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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男 周文星: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更新时间:2018-10-28 23:30:51
作者: 王伟男   周文星  
消极因素持续增多。曾经的积极因素或者以积极面为主的因素,开始转变为消极因素或者以消极面为主的因素,如经贸、气候、朝核等议题;或者其积极作用大幅下降甚至消失,如反恐、防扩散等议题。原有的消极因素或者以消极面为主的因素,其负面影响持续增强,如南海、台湾等议题。中美关系中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转变,表面来看是起因于特朗普政府对这些议题上利益认知的转变,根本原因却是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整体认知的转变,是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反思”的结果。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将在持续紧张与频繁动荡的轨道上运行,振荡的幅度也可能加大,对亚太区域和全球局势的负面影响也将增加。而台湾问题作为美国牵制中国的传统战略工具,也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特朗普时代的台湾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无论从是逻辑还是从事实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一直都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个定位是中方从自身立场出发,对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总结。“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观点脱胎于本世纪初“台湾经济被边缘化”的观点, 其历史背景是当时美国以全球反恐为最高战略,当时的中美关系以合作为主轴。故此,当时的陈水扁当局被美方称为“麻烦制造者”,中美在管控“台独”这个具体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还有那样的高度共识吗?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来看,这种共识毫无存在的迹象。

   截止2018年8月底,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已有过两次会面和十余次通话。在这些会面和通话里,台湾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除了在2017年2月10的通话中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外,在其他会面和通话后的官方新闻稿里,对于双方“是否谈到台湾问题”都很难看出一致性。例如,美国白宫于2017年11月11日发布介绍特朗普访华成果的新闻稿,其中既未提到“一中政策”,也未提到台湾问题。但中方在官方报道中提到,中方向美方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随后即有台湾媒体做出“不只边缘化,台湾问题在习川会上只剩一句话”的评论, 部分学者也赞同此观点。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双方在“是否谈到台湾问题”这个基本事实的表述上都不一致,那就可能说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以至于对会谈情况的通报只能“各说各话”。

   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久,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就密集出招。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第1259条专门提及美台关系,主要包括:强化美台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对台军售;支持扩大台湾人员在美受训或与美军共同受训的交流计划;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相关军演;执行美台资深军官与资深官员互相交流计划;美国政府应考虑美台军舰重新相互停靠的适当性与可行性,等。 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2018年1月24日和3月1日通过《与台湾交往法》(Taiwan Travel Act),特朗普总统也在3月16日签署通过。该法案要求“美国的政策应该允许各级官员到台湾旅行,会见台湾对口官员,并允许台湾高级官员‘在受尊重的条件下’进入美国会见美国官员,同时鼓励台湾经济和文化代表在美国开展工作”。 虽然该法案对美国行政部门没有强制力,但它实际上等于给了行政部门一个便宜行事的授权,使得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新的麻烦时多了一项选择。

   2018年4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潜舰国造”的行销许可证,允许美国军工厂商透过商业管道与台湾官方洽谈潜艇技术,美国军工厂商因此可以直接与台湾“国防”单位和厂商接触。这是台湾当局期待多年的目标。而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于5月10日首次在台湾召开,也得益于美国国务院的上述解禁行为。 此外,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Alex Wong)3月20日访问台湾,公开申明台湾对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重要性。6月12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举行新址落成仪式,美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罗伊斯(Marie Royce)代表美方出席并致辞,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 8月13日经特朗普总统签署成法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提出,“美国要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并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军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强烈支持台湾获得防御性武器;及时评估和回应台湾的采购需求,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美防长应当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包括适当参与台湾军演,如年度汉光演习,以及让台湾适当参与美国军演等,并根据《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层国防官员和一般官员交流等;美台应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合作;支持美国海军医疗船只访台”。

   美国国内在涉台议题上的整体氛围也不容乐观。近年来,美国战略界有一种“对台亏欠论”的声音,意思是说美国没有对台湾提供足够的政治和外交支持,导致台湾的处境在中国大陆的“压迫”下“日益艰难”。因此,美国国内要求“反思”一中政策、特别是在一中政策框架下向台湾方面更多倾斜的声音非常普遍。也就是说,特朗普有可能在这种声音的鼓动下拿台湾问题要挟中国:要么美国将改变现行政策,朝不利于中方的方向调整;要么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以换取美国维持现行政策。 而前述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密集出招,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反思”声音的政策回应。我们从上述动向还可以看出,安全与战略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台湾的讨论,也被置于印太区域战略的“军事与安全”条目下。这再次印证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本质属性,即两个大国围绕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而展开的较量。“大国关系的最核心部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也只能是军事或安全战略关系,中美之间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得出“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结论?

  

台湾问题不可能被边缘化

  

   纵观学界关于台湾或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讨论,其实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被混淆在一起。一个是“台湾被边缘化”,另一个是“台湾问题被边缘化”。“台湾被边缘化”主要是个地缘经济的概念,它更多地以台湾的经济困境为背景,意味着台湾在亚太经济版图和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下降。在大陆经济不断壮大、台湾经济持续疲软的大背景下,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被边缘化是有可能的。而“台湾问题被边缘化”是一个涉及到国际政治的地缘战略概念,其是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中美关系(未来或许还有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势,与台湾经济产出的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少关系不大。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太平岛都是基本没有任何经济产出的弹丸之地,但它们在东亚海洋战略博弈中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台湾在东亚海域所处的枢纽位置、中国与美日之间长期的战略博弈、台湾当局对美日的战略依赖关系,都决定了台湾问题不可能被边缘化。

   那么,为何近年来总有“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讨论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台湾被边缘化”和“台湾问题被边缘化”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淆外,还有就是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两个概念也经常被混淆。“重要性”体现的是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全局的最大可能程度,由于它“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紧迫性”体现的是台湾问题的实时状况是否需要尽快处理或应对。这两个概念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当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较高时,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就容易凸显出来。当紧迫性不高时,其重要性就容易被“埋没”,但“埋没”不等于消除。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正如心脏之于一个正常的人:当这颗心脏健康完好时,其重要性就容易被忽视,身体其他器官的疾病更容易得到关注。但当发生心血管堵塞等严重心脏疾病时,其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可能被边缘化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等国内法为依据,保留对台湾问题随时进行战略干预的“权力”。对台“六项保证”、包含涉台条款的多个年度《国防授权法》、2018年3月生效的《与台湾交往法》、以及未来还可能出现的其他涉台法案,都是美国对台干预“工具箱”的组成部分,都为台湾地区的分裂势力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凭籍。这只会鼓励执政的民进党继续坚持“台独”党纲、继续排斥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甚至也可能诱使岛内其他政党朝分离主义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两岸政治对立的本质仍然是统一与拒统、分裂与反分裂之间的零和博弈。在中美战略竞争和两岸政治对立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台湾问题只可能是美国在需要时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利器。这些都意味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可能被边缘化。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延续着2010年以来积极因素持续减少、消极因素持续增加的发展轨迹, 两国在经贸、朝核、南海等重大议题的博弈同时展开,实际上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博弈。美方为了在这种综合博弈中取得优势,完全有可能在台湾问题做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事实上,美方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密集出招,已经表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无意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而有更大的冲动把台湾问题作为与中国进行综合博弈的战略工具,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议程中的紧迫性日益上升。因此,如果未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更出格的举动——比如提高美台官方互动的层级和“透明度”,或者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有更张扬的合作——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尽管这将引发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大幅振荡。

   笔者认为,如果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大局中真的被边缘化了,可能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美国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干预,特别是冻结、甚至废除相关涉台法案。这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极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是中方强烈期待的愿景。但在中美大国博弈持续升温、美方不仅无意放弃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干预,反而在为进一步干预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的背景下,任何对美国放弃干预的期待,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另一种情景是中国大陆把“两岸和平”与“中美友好”视为比“国家统一”更重要的战略目标,对“台独”势力和美国干预愿意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笔者相信,这不大可能成为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的战略选项。

  

结语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作为中方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定位的经典表述,绝非应景式外交辞令,而是中方从自身立场出发,对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总结,特朗普的上台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规律。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难以令人乐观,甚至有持续恶化的趋势。从本质上说,这种发展态势并不是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产生的,更多地是一种历史趋势,是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中结构性矛盾逐步积累的结果。不管美国总统是不是特朗普,这些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只是爆发的时间和方式会有所不同而已。在台湾,自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陷入停滞。蔡英文当局不但不承认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还在教育、文化、社会等领域一波接一波地搞“去中国化”。如此下去,随着“台独”能量的持续积累,未来两岸关系再次出现剧烈动荡将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时趋向恶化,就很容易激发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冲动,届时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将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其重要性也将再次凸显,“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论调也将再次被证伪。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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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军事科学》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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