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扬: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金融发展

更新时间:2019-01-31 21:33:11
作者: 李扬 (进入专栏)  
最繁荣之时,总数曾高达4万多家。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迅速成长。信托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企业集团为依托的财务公司从1987年开始出现,并很快就达到数十家的规模。投资基金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破土而出。1991年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兴起,证券公司在全国迅速发展,最多时曾多达近200家。

  

   以上述发展为基础,从1994年开始,根据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以及银行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货币当局又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长期被包含在国有商业银行之中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被分离出来,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国有银行也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向开始了又一轮“商业化”改革。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长期被人们讳言的金融市场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登堂入室。198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地区,就出现了一些“地下”的以调节资金余缺为目的的资金拆借活动。1986年1月,拆借市场正式被纳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2年,人民银行倡导推行“三票一卡”(即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可谓中国票据市场的发端。1982年,中国恢复国债发行,资本市场发展开始发动。1991年,在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债市场基础上,国债回购业务开始试点。更应当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前全国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底和1991年初开业,标志着股票市场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言之,1978-1994年短短的15年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天下,爆炸式地分蘖成为包括中央银行、(全国性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和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等等也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场所。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爆炸式发展,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统计显示,从1994年始,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便双双走上稳步提升的道路。

  

   1978年之前,如同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论断所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约束。在开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1993年,16个年份中,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分别各有8个年份。

  

   1994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这种状况表现在国内,就是银行存款的长期高速增长;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是经常项目的长期、持续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并超过了当年的投资率(41.25%)。自那以后,我国储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的高点,2017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49%左右。与之对应,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也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达到44%,2017年稳定在46%左右。平均而言,近40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8%和36%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之高、持续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撑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为我国近40年GDP年均增长9.5%左右的奇迹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金融发展与“人口红利”


   讨论金融在媒介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还应将分析深入到金融发展同诸种实体经济因素,即劳动、土地、人口、科技和企业家等变化的层面上。其中,人口总量和结构同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就是各种理论一直语焉不详,但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在短期内,投资和储蓄主要是资本利润率和利率的函数;而在长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的高低则主要决定于人口结构。我以为,这就是人口与金融发展之关系的基本线索。

  

   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导致“人口红利”出现。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在人口发生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并内洽地相互支撑现象,就是“人口红利”。

  

   研究显示,人口红利是一种普遍发挥作用的经济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发生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深浅之别。

  

   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国也产生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的“人口红利”现象。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率一直维持在98%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的总人口参与率只有42%,到2004年,总人口参与率已经达到近58%,2010年更高达74.2%。自那以后,中国人口参与率开始下降。尽管如此,我国的人口参与率目前仍显著高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人口红利成为各界热议的主题之一。多数人说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最为显著也最持久。但如今,大约从2009年开始,人口红利将逝,我们急切需要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规划新的支撑。

  

   这一思路正常而且合理。然而,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如果把将逝的人口红利仅仅视为人口问题,因而对未来的规划主要围绕人口而展开,那可能是一个误区。仅仅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如今人人扼腕的作为人口红利产生之必要条件的总人口增长和人口参与率上升,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却是人人必欲除之的负担。同样一个人口,它可以是谈之色变的负担,也可以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红利。个中分野,显然需要联系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变化方能说得清楚。我以为,通过改革,创造出将人口从负担转化为红利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沃土,这主要归功于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从各国的经验看,人口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是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就业,尤其是在经济增加值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在这里,将人口引导到非农产业就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所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将导致就业人口的收入显著上升并带动总人口的收入上升,进而引发一个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于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从而亦会产生提高农业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效果。于是,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将带来储蓄增加的效应,而储蓄的增加又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一个非农产业就业增加、收入上升、储蓄上升、投资上升和非农产业就业进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环。

  

   非农产业就业率的上升,首先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推出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公元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只在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在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服从马尔萨斯定律。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继而人均收入增加,为下一轮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会减少,生存挑战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如此循环不已。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得人类可以进行“迂回生产”。因为有了“迂回生产”,大量的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财富才可能不断积累。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生产率不断提高。

  

   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充满挑战,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论题。按国际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接近后期,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与西方的宪政存在重大区别。在推进工业化的早期,我们的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类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广“承包制”等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进展,等等。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多元的产权结构、集体组织的转型等等,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中国工业化的模式及其效果在改革开放前后显然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重工业化冲动抑制了中国的正常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工业化进程开始遵循经济的客观规律而顺利展开。

  

   就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效果而言,一个有意义的指标就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若以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为线索,我国1978年后的工业化进程显著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90年的轻工业发展阶段;1991-2000年的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发展阶段;2001-2012年的重工业阶段;2012年以后服务业高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不仅我国非农就业占比在不断提高,就是在非农就业内部,其优化过程已经展开。

  

   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称为“国有企业”)曾在我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刀也就是指向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革国企?因为国企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管理混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884.html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1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