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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更新时间:2019-01-08 11:01:01
作者: 周月峰  
用到“文化运动”一词时,尚“自疑杜撰”,可见那时还几乎无人使用,但“今才六个月功夫,竟成腐语滥套”。他从这一过程中,看到了“社会的猛晋”。(45)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的数月间,思想界“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该词迅速传播开来,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最时髦的名词”。(46)并且,有人注意到该词本是代“新思想”而兴(47),这一取代绝非偶然,用“新思想”来涵盖之前“咬文嚼句的书生运动”(48)或许尚可,但五四后的思想界有了极大转变,走向实际运动(49),要求改造社会、革新政治,故内涵外延更为广泛、模糊,似可兼顾思想与社会又带有实行意味的“新文化运动”一词才被广泛使用。

  

   然而,与“辛亥革命”或“五卅运动”这类偏重历史事件描述的名词不同,“新文化运动”在其流行之初,除描述现象之外,更多是一种革新主张,而主张常常是多元且变动的。故对于何为“新文化运动”,当初较早使用或阐述该词的人,不论是思想界领袖还是普通人,并未给出一致的界定。他们心目中的主张本就各不相同,“新文化运动”内涵亦因着意点而有所差异。但随着该词迅速勃兴,这一概念便掠夺式地涵盖了从思想文艺到社会政治之间的广阔地带。

  

   三、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

  

   胡适后来说,“新文化运动”本是“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50)周作人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51)多数五四新文化人在对于“新文化运动”应当包括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一点并无异议,然而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是否是其全部?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会发现在时人的言说中,这一概念远非如此简单明确。文化本来便是个“涵有极复杂意义”的名词,虽然“被人嚼得烂熟”,但究竟什么叫作文化,却“人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观”。(52)实际上,即使是胡适等人在倡导文学革命之时,他们主张的“革命”实具有开放性,并不仅限于文学和思想的范围。(53)

  

   其实早有人批评胡适等试图将“新文化运动”限制于文学和思想的做法,认为“这两点还不足以尽‘文化运动’底内容,甚至还没有把握着‘文化运动’底意义”(54),正如郭沫若后来所指出,把这一运动限定于“文艺”,“是把五四的意义缩小了”,因为它还有“文化革命或社会革命”的精神。(55)“新文化运动”在文艺之外尚有趋向“实行”的一面,而其“实行”的目标并不限于“文艺”,也包括各项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傅斯年当时就指出,五四运动过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56)产生并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便蕴含了实行“社会改造”的显著特色。这也是部分“新文化运动”者所着意推动的。戴季陶即明言,“新文化运动”“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并且“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57)戴氏所看重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改造,这也是不少时人心中“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内容。易君左观察到,“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凡所谓妇女解放,劳动神圣等,又靡不以此为归宿”。(58)

  

   相比于直接的社会改造,张东荪、蒋梦麟注重面向下层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五四学生运动后,张东荪强调“文化运动”是“培植新思想”的良方,实是“广义的教育”,是“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59)蒋梦麟同样把它视为“提高社会程度的方法”,是“对于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给他们一种教育”。(60)梁漱溟则认为“因为中国国民受东方化的病太深,简直不会营现代的生活”,所以“你要教他会营现代的生活,非切实有一番文化运动辟造文化不可”。(61)他们的主张虽兼具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且背后仍隐藏了社会改造的目的,但毕竟在“文化运动”阶段仍偏于宣传、教育。

  

   李大钊心目中的“文化运动”则明确兼具“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两方面,前者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后者则包括创造劳工组织、改造经济制度,两种运动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共同构成“文化运动”。(62)如果说“精神改造”尚限于宣传,仍处“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那么“物质改造”中“创造劳工组织、改造经济制度”已是名副其实的实行。这也正如后来张君劢所说,“新文化者,不仅新知识已焉”,不仅创造、传播新知识,还“应将此新知识实现于生活中”,方“成为新文化”。换言之,除学术上“当有一种大改革”之外,“社会上、政治上之制度”也要有一种大改革,即要在“种种方面,造成一新时代”。张君劢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无疑也是一种包括学术、社会、政治的全方位大改造。(63)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使用“新文化运动”时本较随意或直接借用他人的说法,常常受上述诸多主张的共同影响而又不局限于上述主张。江苏省教育会主办“演说竞进会”时,即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64)其含义已经涵盖学术、思想、社会等更广阔的范围。当时参加演说会的学生认为“新文化运动”需要包括“研究”和“传播”两部分,而“传播”的方式除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同时将研究的结果“实行出来”。(65)这一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同样包含研究、教育、实行的多层次。瞿秋白看到,当时的“思想革命”经过五四之后有了充分发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恋爱自由’、‘劳工神圣’的口号”,都开始普遍于社会。(66)常乃惪也注意到,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既有“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种种风潮”,又有各种白话小刊物“风起云涌”,“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家族运动种种潮流日盛一日”。(67)

  

   瞿、常两人均将这种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风潮、刊物、运动统称为“新文化运动”。或许正如林同济所说,这运动本是“丰富、复杂,以至矛盾的”。(68)既有人观察到新文化运动“渐渐儿变成纸上的文章运动”(69),也有人觉得运动“太偏于社会方面”,而“把政治忽略了”(70),又有人认为五四使“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运动“变了质”,“走上政治一条路”。(71)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看到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面相。论者基于自身的主张观察和评判当时的运动,主张“文艺”“思想”的批评其太“社会”“政治”,强调实行社会改造的则批评其太“纸上”。

  

   并且,即使同一人,也往往在广义、狭义不同的层次上使用该词。例如胡适有时说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干扰”下“夭折”了,有时却又认为这一运动也包含了五四后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72)梁漱溟指出,新文化运动“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73)至少在梁心中,文学、哲学、社会、政治、经济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不过前后侧重不同,接近于胡适所说广义的文艺复兴。身份较为超脱的日本观察者箭内亘当时看到,中国的“文化运动”既包含妇女解放、家庭革命、反对孔教,也包括主张白话诗文的文学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过激思想的输入,比政治界更为“混沌”。(74)

  

   正如前文所述,含义的“混沌”使得“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在不同言说中常常不同。因早期使用“新文化运动”者多强调其实行一面,所以多将运动的起点定为“直接行动”的五四运动之后。但随着含义的扩展,其起点也开始提前到欧战结束时、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时,甚至《新青年》创刊时。其侧重点也从社会改造变为新旧思想的讨论和文学革命。这一过程中,《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更为凸显。(75)并且,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傅斯年、张东荪、蒋梦麟、李大钊等人都未强调它反传统的一面,稍后就有人提到“反对孔教”是其内容之一,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含义演变,反传统成为其最核心的内涵。

  

   自1919年下半年“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之后,使用者的诠释从未间断,该词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不断变换与扩展之中。(76)在不同的人、不同时期、不同方案中,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外延本不相同,且多“混沌”:文学改良、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甚至政治运动等等,均可归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运动混流并进”(77),同时又言人人殊。这也致使当时任何革新主张似乎都可以冠以“新文化运动”之名。同时,指导运动的思想又是“纷歧”的。

  

   新文化运动者多以创造新文化为目的,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本在中国起作用的传统之道与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都不再被认可,这更加剧了传统秩序全面崩溃后的“真空状态”,真正“各道其道”的时期来临。在欧战以前,“新”“旧”的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但欧战之后不少人认为西洋“现代文明”不适于新时势,“新”“旧”一变而为“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78)所以在五四时期,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固然自认为从事新文化运动,主张“创造未来文明”的也同样自认在从事这一事业,甚至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章锡琛便指出当时“所谓新文化”,不能不以“时代精神(Zeitigeist)”为背景,即“新文化”是对“十九世纪文明之反抗”,“补其偏而救其弊”,认为“新文化”不仅与“西洋文明”不同,且立于相反对的地位。(79)但不像“西洋文明”有相对现成的实体(也有虚悬成分),他们对于何为“未来文明”并无共识,仍有待于探求,以后的世界“将变到怎么样”“实在预想不到”(80),这更造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混沌时期”。(81)然而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认是在创造“未来文明”,自称从事“新文化运动”,只不过对新文化的设想与运动的方案却各自不同。

  

   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有时人认为“新文化”与“西洋文明”相反对的同时,也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相反对,所以有人开始判断“新文化”会朝着中国文化的方向发展,至少两者相融合。因此,当时主张东方文化的人,也常自认为在“创造未来文明”,从事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即主张“尊重爱护本国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化合”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梁漱溟则认为“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世界未来之文化”将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后来他更直接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但是“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83)陈独秀也注意到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一种声音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84)所以,在当时,无论主张以何种方式改造中国——面向西洋、未来或中国传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满意现状,主张改造中国,创造新文化,故一般都自认为从事新文化运动。

  

后来黄日葵曾这样描绘,五四时期既有“外来思想的输入”,又有“故有思想的伸张”,“恰似烧烟火一般,火线交叉错综地乱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陆离之慨”,各种问题、主义、派别“应有尽有,至为纷歧”。(85)这多元互歧、众声喧哗的纷繁状态,恰恰是新文化运动较真实的图景。有人注意到,五四之后“谈改造的事业”热闹极了,“平日所谓新文化运动潮流中的期刊杂志,大日报,小日报,甚至丛书专著,论其数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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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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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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