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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发展与发展社会学——“发展”的含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更新时间:2018-12-02 01:39:20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粮食会干瘪,肉制品会腐烂,布匹衣物等也会霉变等),这就使得人们对剩余劳动的占有要“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⑨资本主义生产则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劳动是以货币价值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存在,由于这种形式的财富在储存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物理方面的限制(不需要占有过大的物理空间,在时间方面也不会有任何损耗或其他物理限制,尤其是在货币符号化或电子化时代就更是如此),这就使得资本家对它的追求是无限制的。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对剩余价值永无止境的追逐,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备了无限扩张和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其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资本家也有着推动经济无限增长的外部压力。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资本家都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在存在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都是按照以平均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所形成的价格来出售的。实际生产成本低于平均水平的资本家在市场竞争中将获得以下优势:要么获得比他人更高水平的利润率,从而获得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要么可以在获得与他人同等水平利润率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比他人更低价格出售商品或劳务的策略,来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有份额。从理论上说,一个在市场竞争中持续获得最大此类竞争优势的资本家,最终就可能将该商品或劳务的全部市场占为己有,从而成为该商品或劳务市场的垄断者。而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持续处于劣势的资本家或迟或早都将被淘汰出局。因此,为了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每一个资本家就不得不去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获得一定的或更大的竞争优势,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整体生产能力无限制地得到提升,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商品和劳务处于无限制的增长进程之中,尽管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总是以周期性的方式不断地暂时打断这一提升或增长进程。

   再来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来,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因而不再是以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为自己的目的。然而,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增长的趋势,给20世纪陆续出现在世界上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系,必须把尽快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而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以经济乃至GDP增长作为社会发展实质目标的现象,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本来关系。这些压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符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由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就必须通过与前者类似甚至更加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来体现出自己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具有的这种制度优势,否则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可能受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在内的人们的怀疑。

   其次,正如列宁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国家尚只在少数国家建立和存在的时候,必然面临着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围堵和挑战。而且,20世纪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力相对最为落后、因而统治者的力量也相对最为薄弱的一些国家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它们建立起来之后,为了使自己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和挑战,也必须尽可能持续和快速地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力,也就是必须持续和快速地推动经济增长。

   最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市场联系和竞争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就必然面临上述资本主义企业所面临的相同的市场竞争压力。为了避免被淘汰出世界商品市场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不得不去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其结果就是迫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生产能力也必须尽可能地得到提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商品也处于无限制的增长进程之中。当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完全隔绝、不存在着市场交换和竞争关系的话,这一压力自然也就不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长期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两种基本成分,因而就同时具有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的动力:既具有资本推动经济无限增长的内在动力,又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内在发展的需要以及所承受的那些推动经济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外部压力。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具有了不仅比之前的自己,而且比世界其他经济体系更为强劲的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发展”由此而在当代中国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当中最硬的“硬道理”。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出结论说:第一,归根结底,“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模式的持续盛行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逻辑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基本需要满足战略”的实施就必然面临诸多困难。

   第二,和GDP一类的发展评价指标相比,各种后起的综合性发展评价指数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长期难以克服的局限,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客观确定性程度相对低于GDP一类的单一发展评价指标。

   如前所述,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都是为了克服GDP一类发展评价指标的弊病(如不能度量货币测量和市场交易以外的劳动和服务成果、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不能测算经济增长过程中外溢的各种资源耗费或成本等)、作为GDP指标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其基本思路就是要将发展评价的范围扩展到GDP指标之外,将后者所没有包括但又确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那些方面也涵盖进评价范围。虽然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方法略有不同,但一般说来都是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应用,其构建程序和方法大体如下:一是选择和确定需要加以评价的发展领域以及能够反映这些领域发展状况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可以是单纯反映各个领域发展状况的指标,如埃斯特思的“社会进步指数”就包括了分别反映教育、健康、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和福利等十个领域的发展指标;但也可以是综合反映多个甚至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指标,如莫里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就只选择了婴儿死亡率、一岁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三个能够综合反映社会各领域发展状况的指标,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也只选择了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三个被认为能够综合性反映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的指标)。二是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之指数化(由于各发展领域的指标数据不是按照统一的尺度来加以度量的,比如经济状况是以货币尺度来度量的,教育状况是以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为单位来度量的,人口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度量的等等,不能直接加总成为一个单一的发展评价数据。因此,必须对这些以不当尺度加以度量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之成为可以合成的数据形式)。三是对各个具体指数进行加总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数。

   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最主要也最重要的难题就在于:迄今为止,可供人们在建构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时使用的那些方法和技巧有相当多是存在着严重局限的。正是这样一些局限影响到了现有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客观有效性,使它们很容易变成一种非科学甚至伪科学化的东西,例如,在指标选择这个环节上,迄今为止,人们用来对指标加以确定的方法主要有研究人员自定、通过专家调查确定以及通过统计分析(如主成分分析等)确定这三种方法。第一和第二种方法难以克服研究人员和专家群体的主观意识对指标选择的影响,第三种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少数人的主观意识对指标选择的影响,但也不能保证指标选择结果的唯一性:只要样本集合变化,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挑选出来的指标内容就可能不同。在指标无量纲化处理这个环节,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技巧和方法,并且不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同一个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所得出的结果会不一样,而且即使是采用同一种方法来对同一个指标体系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其结果仍然可能出现不确定性。上述问题在指标合成这个环节也同样存在:和进行指标选择这项工作时一样,目前人们也主要是采用研究人员自定、专家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来对指标权数加以确定。因而也就和指标选择环节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选择何种方法,都不能确保其结果的唯一性。而只要指标的权数结构不同,运用同一个指标体系来对同一批样本进行测算和评价,其结果也就会很不相同。由于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⑩使得社会发展综合评估成为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无论人们采用现有的何种方法,都无法得出一个能够为大家所公认的指标体系及测算结果。换句话说,无法确保结果的唯一性,而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各种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都不具有客观性和可比性。这样一种缺乏客观性和可比性的发展评价指标,在实际生活中当然难以承担GDP一类传统发展评价指标替代品的功能。

   与之相反,GDP一类的传统发展评价指标虽然具有各种弊病,但却也具有自己的一些优点:首先,所有纳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段内GDP指标内容当中的那些商品和劳务项目,都是由此时此地这些商品和劳务的全体最终消费者通过市场交易的途径共同选择出来,而不是由个别研究人员或少数专家按照自己的理念选择出来的,因而在此时此地范围内具有相当高的客观确定性或唯一性;其次,所有纳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段内GDP指标内容当中的那些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也都是由此时此地最终使用或消费这些商品或劳务的行动主体在商品和劳务交易市场上通过自由、平等协商讨论(讨价还价)的方式评定出来的,因而也具有相当高的客观确定性或唯一性;最后,所有这些纳入一个国家或地区GDP指标内容当中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都是用一种共同的货币尺度来统一加以度量的,因而在综合成为一个单一的GDP指标时也避免了上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合成环节由于权数选择方法的非唯一性所造成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GDP指标能够具有比上述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相对更高的客观确定性或唯一性,以及相应更高的可比性。笔者认为,这应当是GDP一类的发展评价指标尽管具有人们所指出的种种弊病但迄今为止却依然难以被各种后起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所取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是“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本身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所致。虽然这种发展模式单纯以经济甚至GDP持续和永恒的增长作为自己的目的,忽略或几乎不怎么关注不能通过货币尺度和市场交换来加以评价、因而不能被纳入GDP统计范围之内的那些人类活动(包括收益和耗费),以及能够纳入GDP统计范围之内的这些产品和劳务在人群中的分配效应。但尽管如此,由于GDP指标还是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大部分领域(随着人类活动社会化程度,即通过个人或家庭以外的社会成员分工合作来进行的活动占人类一定时期全部活动比例的不断提高,这些能够被纳入GDP指标统计范围的人类活动范围一直都在并将还会逐渐扩大),以及GDP指标所具有的上述优点,对经济乃至GDP持续和永恒增长的追求从整体上看还是提升了人类的福利。这应该也是人们虽然普遍意识到GDP指标的不足,意识到“发展等于经济甚至GDP增长”模式的缺陷,但在能够找到更好的替代模式之前,依然还是能够容忍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是“基本需要满足战略”本身在操作化层面可能具有的局限所致。由于前述缺陷,单纯以经济甚至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这种模式之下形成的GDP指标增长绩效也确实存在着虚假不实的内容,不能真正反映人类活动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福利。例如,天灾人祸的发生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的损失并不会减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灾祸发生年度的GDP,相反,灾后重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反倒会增加这个国家或地区该年度的GDP;同样,企业生产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污染不会减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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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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