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庆鹏 郝宇青:互动与互御: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9-02-13 23:08:01
作者: 唐庆鹏   郝宇青  
在剧演包袱展开时,出现预先录制的笑声既可以感染又可以替代观众发笑。在这种场景中,“仿佛某个他者的形象可以接管我们最内在、最自发的情感和态度”,(22)而原本主动体验喜剧表演的观众去中心化为一个交互被动的受体。可见互动与互御存在于同一个过程的两面,而之所以互动的概念被认为难以描述公民参与网络活动的现实,恰是因为互动的背后还隐藏着互御的一面。因此,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那样——“互御性是存在于互动性潜力中的一种被动状态”,(23)或者说是互动的“一个神秘的孪生物”(uncanny double)。(24)

   可见,互御性补充和加深了我们对互动性的认识。那么,更进一步,生成于互动中的互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苏奥兰塔(Juha Suoranta)等人强调,“当虚幻的互动性产生被动性时,潜在的互御性变化将产生负面效应。”(25)这里的负面效应,最深层的当属对参与其中的人的主体性的消极影响。如果说互动导向人的主体性的发展,那么,互御性指向的则是人的主体性的沦失。齐泽克进一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互御的主体,我们是矛盾的,并且不确定我们在这一交互的实践过程中能够多大程度上放弃我们的主体性。(26)而且实际上,互御的一面在销蚀甚至剥夺我们自主和合作可能性的同时,往往还会提供给我们一种参与的错觉。总之,齐泽克与帕福勒创造出来的互御性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在社会互动场景中人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这一概念起初用于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活动的分析。那么,具体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活动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来,互动性背后潜藏的互御性是怎样表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限制公民的主体性呢?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身份之御

   互联网让人们实现了身份上的能动,在线的我变成我所想要的自我。这种身份上的能动主要体现有二:一是身份的多重性,“在网络社会中,由于‘行为数字化’和‘主体虚拟化’,造成行为主体的现实社会身份与网络社会身份形成1:N的映射关系。”(27)二是身份的符号化。互联网的拟态环境遵循的是符号化规则,因此,不同于现实中身份与身体的对应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参与中,人的身份角色去身体化了,人是作为符号性存在,“符号-身份”取代“身体-身份”。

   然而,身份能动的背后却也造成身份的被动。就身份的多重性而言,正因为拥有多重的虚拟身份,在缺乏针对性的限制条件下,公民在政治参与中可以随意切换各种身份,使得身份流动而不确定。这在客观上破坏了原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义务规定性的平衡,进而反过来模糊了“我”的存在,最终容易陷入对自我的“无方向性”迷茫之中。同时,个人不断切换身份,意味着他会频繁地扮演各种角色,并可能从不同的角色出发表达政治诉求。久而久之,势必增加了政治系统识别和吸纳公民政治诉求的难度,从而也会使得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效果大打折扣。就身份的符号化而言,首先,个人在网络空间的存在表现为一个个虚拟“符号代码”,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工具化倾向,导致关系、价值约束的减弱。其次,人的符号化并不能消解人的身份等级差异。信奉互联网平等主义的人一般认为,通过客观平等的符号虚拟个人,网络可以是一个人人平等参与的空间。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例如一些网络媒介出于管理和商业利益的考虑,会根据个人贡献的大小划分层次等级,并给予不同的权限。然而,贡献的大小通常与个人现实的物质资源和能力基础密切相关,这样,等级关系在虚拟环境中再现了。此外,符号化加速人的标签化。你可能只是某“大V”500万“粉丝”的一分子,“粉丝”是你的标签。而在政治参与中,大量普通个体可能仅仅是某种势力影响政治所借助甚至把弄的群体名义的一分子。

   总之,人在网络空间获得更多身份能动的同时,往往会不自知地陷入某种身份上的困境。这种身份之御存在于虚拟,关联于现实。因此,在互联网政治参与中,人的身份问题并没有因技术的进步而淡化,身份之御是网络政治发展所必须直面和化解的问题。因为,“只有拥有自治身份和公民身份条件,在开放、共享的参与和正式的政治渠道中,互联网才能创新政治实践”。(28)

   2.信息之御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一般是以信息为基础。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丰富且密集的信息环境,发展了人们获取政治参与所需信息的能力和机会,从而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但是,正如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以信息为基础,网络政治参与所面临的危机,同样也“是以操纵信息为基础,而衍生出的种种变相而隐秘的政治控制手段。”(29)出于某种商业或政治目的,一些信息强者如“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而且,利用人们过分信赖计算机输出数据的特点,“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加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30)这样,有政治企图的外在力量通过操纵信息,影响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的倾向和行为,公民则不自知地深陷信息之御。网络政治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信息操纵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信息超载(information overload)。信息超载是基于信息处理能力不对称所采取的信息操纵策略。例如,信息强者为削减对自身有不利影响的信息,可以通过其掌控的互联网媒介短时释放、扩散海量信息,形成短时信息轰炸态势,将不利信息湮没于信息汪洋之中。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囿于自身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往往面对“过量的信息应接不暇而变得麻木不仁,在信息的丛林里丧失了主见,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海量信息的俘虏。”(31)二是信息过滤(information filtering)。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信息的选择性呈现以及不同类型信息会产生差异性影响。据此,与信息超载策略相对应的策略——信息过滤在现实中被有目的地使用,例如,与其他类型信息或没有观点信息相比,接触政治信息会强化个人对更高层次网络政治参与的预期。一些政治势力可以运用信息过滤技术,让有利于自身的信息流过,而将不利于自身的信息滤下,从而影响目标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三是信息伪造(information forging)。互联网所具有的匿名与开放特性以及权威监督的缺失,使得在网络空间发布扭曲、虚假的信息变得更为容易。失真的信息势必会影响公民的主观判断,也使得其政治参与活动最终也容易被误导和操控。

   总之,网络社会的发展,并不能够止灭社会欲望和利益冲突。网络政治活动中的信息操纵的冲动和可能性始终存在,在未有有效的规制下,信息之御将普遍发生。诚如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互联网流行之初所预言:“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利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32)

   3.表达之御

   在网络空间,身份、信息都与表达关系紧密:他人是靠对“我”所表达语言的想象来确立我的身份;信息是表达的基础和内容,而表达则是信息传输的表现。政治学偏好从表达的角度讨论信息传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其映像的政治诉求以及其呈现的话语权分布与影响状况。第一个问题是,公民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能否真实、准确而有效地表达其政治诉求。对此,学者们普遍承认网络空间确实有利于改进人们政治诉求的表达,但是这种改进并不彻底,仍然受制于诸多阻碍:首先,表达的幂次法则(power law relationship)。许多研究者发现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普遍存在“少数表达、多数沉默”的幂次法则。对于这种现象,不少实证研究已经给出相当有力的佐证。例如柯麦尔(A.Chmiel)等人在2011年一项语料量化分析表明,互联网中特定的少数用户间持续的互相讨论是组成讨论组生命周期的关键因素,而非大量的用户的单独表达。(33)其次,替身性表达(express of surrogate self)。替身性是互御的重要特点,在网络空间中,替身性表达有媒介诱导性表达、政治意见领袖代表性表达以及群体压力型表达等多种表现。通过媒介平台的有意识性诱导来影响甚至代替公众表达,这在网络政治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最近的美国总统竞选,亲民主党的谷歌(Google)就被爆出其在后台利用操纵某条新闻的搜索排名,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认识和选择的丑闻;而另一大社交媒介脸书(Facebook)则同样被曝光出因政治企图而变化“热点话题”列表的情况。这样,通过媒介操纵,民众的关注和倾向被替代性表达了。政治意见领袖是活跃于网络空间的表达精英,具有一定的鼓动性和动员能力,因而在一些政治议题上,政治意见领袖可以通过政治动员或者直接充当民意代表等方式,代替民众真实的政治表达。另一种替身性表达通常出现在虚拟社群之中,出于被群体排斥的担忧,一些网民可能会放弃自身独立自主的表达权利,而选择从众于群体意见表达。第二个问题是话语权分布与影响,这也是表达之御的根源所在。实际上,在网络空间话语权从来都不是均匀而平等分布,不同主体的话语影响力也因此大小各异。一方面,就客观因素而言,网络空间是虚拟现实的世界,人在现实世界的资源差距(如受教育程度等)并没有被完全屏蔽于互联网之外,相反,人的资源差异性投射到网络空间,从而导致数字鸿沟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世界。然而,网络社会也是一个利益场,现实社会既有的强权力量势必会介入,一些新生的强权势力也可能不断涌现。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尤其注意到网络受商业化和私有化的侵蚀比较严重,认为互联网本身正落入巨型媒介公司的掌握之中,个人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34)

   4.价值之御

   在身份之御、信息之御、表达之御的背后,凸显的是公民在网络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之御。对于这种价值困境的思考,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个人究竟为什么参与网络政治生活”的追问。从价值之御上考虑个人参与网络政治生活的问题,大抵可以发现两种典型症状:(1)公民唯私主义综合征。哈贝马斯很早就意识到,个人权利的提升并不必然提升其公共品行,“因为自由权利和分享权利同样可以造成公民角色的唯私主义的(privatistisch)退缩”。(35)就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而言,互联网虽然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便捷,但是,不少参与者接入网络政治生活主要还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缺乏高尚的公共关怀。公民唯私主义实际上根源于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穷竭心计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显然也背离了政治是为实现人至善生活的初衷,也即个人陷入唯私主义的价值统御而难以自拔。(2)公民政治冷漠症。发展网络公民政治参与,既要有横向扩展(scaling out)(扩大参与体量),也要有纵向提升(scaling up)(提升参与效果)。而这就需要一方面,发展公民处理复杂议题的能力和责任。然而,受公民自身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公民参与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政治系统要更加开放而高效,但这也意味着互联网在降低民众参与成本、扩大参与体量的同时,却可能因此提高官僚内部的业务负担(包括人力、财力、硬件、软件等)而不能有效满足公众激增的需求。(36)可见,在现实中,网络扩大的公民政治参与的体量,但在更深层次的提升上却进展有限,而这势必会影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效能感。长此以往,极易产生一种所谓的“参与的金属疲劳”(interactive metal fatigue),(37)最终的结果势必“凸显当代民主生活中的互卸面向:持续地要求参与的当代公共性,造成公民愈来愈多不满与疏离(detachment)。”(38)

  

   四、发展人的主体性,促进网络民主政治建设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5063.html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 2018年0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