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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论道德修养

更新时间:2019-02-22 13:48:13
作者: 韩东屏 (进入专栏)  
只求满足肉体欲望,并按快乐原则行事,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毫无掩饰与约束,不分时间场合,也不管他人态度感受。婴幼儿是其典型,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困了就要睡,有屎尿就马上排泄,不满足欲望就哭就闹,满足了欲望就乐就笑。是故自然人格与动物性无异,根本无德性可言。纯粹的自然人格只在婴幼儿身上具有,随着外部社会因素的不断影响,自然人格也就越来越不纯。但自然人格中包含的本能因素永远不会消失,始终会在人格结构中起作用。

  

   实有人格是自然人格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实有人格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已经不同程度社会化了的人格,那实有道德人格就是指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已经不同程度道德化了的人格。因而实有道德人格的形成,部分受天性因素影响,部分受后天特定环境和道德教育的影响,其构成是自然人格因素和社会道德因素的统一。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实有道德人格是个人在后天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有的实有道德人格的形成则还同时包括有个人自觉接受社会道德的努力。实有道德人格与自然人格的本质差异是:前者已经含有不同程度的道德意识成分,不再放纵本能,也不为本能欲望去对抗社会的道德要求,而是想方设法找到实现个人欲望的正当途径,是故实有道德人格有些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道德人格因吸纳的道德成分有内容与程度方面的差异,因而其具体表现千姿百态,人各相异,不一而足。

  

   理想人格是人格的极致,亦即人格的完美状态。既然如此,理想人格势必也在道德意义上是完美的,而理想道德人格便是对理想人格在道德方面的强调,它强调理想人格也是道德人格的极致或道德人格的完美状态。理想道德人格作为道德人格的完美状态,内含发达的良心和所有的优良道德品质即美德,所以它不似弗洛伊德所说的负责协调“本我”与“自我”的“超我”,而是道德的完美人格化和人格的完美道德化,是所有自愿提升自己道德人格的人都要向其看齐、仿效的终极榜样。

  

   在人的一生中,人格的道德化,或者说,个人向道德完美之人的塑造,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长期修炼甚至永无止境的修炼过程,这就意味着所有现实中的道德人格,都很难说已达到了“道德完美之人”的境界。“道德完美之人”作为道德人格的极致和人格道德化的终极榜样,其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其作用是像灯塔一样,指引着人格道德化的方向。是故格林说:“所谓道德理想,是把某个人、某种性格或者个人活动的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来考虑。”[9]

  

   理想道德人格实质上是为解决“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问题提供的答案。理想道德人格有的是由个人设计的,有的是由社会推出的。如果说个人设计理想道德人格是为了完善自我,那社会推出理想道德人格则是为了使人们都能成为有利于实现社会既定目标的推动者。个人所意愿的理想道德人格与社会所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鉴于社会对个人可以动用多种调控手段进行选择导向的事实,总体上说,二者的一致要多于不一致。在民主社会,社会的价值目标由于是大众共同抉择的结果,于是,个人意愿的理想道德人格与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的一致性,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目标与社会价值目标趋于一致的基础之上。在专制等级社会则相反,由于社会价值目标是少数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利益钦定的,于是,个人意愿的理想道德人格与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很容易出现不一致,即便达到一致,也是建立在蒙昧主义教育和某种与之相应的社会赏罚机制的基础之上。

  

   现实社会中的实有道德人格多种多样,从价值取向上说,有的与社会推崇的理想道德人格相契合,有的不相契合,还有的甚至恰恰相反。由于只有相契合的实有道德人格才会有利于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不相契合的实有道德人格则不利于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都有推出或倡导某种理想道德人格以让人们向其仿效和看齐的必要。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社会价值目标,由此导致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也会有不同的理想道德人格。在中国古代,儒家孔孟之道是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作为理想道德人格,所以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10]。而传统社会统治者是把修身养性、效忠君王、孝敬祖宗、克己复礼、尊奉宗法社会伦理纲常的孔圣人、孟亚圣以及孔明、关公、岳飞、文天祥等作为理想道德人格。老子的理想道德人格虽然也叫“圣人”,但由于是无知无欲,淡泊宁静,得道于心,率性发展,行“自然无为”之道的人格,与儒家的“圣人”迥然有别,于维护专制皇权明显不利,所以老子本人也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推重的理想道德人格。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颜元等人对传统社会的理想道德人格有所批判,以能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豪杰”为圣贤或理想道德人格。由于此种理想道德人格明显是对皇权的偏离和对先秦民本思想的复归,也就自然不能被封建统治者认同。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具有勇敢、公正、智慧和节制四大美德的人是城邦最需要的,于是齐备四大美德的人也便成为当时社会的理想道德人格。进入中世纪之后,西方社会政教合一,于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最能体现当时社会秩序并负责传达上帝所有旨意其实是统治者所有旨意的耶稣,也便成为该社会理想道德人格的代表和所有信徒的榜样。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力量越来越强,为适应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其推重的理想道德人格是齐备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后,注重个人价值,以个人为本位,开始把“有目的的、真实的、全面的、完美的、受过教育的人”视为理想人格。

  

   现代社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目标,同样需要推出符合自己时代要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因此美国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立国机制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开始有起色,也不会持续发展。”[11]

  

   就中国现代社会而言,由于其终极价值追求应定位于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其阶段性战略目标是国人普遍向往的现代化和富裕社会的实现,其现实社会形式是在价值策略上有明显效率优势的市场经济社会,因而中国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理应参照以下因素设计,这就是:在长远性上,要符合社会终极价值取向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在阶段性上,要有利于现代社会战略目标即现代化或富裕社会的实现;在现实性上,要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即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的需要。

  

   根据这样的考虑,现代理想道德人格应能体现和发挥个性全面自由发展的活力,并能在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大体上反映了当代理想道德人格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所谓“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是说,现代人一方面需要注重个人的生存发展,注重个人需求的满足并注意权衡利益的大小得失,另一方面也要有与社会目标相契合的远大抱负,有为实现社会目标倾心尽力做贡献的高尚志向,并用这种人生追求来统摄自己对各种实际功利的态度与取舍。所谓“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是说,现代人一方面要敢于承担各种社会大任、重任,敢于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敢于面对市场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敢于坚持正义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作斗争,敢于争当社会的强者和胜者,另一方面则要懂得尊重他人、关爱他人,愿与他人实现共同发展,分享幸福,并能在他人有难时伸出援手,慷慨相助,使自己的全面自由发展始终成为一切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

  

   4、道德修养的方法

  

   既然理想道德人格是道德修养的目标,那道德修养就是个人自觉提升人格道德水平或塑造理想道德人格的途径与手段,而且还是舍此就再找不到第二个的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因而每个希望提升自己人格道德水平的人,都需要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道德修养方法。道德教育固然也能提升人格的道德水平,但对受教育者来说,它不属于个人自觉、主动提升自己道德水平的修养活动。

  

   道德修养的方法在西方伦理学史上鲜有讨论,这可能与西方伦理学家认为它纯属个人经验领域的东西,不具普遍性和规律性有关,也可能是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能说得清的问题。不过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不意味着西方没有道德修养及其方法。西方文化是基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化,而基督教让人普遍尊奉的赎罪积善、祈祷听教、忏悔改过之类,其实就是一些道德修养的方法。

  

   与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不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大流派都对道德修养有大量精致的论述。

  

   儒家伦理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流与正统,在教人如何进德达善、修身自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孔子极为重视道德修养方法的探究,提出了学、思、行三种主要的道德修养方法。孟子提出了“存心”、“养气”、“寡欲”和“反躬内求”等修养方法。荀子提出了“以心知道”、“善假于物”和“换而不舍”的修养方法。《大学》提出了 “格物”、“致知” 、“正心”、“诚意”的修养路径。宋明理学家则又创立了“居敬穷理”、“自存本心”和“省察克治”的修养方法。

  

   总之,儒家的道德修养的方法甚多,计有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志、力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自省、自讼、格心、自治、反身求诚、见贤思齐、闻过即改、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等等。这些方法大致有两方面内涵:即涵养善端与修正错误。前者指自己在有向善的内在禀质的前提下培养善的品质,后者指要同经常困扰自己的邪恶念头作斗争并努力修正不良品性。修正错误与涵养善端是道德修养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相对而言,道德修养应先在纠邪改过上下手,筑造一道坚固的道德堤坝,防范贪欲之水的泛滥,而后才好涵养善端。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修养方法强调的是:对外忘物,对内忘己,对世忘人,消解心知的枷锁、情感的执著、人世的系缚,根除伤生伤性的“四六”之害。“四六”之害为庄子所提,“四”是指“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这四大害。“六”是指四大害中的每个又包含六小害。庄子说:“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12]即要从贪欲、意欲、情欲、知欲中解脱出来,养精修性,虚静淡泊。因此,“修道”的方法,一为“心斋”,二为“坐忘”。心斋是净心法,坐忘是禅定法。使心不动不染,如虚空之无,离形去知,内外双忘,最后达到天人统一的“同天”境界。

  

   佛家的修身方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定慧双修、止观双运。前者是指通过修炼能够进入静定状态,再通过静定有所觉悟,发生智慧。后者是指心持续专注一境而寂然不动和用如实的智慧观析真实。

  

在中国传统修养方法中,儒家走的是入世的道路,不像道家、佛教是超世、出世的套路。尽管有此分殊,但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都将道德论与认识论融为一体,突出了主体内心的理性自觉,特别是躬行践履、习成而性成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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