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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

更新时间:2019-03-01 00:08:06
作者: 张桂林  
利用既有的知识,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关切,密切关注中国政治的变迁,在与西方学界的交融和碰撞之中,逐步提出自己的理论,努力建构本土话语,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推动中国政治走向进步。

   毋庸置疑,肯定政治学本土话语建构的努力并不等于否定它依然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和极大的提升空间,习总书记指出的“功力不足”、“总体水平不高”等哲学社会科学中普遍性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政治学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具体来说,一是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仍然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状态,远远没有形成涵盖标识性概念、核心命题、基本判断、学科原理的系统性话语体系,因而缺乏对中国政治发展脉络、动因、机制的有效解释力。二是政治学研究中西方话语主导的现象依然突出。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或者是对中国的政治实践深入了解不够,或者是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习惯性地移植一堆西方的语词概念和抽象原则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往往显得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三是我们囿于自己的学术意识、学术资源和学术实践的制约而难以创新。比如,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之间有时不善于形成良性的转化,将政治话语和对政治话语的学术化研究混为一谈,对政治话语予以简单的注释和平移而非学科性、科学性、学术化的研究,将其转换为具有普遍性、可进行国内外交流的学术话语。四是虽然政治学研究者提出了如上所述的一些创新性的本土化学术概念,但这基本上还属于研究者个体的行为,没有群体共享的研究问题,没有形成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实践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更没有公认的学术大师。由于上述几方面的问题,中国政治学迄今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仍然处于较弱的位势,我们的声音仍然弱小或者说了也难以表达出去,远谈不上占据话语制高点。在国际学术对话中,西方政治学者仍然操控着话语的主导权,其学术话语仍然是强势话语。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前提认知

   当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自发而上升为集体的自觉,从个体的思考而转变为群体的理性之后,有必要对一些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进行思考、探讨并达致共识。这既是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话语体系的建构实践的重要内容。笔者将这些问题归结为对三种关系,或者说三对范畴的认知。

   (一)话语目的层面上的解释力和话语权的关系

   一般来说,话语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认知,二是沟通。这两种主要功能对应着建构学科话语体系的两种主要目的:一是对学科的研究对象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二是与其它文化或其它国家的同行进行对话并掌握话语主动权。具体来说,中国政治学界努力建构学科话语体系欲达致的目标是:一是回应中国社会政治实践提出的知识挑战,解释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显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为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理论和认知工具。二是通过对中国政治现象的认知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凝练,打造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判断和理论,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和同行交流,在平等的对话中显示自己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从而逐渐掌握话语的主动权,趋近国际学术交流舞台的核心。

   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辩证看待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话语建构的两重目的。

   第一,这两种目的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前一种目的,即对中国政治现象的解释、中国政治问题的解答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推进,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基本价值。失却了对本国政治现象的解释、政治问题的解答和政治发展的推进,政治学便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后一种目的,即取得国际学术交流的话语权,则是政治学学科的科学价值、世界价值和民族自信的体现。从更高的层面说,中国政治学致力于和哲学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一道,通过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政治学学者“学术的文化自觉”和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贡献,体现了一个大国政治学人应有的民族文化情怀。

   第二,两个目标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对本国的政治现象和时代的政治问题具有有效的解释力,对本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学术话语,也一定会逐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研讨、认可、乃至借鉴。反之,能够为国际同行关注,进入国际学术舞台对话、切磋或争论学术话语,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和成熟。

   第三,在上述两重目的之间,话语体系的本土化特征具有首要的意义,国际话语权的取得则是自然的结果和渐进的过程。例如,以始终占据国际话语“制高点”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来说,其中的任何一种概念、判断、方法和学说,都是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思想家针对自己时代、国家的政治问题而提出和阐发的,因为它们首先有效地解释了自己时代、国家和阶级的政治问题,有力地推动了自己时代、国家和阶级的政治进步,而后才逐渐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和势能。一种话语体系对本国的政治实践显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和推动力之后,它自然而然会受到关注和重视。事实上,学科的话语体系作为民族文化的构成,它和文艺形式一样,先是本国的,才是国际的;唯有民族的,才有世界的。如果超脱于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和解答,脱离了对本土政治问题的关怀,过分执著于“占据制高点”、“争夺话语权”,一定是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做大做强自己,别人自会看重你。

   第四,话语的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强势的西方话语并非一人、一国、一个时期的思想家创建的,而是一个在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几百年的社会发展中,经由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众多思想家的横向移植、纵向继承、相互改造、各自扬弃的漫长过程“去粗取精”、“优胜劣汰”渐渐积淀而成。在微观上,同是民主的概念,各有个体解释的差异;同是分权理论,各有时代表达的不同。存留下来的,只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精华和共识。

   (二)话语资源层面上的本土化与西方化的关系

   政治学话语的本土化和西方化是两个不言而喻、约定俗成的概念。前者意指用本民族的语词、概念和分析范式来解释本国的政治现象。后者即是平移或套用西方政治学既定的语词、概念和分析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学界在理论上对本土话语和西方话语对中国政治各自的解释价值早有基本共识,即中国的国情民情自有特殊性,中国政治现象自有复杂性,我们不能机械套用西方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来对待。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西方话语迄今依然占据了政治学的学科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主阵地,本土话语仍然是势弱量少。即便是一些有着本土话语创新的意识、冲动和努力的学者,在纷纭复杂的实践面前或者落入西式话语的窠臼,或者是隔靴搔痒解释力不足。故而,如何消弭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抵牾,缓解两者之间的一直以来的张力,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首先要厘清的认识论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本土化和西方化的关系应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一是本土话语的创新应为第一原则。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就是本土化话语。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原创性和主体性,何来中国特色?“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关键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③二是话语的本土化不应该仅仅是针对个别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的本土话语解释,不应该仅仅是对一时、一地、一事认知的逻辑自洽,而应该同时具备揭示某一类政治现象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的普遍意义。用哲学的语言说,本土化话语应该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否则,这样的话语表达的就不是“知识”或“真理”,而只是一种“意见”;揭示的就不是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一种特殊或偶然,其必然缺乏影响力和沟通性,难免落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境地,很难与其他学界平等对话,更遑论掌握话语权。三是本土化话语体系应该是一个具有继承性和借鉴性特质的开放体系。它应该善于吸纳在其他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政治实践证明具有解释力和预测性的、被相对广泛接受的话语,将其予以本土化的改造;应该善于汲取自己传统文化中的话语精华,将其予以现代化的转换。因此,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具有开放的眼界、包容的胸怀与平和的心态。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政治学界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道,自觉不自觉地在进行着原创加借鉴的的努力,他们在原创一些分析性概念的同时,更多的是将国外的术语、概念和范式做本土化的转化。比如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范畴,政治科学中的输入输出、决策反馈、结构功能等解释性概念,均被吸收并转化为具有本土化内涵和实践意义的话语资源。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法治等就是西方最强势的话语,亦是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但我们创造性地赋予了它们本土化的内涵解释和实践形式,成功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使其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该把对强势的西方话语进行本土化的转换视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工作,而不是完全另立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的话语体系。唯其如此,我们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才有了平等对话的前提,才有了学术自信的可能,才有了取得话语权的基础。四是在研究对象上,在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同时,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也要关注国外政治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亦即世界性的时代课题,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交流乃至争辩,推动自己的话语表达日渐丰富、成熟与自信,减少目前比较贫乏狭窄的状态。归根结底,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运用和西人或古人同样的分析概念,而在于是否善于吸收、转换和超越借鉴或继承而来的话语资源,使其有效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

   (三)话语体系层面上的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关系

   话语既成体系,必然要求着逻辑性。也就是说,一是它必须是一个围绕着清晰的逻辑主线而生发出来的关联性系统;二是它必须是一个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之间的合理性推演。失却了逻辑性,话语便不成体系,只不过是一堆语词概念的随意堆砌或机械排列。以影响迄今的西方近代政治话语体系为例,作为话语,其渊源远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作为体系,其形成于近代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时期。彼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群体共同运用了当时盛行的几何学的逻辑论证方式,生成了他们影响久远的话语体系。他们以“人生而XXXX”的判断为预设前提,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等转化和改造成为具有时代内涵的概念,继而引发出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平、公正等符合人性的价值范畴,最后在制度设计层面将这些政治价值外化出来,凝练出民主、共和、法治、宪政、分权、制衡、有限政府等概念范畴。尽管这一话语体系中的某些语词可能蕴含着逻辑矛盾,其推论前提也有着不可证实的非科学性,但是就话语体系的整体而言,它在形式上是符合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性的。逻辑性赋予话语体系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美,而是赋予了它承载政治价值、表达政治理想、勾绘政治蓝图的功能。有了逻辑性的话语体系不再是语词的简单表达或概念的机械堆砌,而是充满意义的体系。所以,我们在立意构建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时候,应该对其逻辑主线有清晰的认识并达成共识,进而围绕着这一主线来构建话语体系。总的来看,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应该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根主线,回应其中所涵盖的静态的政治制度供给和动态的政治行为提升等所有政治问题。

在确立具有价值意蕴的逻辑性的同时,话语体系的实践性也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性是由学科的应用性所决定的。当下国人一般认为,政治学的应用性不如“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也不及“法泽天下”法学,基本属于实用性不强的理论性学科。然而,政治学研究者自己应该知道,政治学研究“公共权力”、事关“众人之事”,具有和经济学、法学同样的应用性。如果说逻辑性决定了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是一个“意义的体系”,那么实践性则把它打造为一个“应用的体系”或“行动的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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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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