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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

更新时间:2018-11-06 01:29:22
作者: 林重庚  
详尽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他分析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不是国有部门私有化来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情况,等等。我以世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身份参会,明显觉察到,除了已取得成功的中国农村改革外,苏东及西欧专家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明显有所质疑。他们认定中国改革会日渐消退,最后将如苏东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东经济学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逐渐成为主流的一种思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甚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位置。众所周知,在随后20年里,苏东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的路径,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这一点有目共睹。

  

三、世行报告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

  

   除了学习苏东改革思想,中国还从世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中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经济考察是因为中国向世行申请贷款,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要求而进行。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觉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5月,中国恢复世行席位。同年7月,世行派高级代表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代表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工作小组,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世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30人考察团,按行业分组,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和交通组。考察时间是1980年10月至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

   由于几十年的对外封闭,外国专家到中国各地考察经济情况的安排让负责接待的官员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心里没底,不知道考察团到底需要什么信息和数据,因为这可能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他们还担心考察团“另有目的”。我心里很明白,尽管中央领导已决定跟世行全面合作并开展这次经济考察,但配合我们具体工作的官员仍旧顾虑重重。

   为增强这些官员对世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跟我们并肩工作,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收集到的信息和数据,双方各持一份,报告的每一稿也都请他们过目。同时,我们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并加入报告中。这一模式显然很成功,在随后几十年里,世行延续了这种做法,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有类似的工作组。

   与世行首次考察团一起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包括财政部的星光、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人与考察团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一位主要的中方人员来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世行的这份考察报告,在“概要和结论”部分就考察目的写道:“近年来,中国境内境外都在争论两个相关的问题:自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为中国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同时,非政府因素、政府制定的政策以及政府自身的经济管理体制都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份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将初步尝试讨论这些问题,同时探讨这些问题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力。”1981年3月,考察报告初稿递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报告包括主报告和多个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等多个行业。6月,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正式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根据这份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软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行软贷款的条件。报告满足了世行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行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年5月2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别接见由克劳森行长率领的世行访华团,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想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1980年至2000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赵紫阳说,他看了世行第一次中国经济考察报告,很有意思,很有用。他们请世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可行性研究。

   遵照中国领导人的提议,世行第二次经济考察于1984年正式启动。由经济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花了九周时间进行考察,地点方面同样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1985年2月,带有六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经济结构及交通)的主报告草稿被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3月,我和伍德作为报告主笔人再访北京,与中方工作小组深入讨论报告草稿,受到中央和财政部领导接见。

   1985年5月,题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报告尝试根据多部门模型预测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对未来经济快速增长及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报告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尤其强调指出:以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两方面为基础的途径,与主要依靠快速工业化为基础的途径相比,增长速度虽然相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达到更好的平衡。报告还详尽分析了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分布、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就业及社会等问题,包括收入差异、社会保障、住房以及社会服务等问题。

   上述两份报告除了满足世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外,也破天荒地创造了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透彻分析中国经济情况的先例。这标志着中国在经济思想对外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有了突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一,两份考察报告证明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科学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报告中的分析均基于合乎逻辑的理论、统计数据及国际经验教训,目的不是限定或改变中国的发展目标——例如关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当时国内外许多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是单纯地对如何更快、更有效地用较低代价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提出建议。

   其二,与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在华讲学及出版论著相比,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赵人伟后来告诉我,当年他把世行第一份经济考察报告念给躺在病榻上的孙冶方听,除了在西部特困地区人口移民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看法外,孙冶方完全同意世行专家的意见。1985年考察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则对中国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发挥了作用。

  

四、“巴山轮会议”引介宏观调控国际经验


   到80年代中期,通过自身的改革经验和对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了解,中国领导人及矢志改革的经济工作者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必须突破苏东框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前进。众所周知,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这一说法被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思想已经清晰地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轮廓。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就突显了这一特点。

   此次会议的召开源于中国领导人的建议。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的廖季立约我见面。他说,体改委领导建议世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3)关于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我们商定,与会国际专家需要有以上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则应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要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随后几个月里,我、廖季立和体改委指定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洪虎多次见面,讨论会议如何满足领导的这些要求。

   1985年8月底,外国专家应邀抵达北京。8月31日,中央领导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方专家。随后,与会人员飞往重庆,并于9月2日在那里登上一艘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这艘游轮上召开了,俗称“巴山轮会议”。9月9日,会议结束,游轮在武汉靠岸。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会场,是为了保证与会人员一周内不受日常工作的干扰,专心开会,也是为了让与会的知名外国专家不用离开会场就能欣赏中国最美丽的风景之一——三峡。受邀外国专家还被允许偕夫人同行。会议期间,游轮经常靠岸,夫人们可以上岸游览长江沿岸的小镇和景点,会议则照常进行。其间仅休会半天,全体与会人员下船,游览了“小三峡”。

   在游轮上开会,最大的限制是空间太小,只能容纳有限人数。中方参会人数因此受到严格控制。最初的中方参会人员名单只有高级领导和一些长者,经一再磋商,我们议定,与会中方人员应代表不同年龄段,遂特意预留了几个40岁以下的青年参会名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在随后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几位青年与会者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这样,中方与会人员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老年与会人员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童大林等;中年与会人员包括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等;青年与会人员包括郭树清、楼继伟等。

   在与会外国专家的选择上,除了日本的小林实是中方直接邀请的以外,其他专家均严格按照中方领导提出的三个题目,有针对性地邀请:

   关于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有三位专家: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几年前因论证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及物价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论述稳定和增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一书的作者;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经济政策领域知名学者,曾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英国政府经济顾问、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德国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多年担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该行是发达国家中最独立的中央银行。

关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分别在英国和德国负责放开价格管制及市场复兴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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