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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陆地与海洋——“空间革命”与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更新时间:2018-11-15 01:21:14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整个东方文明和东方历史被置于人类普遍历史的开端,唯有西方文明才真正代表了人类普遍历史最终实现的方向与目的。12然而,这种普遍精神的历史展开又获得来自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支撑,从而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划分来建构普遍历史,13由此形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思想智识成长相一致的普遍历史观念。启蒙时代西方人所热衷的普遍历史无疑被用来建构和解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东方游牧民族被视为野蛮民族,亚洲农业民族被看作未开化民族,而唯有西方海洋商业民族被看作文明民族。由此,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也从早期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划分逐渐转向思想观念、文化风俗、经济生产方式乃至种族的划分。种族主义也由此兴起,西方白种人被看作文明民族,黑人和棕色人种被看作野蛮民族,而黄种人被当作未开化民族。

   可见,西方的人文历史观始终以东方亚洲文明作为外在的“他者”或“敌人”来建构其内在的主体性。这种历史观不仅有效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文明长期受到东方文明的入侵和压迫(原因就在于东方的野蛮或者专制政体中的君主的野心和任性),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西方人能够殖民东方人(根源就在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优越于东方的野蛮民族或未开化民族)。

   麦金德的论述中无疑会流露出当时西方最流行的历史观念。比如,他会频频使用“蛮族”来描述东方民族,在《枢纽》的结尾甚至使用当时欧洲流行的种族主义的“黄祸”这个概念来描述亚洲力量的崛起。然而,一旦他从政治地理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对西方人惯常所接受的人文主义历史观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革命,因为从地理角度来看,欧亚大陆是被海洋包围的一块完整的陆地。麦金德正是从陆地与海洋对峙的全球地理空间角度出发,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就意味着亚洲历史并不是处在欧洲历史的“外面”,或者作为欧洲历史的“背景”而存在的,它本身就是欧洲历史内在的有机部分。正是从一个地理学家俯瞰全球陆地与海洋的宏观空间视角出发,麦金德建构了全新的欧洲历史。尽管他是从欧洲人的视角出发来建构全球的历史,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比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学家,麦金德应该说是更早确立了从全球空间地理视角看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他是“向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的全球概念的第一人”。14后来无论是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大历史”,还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无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到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世界体系”,还是麦克米兰(Alan Macfarlance)以来的“全球史”,他们都从全球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属于麦金德迟到的门徒。

   正是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麦金德所理解的欧洲历史并非人们熟悉的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发生在欧洲这块地理空间中的连续历史。相反,他从全球海洋与欧亚大陆的互动的宏大空间视角来重新审视欧洲的历史。为此,他从两个方面矫正了欧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学)所建构起来的欧洲史。

   其一,亚洲历史并非附属于欧洲历史,相反是欧洲历史附属于亚洲历史。如果说从修昔底德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普遍将亚洲的历史隶属于欧洲的历史,尤其是启蒙思想家更按照普遍历史将非西方的历史整合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而让非西方历史附属于西方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那么麦金德在历史叙述中则将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为此,他大声疾呼:

   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15

   这种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始于麦金德从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学视角来重述欧洲人熟知的历史。

   为了批判欧洲人文主义史学对亚洲的想象,麦金德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这种历史想象的地理根源。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整个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中国的地理环境适合人类居住,从而创造出人类文明,他将在这些地理空间中居住的人称为“居住人”(settling man),而地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阿拉伯沙漠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是这块地区将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方文明隔离起来,而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却作为地理通道连接着东西方两个文明,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居住的总是适合旅行的民族,麦金德称之为“旅行人”(traveling man)。“他们在东西方之间拉上了帷幕,从而强化了沙漠的效果……丝绸从中国人手中转到沙漠人手中,又从后者转到罗马人之手。但是,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了解加起来也就是‘Serica’这个名字,即丝绸之地,然而中国人却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西方人无法接触到东方人,西方人对东方的知识只能是道听途说,西方人是通过黑色的眼镜看东方的。”16正是从空间地理的角度,麦金德特别指出土耳其人推翻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绿洲文明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即它阻断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推动了西方在大西洋海上通往东方的探险活动,最终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因此,历史上的伟大时代恰恰也是地理学上的伟大时代。“难道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至少与地理上的最大特征联系在一起?世界文明因为罗马文明和印度-中国文明而呈现出孪生特征,正是基于两块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被空旷的沙漠所分割。”17

   麦金德不仅揭示了西方历史对东方文明进行想象的地理起源,而且揭示出西方历史中以亚洲作为外在的“他者”来建构欧洲文明的地理起源,即欧洲人始终处在亚洲(东方)的入侵导致的生存危机中。“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18因此,西方人要真正理解自己面临的历史命运,就要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重新建构欧洲历史,甚至人类历史,将欧洲历史放在全人类的历史中重新加以理解,这意味着首先就在空间地理上将欧洲大陆看作一个整体。

   其二,近代之前的欧洲之所以长期被亚洲国家打败,与政体自由与否无关,与民族的文明或野蛮无关,而是由欧亚大陆形成的“中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理空间所决定的。如果从欧亚大陆整体来看亚洲和欧洲的关系问题,就会发现近代之前的欧洲始终处在面对亚洲力量入侵的境地。古希腊始终要面对东方波斯帝国的入侵。罗马帝国之后破碎的欧洲不断受到亚洲民族的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侵蚀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侵占了西方文明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将欧洲文明压缩在狭小的拉丁半岛。至于蒙古帝国席卷欧洲,造成欧洲人长期对东方的恐惧心理,甚至编造了“黄祸”这个概念。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历史观将其诉诸亚洲的专制政体或者亚洲的野蛮,而麦金德实际上否定了这两种理论解释。他考察了欧亚大陆最基本的地缘特征,即欧亚大陆形成中心枢纽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二元格局,而位于中心枢纽地区的民族利用广阔平原的地理优势所带来的骑兵的机动性,轻而易举地侵袭处于边缘地区的欧洲。

   如果说传统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仅仅看到体制、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那么在麦金德看来,这显然是一种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唯心主义解释。麦金德更希望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给出更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解,19强调地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气候、土壤等自然要素与人类历史的内在关联。正是从陆地与海洋的全球地理格局入手,麦金德通过空间革命重新阐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欧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


   政治地理学讨论的是地理与人类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内在关联。地理是以空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政治是以一种支配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就是讨论地理空间是如何影响其中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的支配关系。由此,笔者希望用“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这两个概念来澄清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的内在学理逻辑,即讨论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如何深刻地影响不同民族和文化所形成的在空间地理上的政治支配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地理空间关系不仅指由地理自身的要素,比如陆地海洋、山川河流的地貌特征以及气候、土壤和资源条件所形成的空间关系,这些地理空间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指相对于人类的活动,尤其是技术发展和进步而言,不断改变中的地理空间关系,比如航海技术就会改变原来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地理关系。如果说自然地理学强调的是前一种相对静止的地理空间关系,那么政治地理学始终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强调一种处于变动中的地理空间关系。正是这种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导致政治支配空间关系的变化。

   麦金德始终将全球地理空间划分为大陆与海洋的二元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政治地理学中的政治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政治地理学家,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在政治空间中权力支配关系之间的变化。正是从大陆与海洋的地理空间关系对政治空间关系的影响出发,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

   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早期对地理空间的想象都是以人类居住的大陆为中心,大陆周围被神秘的海洋环绕包围,哪怕对于欧洲航海民族,海洋也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属于神话故事的题材,海洋总的来说是作为大陆的背景,也就是人类基本生活空间的背景出现的。可以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陆地为中心的阶段,而且世界历史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可以说这是欧亚大陆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时代。

   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看,欧亚大陆是一个整体,非洲也与这块大陆相连,但将欧洲和非洲分开的不是地中海,而是撒哈拉沙漠。这片广袤的沙漠将非洲分割为两部分,南部非洲构成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而北非在地理上则组织整合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体系中。这是一块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大陆,它的北部被冰块环绕,属于高寒森林地带,基本不适合农业发展和人类居住;中部是从东欧到西伯利亚的一片开阔的草原地带,适于放牧;往南就是高原地区沙漠,然后进入濒临海洋的平原地区。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将欧亚大陆分割为中间开阔的草原地带和濒海的平原地区,麦金德将前者称为“心脏地区”,将后者称为“新月形的边缘地区”20。这种独特的二元地理空间从根本上奠定了欧亚大陆二元政治空间格局最基本的政治支配关系。

   其一,“边缘地区”拥有相对于“心脏地带”的文明优势。由于边缘地带所处的纬度集中在热带和温带,而且又临近河流和海洋,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加之海洋和河流的机动性有利于商业贸易,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麦金德将新月形的边缘地带分为四个区域:东亚地区、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西欧地区,对应着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也对应着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四种文化体系。比较而言,心脏地带的开阔草原无法养活大量定居人口,只适合于游牧,因此文明程度也相对比较低,以至于在这些边缘地带居民的眼中,心脏地带居住的民族始终是落后的野蛮民族。这就意味着边缘地带的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对于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很容易遭到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入侵。

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大陆的历史既是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入侵边缘地带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被边缘地区的文明逐渐同化的过程。在西方,就是地处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入侵欧洲的过程中逐渐认同欧洲文明,尤其是它们逐渐认同希腊文明或希腊-东正教文明并依此来对抗西欧的罗马-拉丁文明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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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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