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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

更新时间:2018-11-26 14:42:30
作者: 梁治平 (进入专栏)   夏纪森  
在会议公报专门讨论“民主与法制”问题的第三部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明确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必须“有法可依”,为此,要建立“法律体系”,并依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予以完善。法律一经制定,就必须严格地实施和执行。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追究,并被依法处置。所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仅强调了法律的严格性,而且隐含法律自主之义,即法律独立于世,其实施不受任何其他势力影响和干扰。由此引出下面对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独立性”的要求。“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法律”。法律是“人民自己的法律”,严格遵守和适用法律就应该与“人民利益”相一致,而法律上讲的“事实”,通常是通过适当的程序和证据规则来达成的。所以,根据这一表述,法律如果不是“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效忠的唯一对象,也是其效忠对象最核心的部分。

   此外,在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叙述之中,还包括:法律必须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和公布,通过专门的司法机关来适用。法律既然被要求认真对待和严格执行,它就必须是可执行的。法律既已订立,其执行即成关键,而在这一环节,将行政行为置于法律支配之下尤为重要。要有效发挥法律的作用,在立法和司法之外,完备的律师制度必不可少,律师在法律系统中的地位必须有制度上的保障。此外,为培养法律人才,提升法律品质,必须设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开展法学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规定和体现法律至上原则的宪法,其本身也要切实可行。与宪法相悖的行为,包括抽象的立法行为,都应当被宣布无效。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包含上述内容的法治并未完整和充分地呈现,但那只是说明,在中国,法治,即使是按照三中全会公报的界说,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明示的和默示的法治要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并非外在于中共自己提出的法治主张,在实践上也并非外在于过去30多年的法治运动。在最近这次有关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加强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强化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以减少和消除对司法的不当干预,都是众多改革举措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根据上面的分析,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观看上去具有某种普适特征。的确,法治的中国表达包含了某种普适性要素,这种表达甚至符合当代世界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考虑到过去50年中共面临和试图解决的问题,考虑到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以及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情况不难解释。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假若没有仔细审视作为限定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就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当代中国法治运动的真实含义。



   夏:那么,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呢?

   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双重限定语。其中,“中国特色”一词尤为重要,因为它同时限定了“社会主义”和“法治”。比较“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中国特色”一词指涉范围更小,也更具特殊性质,但同时又可以套用于几乎所有事务。在这个意义上,是否符合“中国特色”就成了一切主张、道路证明其正当性需要满足的最高判准。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中,作为最高判准的“中国特色”所指向的,不是某种学说、原则、理论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是行动的结果。因此,强调“中国特色”,凸显的是做出判断、提出主张和付诸行动的能动性。而在中国,具有这种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有独立的意志,党能够独自做出判断和决策,更有严密的组织和有效的手段来贯彻其意志,维护其领导地位。由于党(也只有党)能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判断,并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其政策,保证正确的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就不仅是“中国特色”的核心要素,也是保持“中国特色”的前提条件。因此,“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第一原则,而且是贯穿于国家和社会所有领域的超级原则。

   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既然是“党的领导”,那么,党的领导和法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 “党的领导”如何理解和定义。如果“党的领导”仅仅意味着已往的治理方式,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因为,按照前面的分析, 在旧的治理模式下,无论制定多少法律,设立多少法院,都不可能达成法治的目标。但是,党的领导可以、也应该采取法治的形式。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通过法律实现其政策目标;党、政分离,二者之间的界限由法律做出明晰划分,党并不介入政府日常行政事务,所有国家事务均受法律的规范和支配,所有行政行为都服从司法审查;政治和法律之间有适度的区隔,司法机关只忠实于法律,适用法律只看行为合法与否;党员依然可以担任各级政府官员和法官,但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的时候,她们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法律以外的其他要求。这仍然是党的领导吗?当然是。既然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是党的政策的法律化,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只不过,这里采取的是法治的形式,党的领导通过法治的形式得到体现和实现。党的意志必须转化为法律才能贯彻实施;党要服从法律,哪怕这些法律是在它领导下制定的;党的组织和机构不能以决定或指示等方式介入应由法律管理的事务;也不再有任何一个党的机构能够代行政府职能,同时其行为又免受司法的审查。一句话,党受到法律无所不在的约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被削弱了,恰恰相反,党因为自愿以理性方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变得更加强大,党的领导因为采取法治的形式而变得更加稳固。随着治理的中心从党转移到法,党的领导的社会基础将大为扩大,治理能力也会得到极大改善。比如,国家治理既然不以党内控制为手段,以往主要保留给党员的重要位置,可以开放给更大范围的人群,这有利于党吸纳更多资源,获取更大支持。与此同时,因为不再凡事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标准,所有专业人士都能够专注于自己的领域,致力于提高专业水平,维护职业标准,完善社会分工与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而一旦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了秩序,社会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可以预期,多样的社会需求经由不同渠道得到满足,社会压力也通过各种通道得以释放,这样,提高治理能力的目标也就达到了。显然,这样的法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定义,也合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夏:梁老师,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不仅强调了法治,同时也强调了德治的重要性,要让“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这意味着什么?

   梁:这表明,今天中共在思考国家和社会治理问题时,已经不再仅仅关注制度和法律本身,它的关注点已经从法律扩展到道德,从国家延伸到社会,由制度推及个人。这种关切的转变转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论述。我们注意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主题词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中,副词“全面”二字是新增的。把道德与法律、社会与国家、政治与文化、现代与传统等要素同时纳入到关于国家治理的思考范围,无疑体现了一种“全面”的视野。接下来,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的核心段落中,我们读到一连串具有“全面”意味的排比句,比如,“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关于“法治社会”的详尽论述,占了《决定》的整整第五部分。这个部分的题目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总体来说,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包含至少三个主题,我称之为信仰主题、道德主题和社会主题。

   夏:信仰主题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梁:《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这段话里最引人注意的,大概就是“信仰”这两个字了。人民如果对法治有发自内心的“真诚信仰”,自然能做到“忠实崇尚”、“自觉遵守”和“坚定捍卫”法治。中共讲的对法治的信仰,性质上大概类乎儒家强调的“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让人民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呢?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执政者要把人民视为道德上的主体,尊重她们的选择,实现她们的梦想(至少是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不但不能像历史上的法家那样,限制人民的自由,禁锢人民的思想,驱策他们就像成群的猪、羊一般,甚至也不能像儒家那样,把人民看成是不具有自治能力,只能由圣君贤相来教化和治理的子民。第二,建立法治信仰,执政党必须以身作则,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国家机构,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尊重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行事。这里面,司法机关和法律人群体尤其要表现出对法律的忠诚,并以这种方式来表现她们对法治的信仰。理论上说,这些本来都是“全民守法”要求的一部分,但是要求执政者、治理者率先垂范,作法治信仰的模范,除了因为这些是法治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因为,在中国语境里,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政治上,这意味着党转向法治的开始;文化上,这意味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

   夏:那么,道德主题的内容呢?

   梁:关于道德主题,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这段话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论及法律、道德、习俗,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还有不同社会领域中人民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它的主旨,是要调和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规范,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相互支持,从而造就一个和谐稳定的国家与社会秩序。显然,这也是一个重大同时也不容易达成的目标。比如,道德主题中有一个原则性的表述很值得注意。这个原则性表述是:“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具体地说,法治要能够“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义务和责任不一定总是一致的。又比如,道德和法律关系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公序良俗”,由于这个概念早已写进了法律,所以,“弘扬公序良俗”的说法可能意味着加重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考量。不过,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要求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即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和多样的现代社会生活,如何确定“公序良俗”,并把这种司法上的判定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如何在维护社会价值和保守法律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把对于社会道德的考量融入到而不是强加于司法程序和法律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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