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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更新时间:2019-01-02 11:32:17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内心里和情感上,却相当地矛盾。1933年3月14日,胡适听到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说“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伏”后,在日记里评论:“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胡适虽说“我细细想来,恐怕他是对的,我是错的”,但还是不同意“屈伏”。当天日记所录罗文干给胡适的信中将国际外交喻为入赌场赌博,他所说的“老兄好好的读书人,输了一副牌,面色便发青,做出寒尘的样子”亦是胡适矛盾心理的写照。[ 胡适1933年3月14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96-197页。] 由此可知,胡适主张的“和”与“屈伏”无关,并且也与纯粹的外交手段有别,他仍有着强烈的自尊,远不能承受国际外交之轻。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军力不足和军队缺乏战斗力也是客观现实。1933年2月“热河事件”后,3月5日,胡适在“心绪极恶”之下开始撰写《全国震惊以后》。此文激烈地批评中国军队的落后、腐败和政府的失职。他说:“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绝好的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胡适随后指出了热河大溃败的几大原因,即“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堕落”、“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以及“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 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在东北沦陷的初期,胡适与汪精卫都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他们都看重日本“文治力量”的兴起对极端派军人的制约,但这个“文治力量”却一再被压制。不过,同样是主张“直接交涉”,胡适一直强调要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之下进行,这个“公开外交”的呼吁却不是汪精卫所情愿实行的。胡适起初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更多地是针对东北军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不抵抗政策,以及随后的“不撤兵,不谈判”的回避政策。这是他与汪的另一分歧所在。

   1931年10月,宁粤双方虽在沪召开的团结会议上改“不撤兵,不谈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整体情况仍无明显改观,且难以见到积极外交的出现。最初国民党政府只派遣施肇基一人赴国际联盟,以后虽增加了几位,但1932年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后,不仅自兼外长,且谋求直接与日本交涉,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操作。胡适在1932年5月8日撰写的《上海战事的结束》一文中,不仅批评抵抗无准备,外交无具体方针,还一并提到依靠国联也需要相应的条件,特别是自身的努力,他指出:“九一八以来,政府除了迷信国联与《九国公约》之外,几乎束手无策。民众的激昂,本是意中的事:政府应该利用激昂的民气和国际的舆论,来争外交上的胜利。但政府一味敷衍民众,高唱‘抵抗到底’而实无抵抗的准备,高唱‘兼用外交’而实无外交的方针。天不能助那不自助的人,何况那无制裁实力的国联?”[ 胡适:《上海战事的结束》,《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

   一年后,即1933年11月20日,胡适在所写的《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明显是针对汪精卫外交上的不作为的。故文中有“政府若在不承认伪国的基本条件之下做到一些局部问题的解决,也许是可以得着国民与世界的谅解的”一类痛心疾首的让步语。他提出了全盘外交的政策,即同时照顾到日本、苏俄、美国和国联(代表西欧和英帝国)。其目的“就是使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大问题”。[ 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6日。 ]为了使汪精卫以及具体分管外交事务的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明白自己的意图,不仅寄送刊载《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的第78号《独立评论》,又煞费苦心地分别致信汪、唐二位,阐述外交方针提出的理由。但汪精卫此时在外交上极度悲观,故在回信中并不以胡适的“信心”为然。

   胡适得不到他寄托极大希望的汪精卫的理解,等于是被国民党行政当局排斥在外了。当然,以胡适的修养和一向温和的性格,即便失望亦会表现得十分优雅,故在致汪精卫的信中,他亦百般逶迤。但从以前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为其另行推荐外长“替人”,到最后直截了当地说汪“以政府领袖首当外交之冲,甚非所宜”[ 胡适致汪精卫信(稿),1933年1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27页。]均可看出,胡适确是直言进谏,并不遮掩的。而就在这年底所写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种失望,胡适说:“我曾写四次长信,劝汪精卫先生与唐有壬先生退出外交部。但这种不入耳之言,至今不曾有丝毫功效。”[ 胡适:《一九三四年的回忆》,《胡适全集》第32卷,第409页。]

   自从1933年8月16日,汪精卫任命外交部长罗文干出使新疆,自兼外交部长,由唐有壬担任常务次长,至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辞职,“中日亲善”一度甚嚣尘上,占据了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主流,汪、蒋均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和“中日亲善”表现出了希望。只是蒋介石一度避免与日使接触,后干脆以“剿共”为名,避居四川。

   而反观胡适,1933年12月后决心“委婉地硬起来”[ 胡适的原话是:“今日所需不在能继续软下去,而在委婉的硬起来。”参见胡适致汪精卫(稿),1933年12月2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27页。]的他已经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不感兴趣。这也与其弟子傅斯年对国民党中“亲日派”的极度不满不无关系,后者写有《中日亲善》一文,而胡适则向蒋介石等人推荐此文。此时南京知识界的友人,如蔡元培、罗家伦、王世杰等集体向汪精卫发难,对胡适的转变亦有影响。在致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的信中,他也对南京方面一群清流对“亲日派”的抵抗颇感欣慰。[ 胡适1935年6月20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485页。]实际上,对日直接交涉的也包括蒋介石,他曾派陈仪与日方密谈。胡适日记中也有会见陈仪的记录,但显然胡适对此并不寄托希望。[ 胡适1935年12月11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518页。]个中原因,除了因时势变化而对日本失望以外,也是因为他已经彻底厌倦了“秘密外交”。就在半个月后,他撰写出了《公开外交》,[ 胡适1935年12月28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533页。]与《独立评论》社同人一起呼吁外交公开。“秘密外交”不仅是不符合现代外交的原则,从实效看,“秘密外交”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故往往有利于强势的侵略一方。当然,胡适对“秘密外交”的反对亦存反日的意思。

   胡适对“秘密外交”的反感,是因为有关华北的危机,包括日方的威逼,中方的让步,都只有通过外电或外国媒体才得以知晓,而中国自己的媒体只能“不着一字”(此为《大公报》社论的标题)或者“全部沉默”。[ 胡适:《“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独立评论》第154号,1935年6月9日。]这等于是将所有政府核心成员以外的中国人,特别是像胡适这样希望以自己的智慧,诚心帮助政府解困的知识人,都排除在了信任之外,剥夺了其对利益攸关事务的知情权。胡适的心情用他在《沉默的忍受》中的话说就是:“这十几天之中,全国人的悲愤,绝大沉静中的悲愤,是不消说的。”[ 胡适:《沉默的忍受》,《独立评论》第155号,1935年6月16日。]

  

三、内与外的反差:胡适的内心纠结及其对蒋介石抗日政策的失望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爆发,这七年间有一个颇为诡异且隐秘的现象,就是胡适表面上与汪精卫一派接近,其观点或建议却常为蒋介石一派所吸纳。

   “九一八”后,东北军张学良部的不抵抗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和批评,虽然围绕蒋介石与东北军“不抵抗”的关联问题,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但诚如学者所言,“不抵抗”政策并非专针对“九一八”,“而是国民政府因应同样事件采取的一贯因应模式”。故“铣电存在与否不重要,不抵抗是蒋介石的一贯的‘优先选择’”。[ 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第5,8页。至于蒋介石是否一直不抵抗,也有分歧。蒋永敬以为,1931年11月12日,蒋介石致马占山的信中要求“就地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结束。而谢国兴则认为,一直到“七七”事变,蒋介石都是“不抵抗主义”。分别见上书,第45,29页。] 不过,中国的军力不足和军队缺乏战斗力也是客观现实。作为一介书生,胡适是无力把握枪杆子的,在“九一八”之后,他曾与丁文江、傅斯年一样,寄希望于握有华北兵权的张学良诉诸抵抗。但两年过去了,依然是退让和失败,1933年2月“热河事件”后终于让他忍无可忍了。3月5日,胡适在“心绪极恶”之下开始撰写《全国震惊以后》。此文激烈地批评中国军队的落后、腐败和政府的失职。他说:“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绝好的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胡适随后指出了热河大溃败的几大原因,即“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堕落”、“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以及“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 胡适:《全国震惊以后》,《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尽管如此说,胡适内心里却一直寄托着奇迹出现,故不愿意真的去面对和承认这一现实。几天后,即13日,他与翁文灏、丁文江等人在保定晋见蒋介石,其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一旦与日本全面开战,中国军队能抵抗以及能抵抗多久?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对话的内容:“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胡适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蒋回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胡适听了蒋的回答显然颇失望,他评论说:“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胡适1933年3月13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95页。] 而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胡适了解了情况后兴奋无比,因为中国军队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堪一击,“和比战难百倍”主张的提出,这亦是一个现实的决定因素。[ 详见张忠栋:《胡适五论·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第92页。]

胡适此种内心的波动是隐性的,能让人看到的是与“主和”有关的言论;而即便是胡适“主和”的内容是个变数,亦不能得到“主战”的激进派的理解。早在1931年底,胡适参与组织的“自觉救国会”在陈叔通转述的报纸报道中成了“让步研究会”。[ 敬(陈叔通)致胡适信,1931年12月1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90页。]贾祖麟(格里德)曾用诗化的语言说到胡适的尴尬处境:“在胡适这个时期的论著中所提示出的正是这样一颗心灵的惶惑:它在暴力的时代主张丢弃暴力,在欺诈的时代执着于对善良意志的信仰,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固执地赞颂着理性高于一切。”[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王友琴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页。]到1938年,哪怕是胡适已经“主战”并且出任驻美全权大使了,仍被反胡派揭老底式地批评,有一篇文章就说:“胡适教授的话,时常是不妥当的。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会主张,等待五十年再收回东三省,此后又不断地主张中国对日妥协,因此胡教授失去了全中国青年的信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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