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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华国锋与农村改革

更新时间:2019-01-28 23:27:44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张浩来信”事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意见冲突,具体说是中央农业领导部门与万里主政的安徽之间的公开交锋。这个事件的总根源在华国锋,策划者是王任重,具体执行是国家农委。

  

   现在看来,最能展示华国锋农业发展主张,特别是包产到户等重大问题态度的,是在国家农委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第一次是1979年3月20日,在七个省农委负责人、三个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上,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后讲话。这个讲话持续两个小时,涉及农村问题诸多重要方面,是了解华国锋思想的重要资料。第二次是1980年1月31日,在各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华国锋也有一个讲话,基本内容与上次讲话一致,但会议进程却颇为曲折。

  

农委会议上第一次讲话


   1979年3月,在国家农委召集的“七省三县”座谈会讲话中,华国锋开始就强调了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农业要搞上去,主要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

  

   但是,这两个文件其实有内在冲突。文件之一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生产队自主权。针对当时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的普遍情况,文件鼓励社队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文件同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文件之二是新的《人民公社条例》,这个条例意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体制,在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规定上,比1961年条例还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其实可以作方向相反的理解和解释。

  

   华国锋的这个讲话,比较集中地回应了农村工作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六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华国锋不同意包产到组,更不同意包产到户,但表达方式比较温和。他认为,分队、分组过小是不利的,分包到户更加不利。例外情况是,100来户的大生产队可以分组作业,山区居住很分散的几户人家可以到包户。但是,华国锋强调这都是特殊情况。华国锋不赞成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认为生产过程的“某一段工作究竟影响多少产量难说”。他强调,生产队工分分值有高有低,这本身已经联系产量;生产队可以奖励,但是不可以奖励实物。华国锋批评宣传工作“提倡联系产量的办法太多了”,指示会议“文件只划点大杠子,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可以看出,华国锋是在人民公社框架之内讨论责任制问题,把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本身的经营管理问题,着眼于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在他看来,不仅包产到户不可以,包产到组也不可以,甚至生产队联系产量奖励社员也不可以。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这次会议前要求人民日报公开批评包产到组。

  

   第二,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华国锋强调,虽然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是有的,阶级斗争还要搞,但是阶级斗争方式不要疾风暴雨,不能扩大化。

  

   第三,关于贫下中农协会,华国锋强调,各地贫下中农协会不要一下子取消,未建的也不要再建。不能认为地主富农摘帽了,贫下中农协会就可以不要了。根据王任重对华国锋这个说法的解释,地主富农摘帽的问题,还要经过贫下中农审定,摘帽以后,贫下中农协会还要对原来的地主富农进行管理。所以,类似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还是需要的,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需要。

  

   第四,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华国锋强调,农业学大寨还要继续,特别是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长期宣传,周总理概括的“三条基本经验”还是好的。1964年,周恩来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般来说,华国锋这个话也没有错,但是,在大寨已经成为农村极左政策和体制的集中表现、严重伤害农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农村发展紧箍咒的情况下,华国锋不反思“大寨经验”的深刻弊端,而继续强调大寨经验,强调学大寨“有真学假学的问题、有假学半假学”的问题,执着于通过学大寨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显然没有认识到农村政策和体制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关于社队企业问题,华国锋指出,那些与工业争原料的产业,不要搞社队企业,如卷烟、纱纺等行业。这里的社队企业,就是后来发展成农村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是否支持社队企业发展,是改革初期政策争论的重要焦点。华国锋不论是在湖南工作,还是在国务院管农业期间,对于社队企业发展的态度都是比较积极的。在这次会上,华国锋提出一些与国有工业争夺原材料的行业不发展社队企业,是从经济全局考虑,并不能说明其保守僵化。相反,他的系列主张对于当时的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起了有力的积极作用。关于乡镇企业与国有工业争夺原材料而要加以限制的争论,在差不多十年之后的九十年代初期,依然在激烈进行。

  

   第六,关于商品粮基地问题,华国锋强调,国家农委要抓好商品粮基地建设。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很多地方不能解决温饱,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当时中央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关键性举措,就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选择一些县作为商品粮基地,国家给予财政上的特别支持。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华国锋的农村工作思路,有农业生产问题,有乡村工业发展问题,乡村政治控制问题,有经营体制问题等,基本上是遵循既有体制寻求经济发展。面对安徽等地的大胆突破,华国锋试图阻止。华国锋虽然主张农业生产要有责任制,但是不同意实行“联系产量”即“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更不同意“包产到户”。华国锋表达否定意见的方式,语言温和,措辞比较委婉,有时候像是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沟通,并不令人反感,但原则立场是明确的。华国锋这种立场,持续到他在高层决策中被彻底边缘化。

  

   关于深山区孤门独户是否包产到户的问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的。1979年3月20日,即在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向他汇报时,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是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不能包产到户”。这个意思后来体现在这次会议纪要即中央31号文件中。据此,人们通常说这是为包产到户开了政策口子。

  

   偏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能否算开政策口子,一直有不同看法。在后来的改革回忆中,有观点认为这是放宽政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也有观点认为这并没有独立的政策意义。当时的政策主流意见持后一种立场。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工作会议上,副总理王任重明确表示:独门独户包产到户,从来都是允许的,是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不是新政策。

  

农委会议上第二次讲话


   1980年初,华国锋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的讲话,是目前为止有案可查的,华国锋主政期间关于农村问题最后一次重要讲话。

  

   1月10日至2月2日,在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的直接领导下,国家农委召开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来抑制、克服已初露锋芒的包产到户。这仍然是一个规格不高的会议,与会人员主要是各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华国锋带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领导人,于1月31日出席会议,听取汇报并讲话。这天的会议,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会议中间有简单晚餐。

  

   在这次会上,面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华国锋先让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发言表态。李先念等领导人都表达了对于包产到户的否定意见。然后,华国锋自己讲话,基本精神与上年讲话一致,不赞成包产到户。最后,他让邓小平讲话,邓小平以包产到户问题事先没有通气、属于突然袭击为理由,不肯直接表态,并且委婉地批评会议没有准备好。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顾左右而言他,谈了2000年实现小康、人均1000美元的战略目标。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中央没有发出文件。据农委内部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和华国锋原来的想法,准备再发一个中央文件,以重申农村基本政策。但因为邓小平不表态,高层意见分歧显现,会后王任重主持国家农委向全国印发了会议纪要,其基本精神等同于上年的中央31号文件,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但在安徽,万里认为这次会议精神与安徽省委会议精神不一致,拒绝在省内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人民公社管理会议结束半个月之后,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没有专门讨论农业议题,但是对高层决策结构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或者说是高层决策机构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万里成为书记处书记并分管农村工作。这次会议建立了新的高层权力架构。虽然4月下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免去王任重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职务,任命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农委主任。但是,3月上旬万里即正式开始领导农村工作,3月28日来到国家农委,与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听取汇报。

  

   从国家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王任重主持国家农委时,经常在会议上说到“华主席”指示精神,万里到来之后不再提华国锋。显然,从1980年2月五中全会建立中央书记处之后,华国锋的政治权威明显下降。

  

   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进一步说明华国锋政策话语权的衰落。1979年下半年,王任重根据华国锋的指示精神,部署农委筹备建立农民协会。1980年1月,王任重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建议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并附有国家农委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并没有将王任重的信呈送华国锋批示,而是呈送邓小平批示。3月22日,邓小平批示否定了农委建议。3月26日,万里办公室向农委传达了邓小平的批示内容。此事显示,最迟在1980年3月,农口的重大决策权已经不在华国锋手里。

  

   从农委会议资料来看,1980年2月之后,再也没有来自华国锋的工作指示。由此也许可以说,华国锋在正式被免职之前半年,即内部提出辞职并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而在提出辞职前半年多,即淡出了最高层决策核心。或者说,华国锋是正式免职前一年多,即退出了最高层决策过程。

  

   (2018年9月)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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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农村改革记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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