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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益:1949年前的民族形成问题讨论

更新时间:2018-11-01 20:06:50
作者: 贾益  

   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的介绍,除了吴清友之外,基本上都是来自斯大林的解释者勃罗伊多。在勃罗伊多的解释中,除了强调民族的四大特征,以及民族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关联外,同时说明人们共同体从氏族、“种族”(部落?)到民族的接续发展。此一观点,经由日语翻译传入,在中国传播开来。[11]其中,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现代性”的阐释,在当时是非常新异的观点,[12]萨孟武称:

   读者听了这几句话,一定要怀疑起来,以为中国人民自古已形成为一个民族,换句话说,自黄帝入主中华以来,即有中华民族。中华建国已经有四千余年了,在四千年后的今日,尚复讨论中国人民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这不是同痴人说梦一样么?[31](p.11)

   将之形容为“痴人说梦”,可见这种观点所造成的冲击和困扰。[13]

   对于此种冲击,在李达和郭真的书中,并无多少回应。[14]不过,新生命派的几位作者,却相当重视,并根据新的理论对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萨孟武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言语、宗教、风俗习惯,各地皆不一样,“这样杂驳的人民,而可称为已经形成为民族,谁又能信”。但又如何解释存在中国民族“自古即已形成为一个民族”这种现象呢?萨孟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原来民族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期内,一个民族对于别的民族,虽可说是一个民族,而对于自己却不算得一个民族。”其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无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的产生,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发达,结合全国人民为一体,使其发生邻保的感情”。所以,所谓“自古”形成的中国民族,只是对外而言,而非对内而言。[31](pp.12-13)显而易见,萨孟武的观点中,所谓民族发展的第一期、第二期,到底何指,是较为模糊的。在这方面,陶希圣结合中国历史所构建的理论显得更为精致。

   陶希圣对民族和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看起来与萨孟武等无甚差别。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仍然依斯大林四个特征来定义民族:“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在民族的形成一节中,他同样强调,民族是历史的现象,并且受“历史的法则支配”,“从社会史上观察,民族和种族及氏族是连续的现象。人类先有氏族,次有种族,后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达过程上,民族是与资本主义共同发生发达的现象。资本主义孕育于后期封建国家,所以在后期封建国家,已逐渐形成民族。”[38](p.148)但细察上述文字,却有其自身的逻辑: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而形成的共同体,这一定的过程,便是“氏族”、“种族”、“民族”的相续;而其相续如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一样,前一阶段已经孕育了后一阶段的特征;对于民族孕育于封建国家这一观点,则借鉴鲍威尔(Bowell)和科诺(Cunow)等人对德意志民族形成的分析,引入了不同阶级在民族意识中作用的差异这一观点。[38](pp.149-150)

   在这一理论逻辑基础上,陶希圣专辟一节,名为“中国的氏族和种族及民族”,以阐明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他引用康生等人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很早,至迟在夏代即已经开始,所以,春秋以前,“种族”的意识虽受“宗族”意识沾染,但“诸夏”与“夷狄”之分在贵族阶级仪式中明显存在。“春秋以后,夷戎的秦赵和楚吴等种族的贵族统治阶级渐与‘诸夏’的贵族阶级开始融和,在战国末期,新兴士大夫阶级在融和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共同和生活的共同,因此发生了薄弱的民族统一思想和运动。”[38](pp.155-173)

   所以其结论是:“中国各地之诸种族,自战国时代,虽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心而开始融合,但是,民族融合的程度,终竟以经济发达的程度为衡。中国的商品生产没有发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所以中国的种族也没有发达成单一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形成过程,即依士大夫融合的民族,及依农民运动而支持的民族,“但是我们当知,依士大夫阶级而融合的民族,及依农民运动而支持的民族,都不是健全的民族。简短的说中国的民族还没有健全成立。”士大夫阶层“虽有共同的神话宗教,共同的文字典籍,共同的礼仪习惯,以及一样的生活方法。”但是他们的经济建立在封建性地租基础上的,所以“富于地方种族思 想及封建思想”。商业资本“要求市场之统一及安定,是民族所由成立的基本力量”。士大夫阶层却多不经营,“所以士大夫阶级虽为中国种族融合的中心,却不能组织中国民众成为对外的有力的民族”。农民阶级附着于土地,各地差异很大,“经济生活没有共同性”,所以中国的农民,“对外是一个民族,对内还没有组织成一个民族”。[39](pp.5, 10, 11)

   可以说,从民族按一定过程融合而成的逻辑引申开来,陶希圣成功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族虽很久以前就开始形成,但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却始终未成一个“健全的民族”。对于希望结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唯物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的“新生命派”诸人而言,这一理论巧妙地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找到了“历史唯物论”的依据,也将孙中山“合一炉而冶之”的三民主义民族观理论化为国民党负有将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个“健全的民族”的责任。当然,在历史的发展中,陶希圣等人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并未成为“正统”。

   到此为止,经由勃罗伊多解释的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通过日语翻译传到中国以后,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尝试利用其来解释中国民族现象,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服务,甚至发明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且这一观点以其鲜明的特征,也即“氏族”、“种族”、“民族”的相续进化观,很长时期内,犹如草蛇灰线,于中国思想界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民族形成问题

  

   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末勃罗伊多所解释和引申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这一事实,也显示出在1929年《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发表之前,斯大林的观点并没有成为“惟一正确的”民族理论。[15]直到1933年发生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才隐隐看出对斯大林理论正统性的维护。

   在以“民族自决”为号召反对日本侵略的政治性期刊《自决》上,庚君发表了《民族自决论》一文,将民族的发展按社会形态做了新的区分,认为:“人类是集团的动物,为了生存与繁衍,在最初一步过着‘人’的生活的时候,便开始向自然行着剧烈的斗争。随着生存手段的日益进步,人口逐渐增加,自然界的猎取范围缩小,于是除了向自然界行着斗争以外,又发生了人与人间的斗争,于是人类就分为许多以血统关系而缔结的相互斗争的集团,这便是最初形态的民族组织。”到了农业经济时代,家族为基础的民族形态崩溃,变为“更大的的种族及集团组织”;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是“民族的统一运动”,以及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设。[41](p.26)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之影响,只不过,作者将氏族换成了“最初形态的民族组织”,经此一换,民族的产生便提前到了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的共同体形态的演化,也变成了民族运动形式的演化。刘梦飞[16]对此批判说,庚君并没有认识到“民族不但是历史的范畴,而且是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即是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范畴”,假如按庚君的说法,“则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就会有民族运动了,这样无稽的事实,我想庚君自己也是不敢承认的吧”。[43](p.1)

   即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统区,对民族形成的解释仍然有是多元化的。尤其在涉及用斯大林理论解释中国民族形成问题时,为说明中国民族历史连续性,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例如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曾仲谋就批评王桐龄等人的民族史说:

   氏族并不是种族,其存在也,是有其历史的界限的。种族又并不是民族,其存在也,又是有其历史的界限的。然而,王先生匪特将种族与民族混同,他之所谓清朝以前的中国各种族,就是中国民族,这不是很好的证明么?并且,他又将氏族与民族混同,他以为游牧氏族或农业氏族就是民族,这又不是很好的证明么?……一切之存在都有其历史性的。中华民族当然也是如此。然而王先生竟抹杀了这一点——中国民族之存在底历史性。[44](p.18)

   又说:

   汉族与其以外的各族,大家都是种族,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要素,何以看得彼此有若云泥之差!从进化上来说,汉族的确比较它的以外的各种族为先进,但这只能在种族的意味范围来说,否则最没有意义不过的。种族不是民族。种族斗争也不是民族斗争。这两者之存在,都有其历史性的。从种族斗争这个立场去研究民族,其格格之不入,真好比牛头不对马嘴。[44](p.12)

   显然,他试图将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用于中国民族史系统的构建。但曾仲谋此篇意在批评之前民族史观念,对他自己如何根据新的理念建构中国民族史,并未详细说明。[17]

   另一种尝试是前述较早从俄文翻译苏联民族政策文献和斯大林民族理论著作的吴清友作出的,他说:

   我们应当明白,中国在没有消灭封建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多民族的国家,它在历史过程中往往由一个较为发展的民族,来领导其它比较不大发展的民族。这些民族起初在政治上,以后在经济上隶属于统治的民族。中国的国家,是所谓亚细亚的专制制度,它是在形成民族与消灭封建散漫性的过程与形成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不相适应的条件下创立起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是在“较为发展的”汉族农奴主和商人军事·封建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把中国领土内“不大发展”的非汉族隶属于自己,比创立近代国家的过程还要快些。这种封建式的国家,是由几个还没有蜕化为民族,可是已经集合于一个国家周围的诸“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大部分已与统治的汉族同化,一小部分直到现在,在中国的疆界内还保留其自有的民族生存。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实际上,是多民族的国家,占着统治地位的汉族,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在政治上奴化过和在经济上剥削过境内的非汉族。[45](pp.157-158)

   吴清友这一段关于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论述,是从斯大林关于东欧国家民族运动的论述引申出来的,但由于结合了“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相关论述,使得其论点可以用于说明远远早于西欧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同样在1936年,《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什么叫民族”这个问题时,以西欧近代民族统一运动引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之后,有这么一句“可是,民族的发生并不是始于近代。远在古代氏族社会崩坏的时候,民族就发生了”,紧接着又说到,“然而像上面所说,真正的统一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46](p.14)这些论述提示我们,在作者的观念中,可能“民族的发生”不始于现代这一观点,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实际上,李达在30年代末,在其《社会学大纲》一书中,便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

氏族与氏族的联合,其初级是宗族(有的氏族组织缺乏这一级)……氏族组织的更高的一级,是种族。种族由多数宗族或直接由氏族组成。……种族有一定的土地,有共通的语言,有特殊的宗教仪式……氏族组织的最高一级,是种族联合。种族联合,由各个血统相接近的多数种族组合而成。……这样的种族联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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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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