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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回望小岗村事件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三

更新时间:2018-11-09 11:44:34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我先不议论这种被刻意描写出来的情形是否准确,我只想指出,这个描述显然是太简单太轻松也太不负责任了,它松解了这个牵涉十八户人家生死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的紧张度,遮掩了其作为社会历史内容的深刻的悲剧性;更让人慨然的是,这个描述把这一悲剧性的社会历史事件描画得越来越花花绿绿甚至带有喜庆色彩了,而它实质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指认描述者的内在动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小岗村事件”的极大误读——我不说误导。

  

   “陈行之先生,误读怎么了?难道误读会造成后果么?”

  

   对于一个即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误读当然会造成后果,准确地说,它造成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国家后果。“历史性的国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后果,犹如40年来我们看到的,这种后果既浸润到政治,又浸润到经济,更浸润到了文化。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更形象的方式表述:这种对“小岗村事件”的误读是经过人工干预结出的果实,它是不饱满的,是变形的,是酸涩的,甚至是丑陋的,它严重地延宕并继续延宕着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极而言之,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内政与外交的困顿,都隐隐约约有一条或粗或细的线是从这种误读中延伸而来的。这就是说,我们从付出几千万人被饿死的惨痛历史代价之后发生的这次历史性事件中,没有收获到应当收获的带有历史启迪和历史导向意义的果实,没有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疆域中镌刻上新的标高和新的宽度,没有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导引出与世界潮流产生巨大呼应的社会大变革,我们只往前迈出了一小步,很小的一小步……中国实在不应该仅仅收获这样干瘪的没有成色的果实。

  

   那么,究竟该如何定义小岗村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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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事件进行考察有两个入口,一个是考察历史事件的主观意义,即事件本身的意义、事件参与者的主观意义;再就是考察历史事件的客观意义,即由该事件所蕴含、所引申出来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某种情况下是超越事件参与者的主观意义的。小岗村事件,就其主观意义来说,仅只是经济诉求,是不再挨饿,是“活下去”,至少在字面上,我们没有看到一星半点政治诉求的影子,譬如要求国家落实宪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譬如提出追究由于实行错误政策而导致饿死多少多少人的各级政府乃至于国家的政治责任;譬如提出制度变革,提出与之相应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主张;譬如要求直接参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乃至于国家领导人的选举……等等,我们都没有看到。

  

   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入口,既从事件的客观意义的角度——把事件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个事件,你就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形,你将确信无疑地看到,小岗村村民没有说出的话要比写在那张记录工分纸页上的文字多得多的多;被置放到历史过程中的小岗村事件要比孤立存在于某个时空当中的小岗村事件承载着更多的历史内容,甚至可以说,它正是由此才获得历史定位的。遗憾并吊诡的是,从来没有人说出过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陈行之先生,那你就给咱说说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哈?”

  

   我上面已经从事件的主观意义上概括了小岗村农民的诉求,现在我换转一个方向,从新的入口即从小岗村事件客观意义的角度来概括这个事件的历史属性和历史价值。我认为,应当将小岗村事件定义为一次“反抗性社会事件”,或者“社会反抗事件”,或者“反社会事件”,一句话,是一次严重的社会政治事件。

  

   “天哪,社会政治事件?”是的,小岗村事件是具有社会政治事件一切特征的社会反抗和政治反抗事件。这里有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既然是反抗,就一定有它所反抗的对象,那么,小岗村村民将生死置之度外反抗的又是什么呢?正是在这一点上,长时期以来,官媒和绝大多数参与议论的人都有意无意回避了。我想,小岗村那18户活不下去的农民反抗的大概不会是大洋彼岸狗日的美帝国主义,也不会是让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更不会是(前面的)变着法儿祸国殃民的慈禧,(后面的)坚持跟中国打贸易战、处处给中国添堵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顺理成章的想象是,他们反叛的一定是与他们置于同一空间、能够对其生死产生压制性影响的某种实体以及由它所统辖的社会力量。这难道还不是一次标准意义上的社会反抗、政治反抗事件吗?

  

   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我们再回到1978年11月24日那个深夜,从客观意义的角度看一看当时那18个当家人面临着怎样的社会政治情景?看一看他们当时忧虑的什么?他们恐惧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在未知生死的情况下仍然要在这份“生死契约”上签字画押?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把所有这些细节考察清楚并最终加以确认,离为小岗村事件所蕴含的最接近真实意义上的历史定义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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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关于所有制的规定,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消灭私有制、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过程。1954年宪法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尽管宪法也规定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对非公制经济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但它的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到1956年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后,实际上基本否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的必要性,追求纯粹的公有制形式(李正华:《中国宪法内容历次变动的思路、重点、特点及其原因分析》,2009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距离小岗村事件发生最近的是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这两个以“文革”和“文革后”为其产生背景的宪法,都把公有制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实际上完全取消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举1978年宪法中的所有制条文为例——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条    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矿藏,水流,    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现在一般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公共利益。

  

   小岗村村民做的正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法律许可范围”以外的事情——他们否定并改变了国家所有制形式,将国家土地据为个体农户所有,将农民的家庭利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显然违犯了“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条款,他们破坏的正是计划经济中的“国家经济计划”,一句话,他们在用瓦解集体经济的方式“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公共利益。”这是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当然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

  

   我们如果仅仅用“违法”来确认这件事的严重性,显然太书生气了。在一个被毛泽东崇尚的“无法无天”的社会,最深刻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氛围,这种政治氛围所造成的恐惧要远远大于“违法”带来的恐惧,尽管这两者之间也有勾连,互为强化,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很多时候,人们直接感受的最恐惧的恐惧恰恰是那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带来的恐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中看到端倪。

  

   要知道,1978年的中国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还处在乍暖还寒的时节,还没有脱离文革政治语境,往精细了说,更广泛意义的思想解放要迟滞到八十年代初期、中期才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沉沉黑云还没有完全散去,那时候农村墙壁上还刷着“宁长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大标语;在政府管理机构层面,直到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才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方各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改组恢复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政府工作人员,即我们所谓的父母官,在思想上未见得比普通群众更开放,行政作为之时“宁左勿右”是几乎所有人明哲保身的信条,在这种情形下,岑寂中如果有一丝异样的响动,晦暗中如果透露出一抹微弱的光亮,都会导致社会神经(主要体现在构成权力层级的社会结构中)迅速警觉和动员起来,聚集到一起,合力将你置于死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曾经亲眼目睹过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带领民兵小分队铲除农民房前屋后的庄稼,理由是这些农民私自扩大种植,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按现在的观点,那是真真切切的赤裸裸的权力暴力,农民稍有反抗就会棍棒相加,被基干民兵五花大绑投入监狱。我至今不能忘怀我们村那些被毁掉庄稼的庄稼人站在一边,悄无声息地看着民兵小分队的暴行,冷漠、安静、沉着,然而从他们的目光深处,你却可以看到犹如地下岩浆所蕴含着的蔑视和反抗的力量。

  

   如果读者对上述情景有了大概印象,那么就不难想象,小岗村18户农民当时冒着怎样的风险,他们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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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不约而同视死如归地做一件事情,只能有一种缘由,那就是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他们全都得死。1978年的小岗村村民面临的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绝境。赵树凯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透露:“在小岗村街头,我们与当年的生产队长严俊昌闲谈。说起当年为什么带头搞包干到户,严俊昌却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谈起。严俊昌说:‘那时全村175人,饿死了67人,其中6户灭绝。’他强调:‘当时并无天灾,如果说是天灾,老天也不容。’”(赵树凯:《关于小岗村,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转引自爱思想网站“赵树凯专栏”)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是“全村175人,饿死了67人,其中6户灭绝”以后侥幸活下来的人,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那些被饿死的亲人并非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那么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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