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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烈: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公法学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9-02-24 21:41:44
作者: 邓烈  
学术价值较好、影响大者250余篇。文革前被热议的“国际公法的阶级性问题”,现仅偶有提及,且已无重要学者涉入。1983年前,老一辈学者仍占据前台,积极研究介绍西方理论发展及国际法动向,[9]或对重大外交、立法实践问题提出见解。[10]1983年陈体强去世,***崖、李浩培、倪征日奥等虽每年仍有重要文章发表,也均逐渐减少了研究工作。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革后培养的第一代学者开始崭露头角,这批学者多为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博士。出身武大系者,如黄进、黄惠康、万鄂湘、曾令良、邵沙平、余敏友、江国青等,北大系的则有周忠海、薛捍勤、白桂梅、龚刃韧、饶戈平、高燕平、凌兵等。

   在十年文革中搁浅的中国国际公法学科,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再度杨帆,然而行至未远又似遇暗礁险滩——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风云变幻,“姓社姓资”之争再度抬头,外商纷纷撤资观望,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氛围异常沉重,国际公法学科的发展前景一时间似亦阴云密布。在此紧要当口,小平同志于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回应对改革开放的诘难,再次强调要坚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要纠结于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争论当中。

  

三、改革开放的全面加速(1993-2008年)与中国国际公法研究的扩张积累

  

   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为中国拨正了航向,意识形态争论的迷雾风消云散,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决心抓住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聚焦发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中央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放下意识形态包袱、轻装上阵的中国开始以更开放、更务实的姿态面对世界——若说之前14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走进体系内,由体系的批判者和挑战者变成了接受者和参与者,那么1992年以后中国的目标就是努力从体系的外围向中心靠拢,由制度边缘人进阶为利益攸关方。

   国际公法的教学和研究自然要服务于国家新的战略布局,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理论支持。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第一阶段14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公法学科体系已得到了恢复重整,学术人才的新老交替基本完成。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国际公法学人肩负着新的历史责任,其核心任务是不为一些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束缚思想和手脚,使理论研究更加开放、务实,支持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推动中国在更广阔领域融入国际社会。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14年的国际公法研究主要集中于有限、重点的领域和问题上,带有“摸石头过河”的探索、试验意味的话,那么由于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节奏更快、涉及的范围更大、实践性更强,国际公法的研究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速度和广度。这种扩张性需要的明显表象,就是这一时期实务相关领域各类国际公法研究成果的加速积累:

   1.遍地开花的自编教材。***崖主编的1981年版《国际法》之后,苏式官方教科书逐渐式微,原因主要是教育改革政策,大学办学自主权扩大,允许自编自用教材。早期没有太多利益动机,因此自编教材数量不算太多。1992年后教育产业化政策出台,新办政法院系随大学扩招蜂起,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自编自用教材数量急剧增加——1992年前的14年间国际公法教材数约40部,而在1993-2008年的15年间就出版了约200部,是之前的4-5倍。这些教材大部分较平庸,体例、观点无新意,相似度大,通常只为本校采用,影响亦较小。少部分质量较好、影响较大者(如梁西、王献枢、程晓霞、端木正、邵津等主编的),或体例安排有新意,或观点较前有突破(如梁西等“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未定”等观点),但总体上仍受到1981年***崖主编《国际法》的框限。

   2.中译著作明显萎缩,且多为美欧学者著作。在1993-2008年期间,出版发行的国际公法中译著作约40余,不及之前14年的约50部,与其他类别成果数量大增情况形成明显反差。1950-60年代中译著作中十之八九是苏联作品,到1978-1992年间苏联著作也还占到1/5左右,而现在仅有一部克利缅科编写的《国际法辞典》。其中的首要原因是苏联解体,而老一辈的留苏学者此时也陆续退休,苏联国际法已不再是中国学习和关注的对象。40余部中译著作基本为欧美作品,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约一半。除詹宁斯、瓦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由***崖领衔外,其余译者中已无文革前学者。译著中有部分较重要者是由知名中青年学者(如曾令良、江国青、何勤华、张乃根、周忠海等)组织翻译的,或是古典名著,[11]或是欧美重要学者的代表作品。[12]译著整体质量尚可,但以信雅达衡量则未及***崖、李浩培等老一辈学者的早期作品(如《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菲德罗斯《国际法》等)。

   3.刊行著作论文数量有扩张性增长,涉及领域更广泛,更青睐实践性热点问题。如中国制造突飞猛进一样,1993-2008年间也是中国学术产能大扩张的时期。国际公法论著的确切数据实不易考,仅就知网、读秀等的统计看,比较符合学术标准的著作及论文的总数差不多在1600部(篇)左右,大约为前期的1.6倍。其中著作约350部,是前期(40部)的近9倍,数量扩张明显,较有分量者约80部左右;论文总数约1200余篇,包括以书代刊发表的论文约300篇、正规专业期刊中发表的论文约900篇。梳理可知:(1)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再次强调“不作姓资姓社的空洞争论”,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公法研究完全不再触及所谓阶级性等意识形态议题,也少有体制外视角的质疑、批判性研究。(2)对基本理论总体上关注研究较少,即使某些问题受到重视也主要是因实践性热点的触动,如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主要是因中国申请入世和有意加入某些人权公约,而主权和人权问题的讨论则是由于科索沃战争。(3)1993-2000年间,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多与外交、立法的热点议题相关,且就热点问题的具体内容看也与之前14年不同——之前讨论的多是如何进入国际体系的问题,而现在讨论的多是进入后的规则适用问题。1993-2000年间的外交大事主要有港澳回归、欧盟的成立和扩大、海洋法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的建立、联合国50周年等,因此港澳在国际法上地位、[13]欧盟法研究、[14]国际司法和国际刑法、[15]联合国改革[16]成为研究者青睐的话题。1980年代学界较关心的国籍、海洋法问题因国籍立法完成、《海洋法公约》批准生效而热度不再。此外,联合国于1990年发起“国际法十年”活动,其中主要一项内容就是推进全球国际法的教学,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专题研讨并在《年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和译文。(4)2001-2008年是小布什总统新保守主义的8年任期,对华制衡因素增多,国际公法研究开始受到中美战略关系变化的牵引,合作议题的应用性研究虽仍是主流,但冲突反制内容的国际法研究开始增加。这一时期有两大背景,一是美国达至霸权顶峰却深陷反恐战争,二是中国处于和平崛起的战略转折期。与前者相关的理念是“民主帝国论”和单边主义,涉及的国际法议题有新干涉主义(保护的责任、人道主义干涉、救济性分离)、[17]先发自卫、[18]反恐与人权。[19]与后者相关的理念是和谐世界及和平发展,[20]包含的国际法议题有多边机制的利用、[21]国际司法与争端的和平解决、[22]国际法的人本化、[23]WTO条约和国内法的关系、[24]经济一体化问题、[25]国家及其财产豁免、[26]贸易与环境、[27]空间法[28]等。(5)1993-2008年也是中国国际公法学者新老交替、代际转承之时。1995年以前,***崖、李浩培等虽减少了工作但仍未辍笔。1996年以后,除梁西、王可菊、陈致中等少数外,包括留苏学者在内的老一辈学者陆续退休,慢慢离开学术舞台。2000年前后,李浩培、赵理海、***崖、倪征日奥等“民国辈”的老先生先后辞世,标志着中国国际公法一个世代的结束。同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培养的中青年国际法学者(以北大系、武大系学者为代表)已成长为学术骨干,开始挑起学术研究的大梁。

   除了上述以著作、期刊为呈现载体所进行的研究外,1992-2008年期间还引入了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国务院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9]通过课题资助的方式对各种国家急需的课题研究进行规划和引导,这其中也包括了国际公法的内容。

   2000年以前,国家社科基金规模很小,资助的与国际公法有关的课题约20余,平均每年2-3项。2000年后,国家资金投入增多,获得基金资助的国际公法课题数目增长明显,每年平均有18-19项。涉及的内容包括主权问题、人权公约批准、联合国改革、入世、和谐世界、反恐、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等,覆盖了这一阶段改革开放所涉及的主要外交法律议题。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世界地缘政治重心由大西洋两岸向亚太地区东移的趋势——不仅仅是财富的汇聚,还包括大国的云集和地缘政治热点的集中。正是在这一趋势背景下,中国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在国际政治秩序中承担更大的权利和责任,从国际体系的边缘人进阶为共同利益的攸关方,从对既有秩序和规则的服膺追随转向对更好治理模式的探索创新。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国际公法的理论研究和实务运用需要像中国经济一样实现“结构性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四、改革开放的深化完善(2009-2018年)与中国国际公法研究的创新提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崛起的进程,决定了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与此相伴,国际上一直有“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质疑声音。前者质疑中国从现有国际体系中获利,却未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要求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出更多贡献、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后者认为中国崛起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构成了根本挑战,需要加以平衡和应对。美欧等西方国家也因此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视形势或取重“接触”,或偏向“防范”。

   2009年执政初期,奥巴马政府较倾向于“中国责任论”,提出了名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对华接触政策,认为中国崛起已成事实,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而不是陷入相互竞争与对抗;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期望中方保证它的发展“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30]中国以开放态度回应美方有关“责任论”的诉求,愿意本着合作伙伴精神应对共同挑战,同时也希望美国能保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即国家制度与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和政治持续崛起的积极外部环境。两国在相互给予战略保证方面各有保留,但就合作应对共同挑战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涉及经济金融、清洁能源、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性议题。

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公法研究首先要将重点放在中美合作的积极方面,合理回应“中国责任论”的质疑,这也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完善、能够持续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大局所在——中国愿意成为解决这些全球议题的平等合作伙伴,但不能接受美国的主导或支配。因此,中国国际法学者除了要对中美积极合作领域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如IMF改革、伊朗核问题等)提出解决方案外,还需从哲学或观念层次对全球治理提出中国的方案或构想。其次,对于那些相互保证不足、存在战略分歧的方面(如以人权或宗教为借口的干涉、藏疆问题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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