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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守望民主

更新时间:2018-11-25 22:07:21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结合您多年来的研究经历,您又是如何看待“为中国研究西方”的学术原则呢?这种中国立场的坚持,对促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何作用?

  

   佟德志:我的研究受徐大同先生影响较大。徐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在天津师大开召开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扩大会,徐先生出席并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年龄大了,很多事情都忘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忘,也不会忘,那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徐大同先生算是少有的能做到中西会通的学者。徐大同先生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后主编了第一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还与朱一涛等先生一起完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教材,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本。正是因为对中国和西方都有研究,徐大同先生才一直叮嘱我们,要树立为中国研究西方的观念。在这次政治思想研究40年的研讨会上,宝成关教授也提到中西会通的问题。实际上,像任剑涛教授这样在中西政治思想研究两个领域都做出重要研究的学者确实很少。

  

   还记得我入学前参加面试的时候,徐先生问我,你愿意研究中国政治思想,还是西方政治思想?我当时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西方政治思想。印象中还记得徐先生沉默了一下,说了一个“好”字。起初我还以为说错了什么,实际上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推测徐先生当时可能更希望我专注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我而言,200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年。在2008到2009年的时间里,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仍然做西方民主的研究。但我已经发现,只研究西方民主,无论是理论贡献,还是实践贡献,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尽管在此之前一直有一些研究和思考,但直到了美国,我才开始很认真地思考研究中国民主。

  

   中国的政治学者,当然要为中国的政治建设做贡献,我毫不隐讳这样的观点,我也一直把徐先生“为中国研究西方”的学术旨趣奉为圭臬。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及均衡的理论,这是西方宪政民主的核心命题。这是一个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有点奇怪的主题。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问过很多人,包括学者:你认为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冲突吗?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主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过一句话,现在已经成为经典——要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结束文革、开启改革的关键命题,并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么重要的命题,西方是如何处理的?形成了何种理论?我们不是要按照西方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实践,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对我们会有所启发。

  

   一直到现在,我对西方的研究都抱有一种中国关怀,用徐先生的话讲就是——为中国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政治当中对中国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是我研究西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种立场会让我在选择研究课题的时侯更有针对性。当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为中国研究西方并不等于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甚至是指导中国,这样常常会犯一些错误。徐先生一直跟我们讲,要反对两种教条:一个是洋教条,就是要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一个是马教条,就是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践。

  

   政治学人:民主作为政治学研究领域常谈常新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您也曾就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存在的诸多困境与不适做过相关研究论述。从“为中国研究西方”的研究初衷出发,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理性认识西方民主实践与我国的民主探索?而就当下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面临的困境而言,对我国的民主建设与探索又有何启示或借鉴意义呢?再者,从中国经验出发,您认为当前中国式民主理论与实践——包括中国的传统治理思想,可否为西方的民主困境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参考?

  

   佟德志:对于西方政治理论,很多学者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反思,包括像王绍光教授、杨光斌教授等人,当然也有任剑涛教授、丛日云教授这样的学者。对他们的反思,我很敬重,我自己也做过一些思考。我最早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这本书当中,提出了“民主失败”的命题,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一种提炼和概括,表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反思民主的传统。对于民主与法治关系,北京大学的李景鹏教授、潘维教授、唐士其教授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对民主也好,法治也好,都不能迷信。我想,学习西方理论如果不能理性、清醒地看待这些问题,而是一味地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那只能是一种迷信。

  

   我在那之后写了几篇反思西方民主的文章。包括对宪政民主、自由民主的反思。当你全面地认识了西方,你就能够更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以对美国宪政的反思为例,实际上,美国政治学术自己也有大量的反思。我翻译了达尔的《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在这本书当中,达尔全面地批评了美国宪法不民主的一面。后来,我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还专门拜访了达尔教授,跟他谈起这些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大学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略带粉红色,对美国宪政的批评司空见惯。十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我的一篇文章批评了美国宪政,还有人说我迷信达尔。我研究西方民主,观点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个很正常,我也不会因为有人批评就放弃。《探索与争鸣》的杜运泉编辑发表了我一篇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的文章,也招来一些批评。谁都喜欢表扬,但对于这些批评,我会去看,而且很认真地看。就像中学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准备一个错题本一样,这些观点更有利于进步。

  

   研究西方民主是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至少他们的困境与问题会让我们警醒,他们犯的错误让我们有可能避免。如果反过来,认为中国的民主对西方民主困境有启发与参考,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如果由西方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更好一些。毕竟中西方的差异太大了,而且民主政治最容易受到这些差异的影响。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了解对方,从对方的发展过程中积累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都是非常有益的。对于我们来讲,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政治学人:近年来,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民粹主义又重新回归人们视野,并被人们冠以新民粹主义的称呼。与历史上已有民粹主义相比较而言,新民粹主义之“新”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再者,从中国立场出发,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民粹主义的出现及传播?

  

   佟德志:民粹主义与协商民主是我最近关注的几个主题,也先后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于世界政治来讲,2016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出成了两只黑天鹅,新民粹主义随之兴起。新民粹主义之新,最根本的一个体现是出现在英美、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说当年拉美的民粹主义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那么,在英美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确实值得理论界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新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倾向,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这在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当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与右翼的合流。最近,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极右翼候选人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击败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哈达德(Fernando Haddad),当选巴西总统,人们甚至认为,黑天鹅成了灰犀牛。

  

   自由民主在国内全面推行代议政治、精英统治、政党政治,在国际上推行全球化,而民粹主义则全面反对代议政治、精英统治、政党政治,在国际上反对全球化,成为自由民主内部最成功的反对者。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自由民主结构中最重要的代议政治、政党政治等安排越来越脱离公民的诉求,成为精英统治的代言人,在政治实践上越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对这些困境的挑战正在改变自由民主的某些形态,比如,传统的精英统治开始由中心向边缘移动,现有的政党政治将接受挑战,越来越多的公民直接行动会冲破代议制的限制。

  

   我曾经对新民粹主义进行过一个理论总结,最终的成果发表在《国际政治研究》杂志上。从“人民”这一概念出发,民粹主义是一种信仰人民的意识形态,主张人民主权,号召以人民的名义改造精英统治。就民粹主义的主体逻辑来看,民粹主义强调人民内在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从而在民族主义、全球化、多元文化等主题上站在右翼的保守立场,在实践当中强调淡化族群身份,反对多元文化,甚至反对全球化。就其外在的人民观来看,民粹主义强调敌视与排斥,在实践中主张反对精英主义。在程序安排上,民粹主义主张人民多数的直接行动,强调改革现政权,形成了反建制、反代议制等实践诉求。

  

   我在前文中说过,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我在《天津社会科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全面分析了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总的来讲,民粹主义的兴起与自由民主的困境联系在一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密切关注。民粹主义是实践性比较强的一种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直接的。最近,我正在与我的博士一起做一篇文章,分析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另外还会有系列文章出来。这些研究对中国是有意义的,能更好地分析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理解右翼政治的兴起,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调整我们的对外政策,更好地推进开放。

  

   政治学人:从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计算机辅助大数据政治话语分析》《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等一系列文章都可以看出您比较关注政治话语,对上述相关研究的重视的背后主要是出于怎样的关切呢?就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而言,国内学界又该如何调整其研究侧重?

  

   佟德志:嗯,你确实做了很好的功课。这几年来,我确实做了关于政治话语分析的一些东西。除了你提到这几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文章《中国改革进程与民族话语体系的变迁》也在《民族研究》杂志上发表。对政治话语的关注,主要来自2012年前后东北大学的一次会议。那个时候,政治话语的研究刚刚兴起。实际上,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还是出于对理论体系的兴趣,尤其是民主理论体系的兴趣。最早的想法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家,实际上我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伯克的政治思想。个人感觉,效果也还可以,但并没有发挥出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效用来,尤其是对政治思想家的分析。特别是在强调文本分析的字里行间潜在的意思,大数据文本分析常常比较难以胜任。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做网络文本大数据的分析。目前用大数据的方法分析了一些公众号和微博的数据,总体来看还是有一些成绩。我们成立了网络内容建设研究院,先期正在与一个数据分析公司做重大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与应对决策支持系统,针对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进行可能有的网络舆情风险研判。

  

政治话语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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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平台: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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