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立中:发展与发展社会学——“发展”的含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更新时间:2018-12-02 01:39:20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相反,消除污染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反倒会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犯罪现象不会减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相反,消除犯罪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反倒会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该年度的GDP;而像雷锋一类的德高之人所从事的各种善行甚至还会减少一个国家和地区的GDP;等等。因此,提出改变单纯以经济甚至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代之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从理论上说确有必要。但是,更为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发展模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实施这种发展模式时人们必须要加以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有人可能会回答说,“基本需要”就是为生存所必须满足的那些需要,如吃、穿、住、行及一些基本的精神需要等。这类回答在抽象层面看来似乎没有问题,但一到具体内容就会问题百出。例如,以“吃”为例,“基本需要”是以吃饱为限呢,还是多少也要吃的“好”一点?若是,那又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超出了“基本需要”?再以“行”为例,是只要有“路”可走就算满足了“基本需要”,还是应该有比人的双腿更快捷一点的行走工具?若是后者,那“快捷”到什么地步才算超出了“基本需要”?马车、自行车、汽车、高铁、飞机、航天器……哪一种交通“工具”才是属于用来满足人们“基本出行需要”的?还有,收音机、电视机、摄像机、手机等设备所满足的到底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呢,还是非基本需要?设想一下,假如没有我们今天所批评的“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而是人类自诞生以来自始至终就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生产等活动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将会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之中?其实,在具体内容层面上,人类的基本需要并非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而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人们的生产所决定、随着人们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车辆等代步工具没有被创造和生产出来之前,有路可走就算是满足了人们出行的基本需要;但在有了某种代步工具,用这种代步工具出行就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在手机没有被创造和生产出来之前,用电话、电报、信函等工具交流就算是满足了人们远距离交往的基本需要,有了手机之后,只有拥有手机的人才能够满足自己(随时随地)远距离交流的需要。因此,“基本需要满足战略”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必将是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既难以确定到底将人们的哪些需要确定为“基本需要”,也难以确定将一种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在满足“基本需要”而非“超额需要”。

   总而言之,在“发展”的问题上,人类现阶段似乎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这就是:虽然从理论上说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发展不等于、也不应该等于单纯的经济甚至GDP的增长”,但是,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人们又不得不屈从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采用GDP/GNP一类的指标来对发展进程进行评价。如何处理这一矛盾,走出这一困境?这是包括发展社会学在内的发展研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辩证立场来看,目前人们在实践中对于以经济(乃至GDP)增长为目标之发展战略的执着也许正是在为最终放弃这一饱受人们批评的战略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或许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从而使人们的各种需要都可以获得充分满足之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够真正完全、彻底地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竞争、货币尺度、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才有可能被彻底打破,迫使人们以经济增长为首要发展目标的各种压力才有可能基本消失。或许只有在那个时候,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史前时期”,(11)真正以每个人或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12)从而彻底消除人类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那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或许暂时还需要忍受上述理论(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和困境,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思想,(13)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来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最终消除上述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之间的矛盾创造条件。

   注释:

   ①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23、28、36-38页。

   ②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③参见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参见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郭家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⑤参见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第57-70页。

   ⑥参见帕森斯:《社会的演化》,章英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英格尔斯(原译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曹中德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⑦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⑧《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4页。

   ⑨《资本论》第1卷,第272页。

   ⑩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讨论,请参见拙文:《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光明日报》2001年8月2日,第C02版;另见拙著:《社会发展:理论·评估·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3-259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问题其实并不只是社会发展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和应用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而是差不多一切以社会现实的某个方面为对象的多指标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如国内外的各种高校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投资环境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城市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等)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3765.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 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