弯,但光的折射定律可以完好地解释这个直觉。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最优解释方法能证成理论呢?这里的关键原因在于直觉的作用。这种方法首先承认直觉具有初定合理性,也就是说,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它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其内容为真(广义上说)。但同时要特别注意,这种初定合理性只是概率意义上的合理性,它与权重意义上的初定合理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概率意义上的初定合理性,指的是所有的直觉都有一定的概率为真,直觉越强,且没有相冲突直觉,则为真的概率就越高。概率意义上的合理性的重点在于为真的可能性大小,而且如果相反的证据足够强,它初定合理性即使非常强,但也可以降低到零,这也是为什么最优解释方法只要求理论解释直觉,而不是符合直觉的根本原因。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张三杀了李四的案子中,有很多事实都可以作为张三杀人的证据,比如说张三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作案工具上有他的指纹,现场有他的脚印,有人见过他在现场出现过,这些证据都具有初定的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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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研究生法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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