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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潜 王子谦 张国清:人民力量的回归

——第三波民粹主义再评价

更新时间:2019-01-03 23:20:13
作者: 沈潜   王子谦   张国清  

   第三,第三波民粹主义并不局限于社会底层,在不同权力层级都有体现,影响到了全部权力层级。在欧洲,“对欧盟的怀疑”使民粹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上升到国家和超国家权力层面。“中心政治议题”不仅在国家内部形成,在民众内部进一步细分,而且在国家权力层面高度凝聚,表现为(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超国家权力的质疑。因此,除了意识形态的左右划分,如图1所示,民粹主义也按照其所处权力层级的不同分为三个层次:下层表现为人民之间的对立(比如反伊斯兰教),中层表现为一国之内底层人民对上层精英的反抗(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分配财富),上层表现为国家和超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离(比如疑欧主义要求脱欧)。在第三波浪潮中,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政治化同时出现,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勃兴,最终形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社会群体和国家、国家和超国家权力等三个层次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民粹主义。但总体而言,它的基础仍然在社会底层,是一国之内底层人民对上层精英的反抗。

图1 民粹主义的三个层次

   第四,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不会在短期内走向衰落。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比以往民粹主义浪潮更有影响力,民粹主义者取得了巨大胜利,甚至成功问鼎国家最高权力,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出现和主流政治、政党融合的趋势。这一点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an Viktor)执政六年仍维持较高支持率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大选中的卓越表现等现实政治中得到了印证。虽然奥地利、荷兰、法国的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民粹主义的冲击令人印象深刻,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民粹主义阴影也远未消散。就算在没有出现强势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其主流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开始采用一些民粹主义的说辞,“我们”或“人民”等词语的使用频率在上升。即使没有出现普遍融合,主流政治体系至少也存在受到民粹主义“传染”[29]的可能。现实是,在欧洲国家中甚少有单一政党可以赢得1/3以上大选的投票[3],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妥协以争取执政地位,主流政党与民粹主义政党之间存在融合的趋势。如今已出现一个“民粹主义的转向,它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显著地影响政策和公众意见”[20]28。

   第五,民粹主义与极端思潮关系密切,但不存在滑向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风险。民粹主义不是孤立的政治思潮,对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关联的警告从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研究麦卡锡时代就已开始。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等在解释极端右翼政党在当代西方选举政治中爆发的原因时也强调了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30]。班达(Julien Benda)认为,“政治激情今天都已到达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程度”,“这个世纪实质上是政治仇恨合理组织化的世纪”[31]72-73。他的判断或许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伴随世界治经济格局在近年来的深刻变化,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疑欧主义、孤立主义等极端思想在各国时有发生,它们与民粹主义一起,带来普遍怨恨情绪并最终导致不断涌现的、令人惊讶的黑天鹅事件。历史远没有终结,“我们”和“他者”的对立,不同文明的冲突将不会停歇。民粹主义只是21世纪极端思潮的冰山一角,各种兴起的极端主义相互作用,赋予彼此更持久的生命力。我们应密切关注包含民粹主义在内的所有极端政治思潮,对冲突和战争怀有警惕之心。但同时,自由、民主、平等仍然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民粹主义能成气候,也必须在这个主流之中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只是在这个主流中偶尔泛起的小股浊流或泡沫,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主流。2017年8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爆发以新纳粹和三K党等为主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期间发生汽车冲撞抗议者、直升机坠落的混乱。美国社会极力谴责,将此次极右翼势力制造的混乱定性为国内恐怖主义。就连一贯贴上右翼标签,依靠美国白人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这件事上遵守政治正确,极力谴责“这是一场恶名昭彰的愤怒、偏执和暴力行为”[32]。因此,主流社会仍然对自由与正义有正确把握。断定民粹主义将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联合起来,并对民粹主义走向怀有忧虑,是没有道理的。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33]。

   第六,我们需区别作为政治逻辑和作为实践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民力量的回归。在考察第三波民粹主义之后,我们有必要对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进行性质判别。不少研究者不习惯批评民主,但对崇尚人民价值、主权在民等民主核心观念的民粹主义存在强烈偏见,认为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相背离,具有“非理性”和“反体制性”特点,是“挥之不去的梦魇”[34]。他们断定民粹主义存在三个危险:(1)“在根本上对……既有政治体制构成威胁,从而滑向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2)“民粹主义本身不具有建设性,它通常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单一化、简单化,甚至极端化,而这种解决方式往往具有狭隘的平民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排外主义的特点,反而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3)“在国家决策中容易走向盲目极端化”[35]。这些评价等于从根本上否定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

   与之不同,笔者认为,民粹主义仍然可以在民主政治概念下得到解读。从本质上而言,民粹主义是人民力量的回归。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是民粹主义研究的经典话题,二者紧密相关,如影随形[36]。有学者将民粹主义称为“后民主”[37]的力量、非自由的民主[38]或激进民主[7],以表达民粹主义和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以往研究中,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被比喻成镜子和对象的关系[39],民粹主义被视为“幽灵”[40]或“必要的恶”[41],它既可以是民主的同行者,也可以是民主的破坏者[40]。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悖论实际上源自民主本身存在的悖论[42]2。一个更好的研究视角是进行反向研究,首先将民主进行定义,然后思考民粹主义对一个被限定概念——民主的作用。玛格丽特·加卡诺芬(Margaret Canovan)[36]、科恩·阿伯兹(Koen Abts)和斯蒂凡·卢门斯(Stefan Rummens)[43]等采用这一研究方法,认为民主具有两面性或存在悖论:一面是务实的和救赎性的,另一面是自由/宪政的和民主的。前者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注重法律和保护个人权利,后者则崇尚人民主权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二者相辅相成,不断进行博弈和协商[42]2。民粹主义存在于二者张力之中,是对民主两个基石中民主的/救赎的部分的补充。当救赎性力量太弱时,民粹主义就会兴起,对实用性部分进行警示和修正。民粹主义是“对代议制民主缺乏参与的批判”,是“增加代议制民主的参与性的制度机制”[5]140,是“代议制政治的宽容性的考验标准”[5]154。如果民粹主义存在对代议制民主矫枉过正的危险,民粹主义政党在现实运作中也会因为选举制度的存在而“自我毁灭”或“主动消失”。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所言:“民粹主义理论不是一个经验的体系。关于现实世界,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从中我们无法预期任何行为。”[44]43因此,民粹主义政党提出的简单、不切实际和短视的口号、方案一旦在其上台执政时就会显得尴尬和捉襟见肘。当民众发现民粹主义政党除了带来仇恨和分裂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时,他们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将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政治家赶下台。这“也许是民主最好的一面:它允许国家从民粹主义及其政党的错误中恢复过来”[33]43。因此,民粹主义是民主的补充。人们对民粹主义的误解源于将其作为一种具体政治运动。正如没有人会批判“民主”作为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逻辑,但是会质疑民主在现实中的运用(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直接民主),民粹主义强调主权在民、人民至上的政治逻辑本身无可指摘。

   综上所述,重视人民及其利益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无视人民利益,背离人民意愿,将背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只要存在代议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赤字、精英傲慢与知识阶层冷漠,就会出现以民粹主义为标志的人民力量的回归。民粹主义将主流政党忽视的议题提到政治台面上讨论,表现了人民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疑虑,让政治家听到了人民的“痛苦呼喊”。建制派精英越远离民众,这种呼声就越有力。尽管存在天然的道德缺陷,但民粹主义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敲打将不会停歇。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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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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