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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虹: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

更新时间:2018-12-07 22:29:33
作者: 李若虹  
第二天即照常上课。1945年4月10日下午四时,胡适应邀在哈佛神学院做了一场英格索尔讲座(Ingersoll Lecture)(哈佛神学院一年一度演讲系列,举办至今)。胡适那一年应邀讲的主题是《谈中国传统思想 中 的 不 朽 论》(“Concept of Immortality in Chinese Thought”)。

   这一期间,胡适参加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4月23日,胡适上午完课后,下午即飞赴旧金山。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召开,50国政府及诸多非政府机构参与并起草《联合国宪章》。他先奉派出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战犯委员会”等国际会议,接着又作为中国的一名正式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少数几个见证联合国诞生的中国人之一。4月25日,周一良代他监考。由于与会时间较长,到5月2日,胡适还没回来。杨联陞记录:“胡先生未归,无课。”第二天,5月3日,胡适从旧金山转纽约回波士顿时,杨联陞和赵元任先生又一起前往后湾站迎接。杨联陞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晚十一时三刻,到Back Bay(station)接适之先生。自旧金山飞回,因天气不佳,改自纽约乘火车。陪到hotel,与赵先生夫妇、杨振声先生同谈少时,一时归。”杨振声是胡适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学友,当时也正在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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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在哈佛任教、在康桥寓居的八个月时间里,和教学同样重要的就是和这里的中外学者和中国学生的交往。这一时段在康桥,胡适有机会和中国学生和学者频频相聚、聊天,杨联陞的日记里多次提到这些社交活动。

   1944年10月30日晚,张晓峰在醉香楼宴请胡适。第二天,杨联陞自己请胡适就便饭。11月1日,杨联陞陪胡适到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馆(Fogg Art Museum)参观,路上胡适顺便和杨联陞聊起了中国的旧式教育,特别提到“入塾前认数百字极重要”,而且还说,“五经文法文体并不统一”,因此读起来比四书要难。随后,他俩一同到赵元任家共聚就午饭。赵元任与胡适是“半个世纪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个人交往始于1910年,那时他们同时考取庚款第二批公费留美,并一起在康奈尔大学求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赵元任来哈佛攻读博士学位,而胡适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11月30日,杨联陞又有机会访问胡适,他们谈齐学,胡适说,“胶、密等地避难者生活安定,产黄老之学。”胡适又跟他分享自己有关张籍和刘禹锡的诗作编辑混杂的看法,认为两位同时代的诗人,张籍的诗集中杂有刘禹锡之作。不久就到了胡适53岁生日。12月16日,生日前夕,胡适在他住的哈佛的大陆酒店里请朋友们共进晚饭。第二天,12月17日生日那天,赵元任夫妇请了很多朋友为胡适庆生。每年圣诞之前,杨联陞总是给学友送礼,那年也不例外。12月20日,杨联陞先在上午上了胡适的课,后来和胡适一起到赵元任家吃了晚饭。然后,他给胡适送去了橘子和茶叶蛋,两人谈至午夜他才回家。

   年底胡适在纽约过完圣诞即回康桥。1945年1月2日,下午杨联陞在汉和图书馆遇到胡适,胡适约杨联陞第二天晚上到他那里聊天。第二天六时,杨联陞按约到了酒店,胡先生请饮酒。晚饭后,他俩“清谈饮湄(潭)红(茶)”。他们就诗文、学术几乎无所不谈。胡适谈到,谓王安石的秋兴诗可疑,太劣,“或是荆公误置入者,一本八首不在一处”。他还说“曹氏父子曹丕较好。张籍诗好。骈文置王杨卢骆始通,所以‘不废江河万古流’。论考古之难,举近代史事。五四运动,通常以为有十年抬头,实只前两年。后来陈独秀分开,……纯学术立场不易维持”。他们几乎无所不谈,最后,胡适又从诗文谈到了土木之变。

   1月7日,一个大雪天的周日,杨联陞起来吃了早点,然后“收拾书物”,他在胡适“手卷上画秋山图”,自觉“尚无俗气”。1月28日,贾德纳请杨联陞陪胡适一起吃午饭。1月29日,杨联陞又记:“上胡课。呈阅四年来所做诗,请勿广布。”2月7日,杨联陞、胡适和梁方仲、丁声树和全汉昇见面,然后一起聊天。杨联陞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到:“饭后到胡先生旅馆。胡(先生)讲考据学用证据方法,证据之难得。往往只能以一事证一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茶酒纷陈,谈过午夜始散,亦一时之盛会也。”

   1945年2月末,胡适又回了纽约一趟。3月2日下午,杨联陞在后湾站接到了一起从纽约来的蒋梦麟(孟邻)和胡适两人,然后同到赵元任家吃晚饭,在座的还有诸学生会主席。3月17日,他们又到赵元任家共聚晚餐,而且说起宋人写诗,谈兴颇浓,还吵起了已经上床休息的胡适。与胡适谈诗,他颇“赞成宋人以诗说理,愚意不甚谓然”。4月7日,杨联陞又去看胡适,两人同回杨家吃午饭,但是胡适忘了挂表,绕道回旅馆取。他们又谈至二时,然后杨联陞送胡适到公车站。4月22日傍晚五时,杨联陞又去胡适的住处看他,他们还请来了丁声树、周一良和杨振声,一起饮酒。杨联陞特意记录:胡适谈“《难〈神灭论〉》在梁武天监六(年),不在萧子良时。时在范(缜)贬后”。5月7日,杨联陞上完胡适课后,又谈论“梁商改文字”的那段历史。第二天下午,杨联陞特意到胡适寓所取回了南希·李·斯旺(Nancy Lee Swann)的整部书稿,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

   到5月25日,哈佛的学年即将结束。杨联陞十一时上了胡课,下午陪同胡适去纽约。在纽约,他们从梅贻宝(梅贻琦胞弟)那里闻得“陈寅恪先生目几失明,甚痛心(现已动手术,住医院)。”说到陈寅恪,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胡适得知陈寅恪在美的名医诊断说他双目失明无法诊治时,非常悲哀,他在4月16日的日记里写到:“百忙中请人去银行办汇票乙千美元,请(全)汉昇带给寅恪。”他接着感叹:“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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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到1945年间,胡适在纽约、康桥生活时,他和诸多中国学友、师生来往。从今天来看,当时在美东的中国学者、学生圈子论人数虽然不大,但可谓群英荟萃。胡适和杨联陞日记提及的学者,此后在各个领域都成为领衔人物。1944年秋,在纽约送别胡适前往哈佛任教的友人中就有周鲠生。周鲠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和教务长。从1939年起,他花费数年时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和胡适一起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鲠生归国后,1945年7月开始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后邀请了许多年轻的学者来到武大任教。胡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去武大讲学,看到武大集聚了这么多的年轻教授,十分感慨地对老相识周鲠生说:“你真配当大学校长,你很爱惜人才。”还有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也在纽约车站为胡适去波士顿任教送行。刘修业是福州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32年在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工作,编制国学、文学等索引。1936年,她赴法与王重民一起抄录敦煌资料,著录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译著书。1937年4月,在巴黎与王重民结婚后不久去伦敦大学进修。1939年与王重民同赴美国,夫妇俩先后在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鉴定馆藏的中国善本书,编辑目录。胡适提到的一同来送行的“于领事”是当时担任驻纽约总领事的于竣吉(字谦六)。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驻古巴公使馆秘书和哈瓦那总领事等职。另一位“锴兄”指的是刘锴(别号亦锴),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驻英大使馆和驻美大使馆工作过。另一位梁鋆立也曾担任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和胡适一起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可见送行的友人中,好几位是在胡适任驻美大使时跟随他工作过的。

   另外当时在康桥餐会、茶聚里频频出现的两位是张晓峰和张福运。他们并不是汉学家,但其实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留学哈佛的中国学者。张晓峰(其昀)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当时他和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一同力聘杨联陞完成博士学位后就到浙大任教。而张福运也在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班后,于1911年来到哈佛大学学习,成为第一位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人,191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张福运任教于北京大学,传授国际法。1922至1925年间,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应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关务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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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当时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攻读经济史博士学位的杨联陞。胡适认识了杨联陞,那肯定也会认识杨的导师和恩人贾德纳。当时学社资助不少有志于汉学的美国学生和老师到北京进修,学中文,修史料。贾德纳就是其中一位。我曾在另一篇写杨联陞和柯立夫的文章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贾德纳和杨联陞的师生之交。贾德纳1939年底从北京回到康桥后,并没有得到哈佛的终身教职而四处求职,但是他依然安家在康桥校园附近。1940年代初期,杨联陞一直住在他家,离胡适任教时住的加登街只有一街之隔,步行只需三五分钟。

   就胡适1945年前后在康桥熟识的这批中国学生和学者同中外汉学家的交往的细节,参照杨联陞的日记,我们可以重构和回述其中两桩轶事,既风趣,又含学术史意味。

   1945年2月10日晚,贾德纳邀请了一批学者来寓所共进晚餐。那天晚间,大雪纷飞,波士顿2月的一个大冷天。杨联陞在日记里写到:“晚贾德纳请客,有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Robert Pierpont)Blake、Stinge、(Serge)Elisséeff、(James)Ware、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及余。”“席上谈及火药,伯(希和)以为中国最古所用似bomb,炮实外国发明。又论佛教之外,惟摩尼教深入民间(吃菜事魔),其他宗教莫能及也。全开也里可温之说。伯(希和)以为蒙语是the powerful之意……又言‘作损’之‘损’字是阿拉伯文译音(伯不同意)。”他们又“谈及中国工业化问题。大家意见不一。”于是,杨联陞感叹道:“汉学家不必懂经济也!”晚餐客人散后,杨联陞和贾德纳师生两人单独谈到凌晨两点,贾导师特别提议这位门生应计划做英法之游。

对这一次聚会,杨联陞记忆颇深。多年后他在自己的《书评经验谈》中谈到伯希和,不禁想起了贾德纳邀请的这次晚宴。“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伯希和)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课),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显然杨联陞为胡适抱不平,但是并没有记录其中的细节。不过,作为当时中外汉学界举足轻重的两位领衔学者,胡适与伯希和这次在康桥贾府见面并非第一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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