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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模式研究”转换与发展社会学的学科更新

更新时间:2018-12-02 01:36:38
作者: 田毅鹏  
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现代化理论似乎也成为一篇‘非共产党宣言’。”(12)上述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模式研究的学术性,也直接降低了其影响力。

   总之,缺少经验事实作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带有虚幻性,难以支撑发展社会学所做出的任何承诺和解释,导致学科陷入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此外,发展社会学研究主题同经济学等传统社会科学的重叠导致学科边界的模糊,“使本来已经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使本来已经清晰的东西变得混乱,而且使本来显得协调的概念内部产生了矛盾。导致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话的、贫乏的。”(13)

  

二、模式研究的转换与升级


   如前所述,发展社会学走向鼎盛之际,也正是“模式研究”登峰造极之时。在这一意义上,模式研究成就了发展社会学的“霸业”,同时也是其现今陷入危机的直接原因。因为这种“霸业”赖以建立的学科基础及应用功能都具有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1)发展社会学依据早发现代化国家经验建构起的发展模式是凝固的,缺乏转换和应变性;(2)这种以宏大理论包装起来的精致的发展模式,因其与所移植国家“本土社会”缺少本土契合性,并不具备可复制性;(3)步入21世纪以来,这种模式赖以建立的经验事实及其所面临的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使得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由此,这种植根于宏观分析的模式研究必然面临重大的改革和转换。但值得指出的是,模式研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模式创造”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模式研究应该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以新的形态加以展开。

   在发现旧有发展模式研究局限性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发展模式研究不能仅仅注意模式运行的一般规律,更应关注模式的经验性,建立起与其所在本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新时期的模式研究与其说是模式建构,还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模式多元类型划分基础之上的“模式层级研究”。这种新的模式研究不再是一种凝固单一的模式,而是一种多元模式层级体系。主要包括:(1)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2)以地域为单元的中观发展模式;(3)以“个体行动者”为单元的微观发展模式。如前所述,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是发展社会学最为主要的研究范式,故在此不再赘述,以下仅对后两种模式加以展开。

   (一)以“行动者”的微观视角补发展社会学宏观模式之不足

   对发展社会学宏大的发展模式研究率先提出质疑和修正的是“行动者”微观视角。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出版《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一书,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其核心观点有三:(1)所谓“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采用的主要是一种从微观入手的研究范式,强调从行动单元进行分析,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同时,还促使我们反思一些重要概念,如“结构”、“微观—宏观”等。(2)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而不是提供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框架。(14)(3)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是发现一般或普遍的规律、过程或趋势,而是理解普通人(如农民、工人、企业家、官员以及其他人)是如何积极地形塑发展干预的过程和结果的。(15)毫无疑问,虽然“行动者”微观视角不可能替代宏观、中观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过程,但却是修正发展社会学宏大模式局限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如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视域下,我们会更多地发现以国家为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普通人在其中的角色扮演却被忽略了。而从“个体行动者”的微观视角进入,则会发现个体普通人是如何进入这一发展过程,收获如何,最终如何形成对发展的自我体验、认识和评价的。具体而言,学术界多在“参与式发展”研究问题上应用这一发展社会学的微观视角,“强调社会变迁中各个角色之间的互动,以此引申出社会角色在发展进程中的平等参与。”(16)

   (二)中观视角:地域发展模式的展开

   与以个体行动者的微观模式和以国家为单元的宏观发展模式的研究不同,以地域社会为载体的发展模式研究,是一种典型的中观视角,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宏大叙事的缺陷,同时又弥补了个体行动者视角过于狭隘的短板,为发展模式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中观路径。事实上,在发展社会学研究起步的阶段,一些研究者也曾关注过发展现象中的“区域模式”或“地域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研究。上述研究对开启“中观视角”的发展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多关注经济发展,而忽略了模式的社会蕴涵,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研究主题。因此,发展社会学的“地域发展模式”研究应重点从“地域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展开研究。

   1.在建构地域发展理论及模式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对“地方”、“地域”等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辨析。一般说来,学术研究中“地方”、“地域”概念往往可以表述相同的空间意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用。但如果我们认真辨析两个概念的内涵及所处的具体情境,就会发现,“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下是与“中央”相对称的概念,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权力从属支配关系。而“地域”概念在很多场合则是带有功能的、政策性意味的空间。从学术上看,地域概念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加以认识和阐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域成为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使得社会发展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特点。

   2.关注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地域社会样态变化的基本规律。在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初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之下,现代社会的剧烈变迁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二元模式下展开的。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步入20世纪晚期,一些超乎城市、农村之上的地域问题开始成为主导。于是,那种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也开始遇到空前的挑战。很多学者明确地意识到“在城市和乡村的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规定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城市无处不在,即使在物质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会现实。因此,城市社会学并非纯城市现象的社会学。”(17)在这一意义上,复杂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已经要求建立一种超乎“农村—城市”模式之外的新的地域社会研究范式。

   依据划分的标准不同,其所形成的地域空间也有所差异。如近年来,学界往往以地域社会为核心概念,关注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循着“过疏化—过密化”的地域社会变迁路径展开研究。对过疏化乡土地域社会的研究发现,乡村地域社会过疏化现象的发生,“既源于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人口的吸纳,同时也是农民强烈的脱离乡村、面向城市的观念作用下主动选择的结果。乡村人口的流失,导致村落共同体内部自生公共性、以政府为载体的‘公助系统’同时发生危机,村落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也走向式微。由乡村过疏化而带来的地域社会衰落为我们展示出一种特殊的社会衰落类型,提出了过疏地域社会何以可能的话题。”(18)而通过对都市“过密社会”的研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过密社会”已成为现代人一种实际的生存形态。过密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空间重组”,是人类在工业文明、现代性背景下的“空间生产”。(19)可见,这种“过疏化社会”和“过密化社会”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常态社会,而是一种新的地域社会样态。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必须与上述特殊的社会样态相联系。

   3.从模式研究理念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地域发展模式研究摒弃了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形成的“刺激—反应论”和“传统—现代论”等研究范式,改变了发展模式的研究路向。地域发展模式研究主张在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变迁时,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土社会的内部因素,而不是仅仅关注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提出“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的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20)故要想真正地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改变那种旧有的总体性研究范式,“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21)这种以地域社会为单元的研究范式,增强了模式研究的经验性和空间可把握性。

  

三、“模式层级研究”与发展社会学学科形态的更新


   通过上述的研究考察,我们在这里似乎可以为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发展建议,其核心主张可以表述为:通过由“发展模式”向“发展模式层级体系”的转变,使得发展社会学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

   (一)发展模式研究经验性的增强

   就发展模式完整意义上的经验性而言,除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之外,还应对个体行动者对发展的体验和经验、地域社会发展的经验,努力加以提炼概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成长发轫期的发展社会学主要将目光投向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中的个体行动者几乎毫无关联。这与发展主义背景下“整体发展观”的理论预设直接相关联。在这种理论看来,只要整体获得了发展,其内部的个体就会自然受益。对个体行动者的忽略,导致所有的发展很容易变得与现实无关联,从而沦为一种幻象式的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质上应该建立在每位个体真实体验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新发展主义思潮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为此,我们在评估发展的过程中,有理由发出追问:“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2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偏离了真实的历史和“行动主体”的发展提出批判,因为在这些先验的理论导引下发展的进程业已偏离了真实的社会世界。

   与个体行动者对发展的体验和经验相比,地域社会的经验性虽然有些宏大,但其在对发展模式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承载的问题上却是真实的,因为基于地域经验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和地方性。20世纪60年代,日本地域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就提出“所谓地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将城市、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的‘相互关联’的地域。地域社会学便是以研究揭示这一‘相互关联地域’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其主旨为合理配置相互关联地域的人口、产业和文化,尝试推进地域的再组织化。”(23)故地域社会学的特殊性在于通过经验研究,“在被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把握地域发生的诸现象、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对社会结构变动的总体性把握。”(24)总之,通过对微观个体行动者、中观地域社会以及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体系的研究,可以提高发展模式研究的经验性,建立起发展社会学与本土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联。

   (二)发展模式层级研究对发展社会学“两分法”的破解

如前所述,在发展模式以往的研究中最受人诟病的便是其所推崇的所谓传统—现代“两分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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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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